“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的必经阶段
王玉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个过程，它经历了“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是全民族的抗战，而
“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具体策略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①，就是动员和组织全民族的力量，同侵略者作战，以赢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因此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也是战略总目标。这个口号提出之后，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如何才能将全民族的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实行全民族对日作战的问题。
华北事变前，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面前，一味退让，对内不遗余力地“围剿”红军、镇压人民抗日运动，已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阻力和绊脚石。因此，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②。当时一直是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相提并论，基本口号是“抗日反蒋”。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此时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的瓦窑堡会议又将其正式确定为策略路线。尽管这条路线在提法上仍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③，但是它与“左”倾关门主义还是有区别的。这时已认识到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面前，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有抗日的可能；并且还预见到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激化，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④。因此，中国共产党这时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了与下层的联合，也包括了对上层的统战工作。在上层统战工作中，不仅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而且也包括了统治阶级内部那些有可能转变的一部分人。在这里，中共中央强调了与统治阶级内一部分人联合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态度的转变，“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暗斗以至明争”。这一点毛泽东在1936年1月讲得更为明确。他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坦白，倘蒋能够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⑤
那么，华北事变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当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并没有彻底转变。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仍然抱有妥协的幻想，先后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仍然没有停止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围剿”。1925年9月，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仍然在继续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于1936年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怎能与蒋介石联合共同抗日呢?历史又怎能直接进到“联蒋抗日”阶段呢?因此，在蒋介石态度没有彻底转变之前，在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之前，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的策略方针，只能是“逼蒋抗日”。
所以说，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总目标；而“反蒋”、“逼蒋”和“联蒋”，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视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情况，对蒋采取的具体策略。这具体策略方针的变化，都是为了有利于实现战略总目标。因此，承认“逼蒋抗日”阶段的存在，并不会发生把“党的战略目标与具体策略手段等同起来”的问题。相反，恰好说明中国共产党对蒋具体策略的演变，是服从于战略总目标的；也才能如实地反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全部变化过程。
提出“联蒋抗日”方针，并不等于说
历史已进入了“联蒋抗日”阶段
在“逼蒋抗日”口号提出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明确提出“联蒋抗日”方针，这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书信中是屡见不鲜的。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第一次公开地把国民党包括在统一战线里面，声明中国共产党“欢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派的中央与地方组织，能接受我们的提议，互派代表同我们与我们的地方组织共同协商具体进行办法，……以创立中央的与地方的抗日的人民阵线”⑦。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蹉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⑧。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中，进一步明确了以南京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⑨。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多次提出，并且愈来愈明确地提出“联蒋”的问题。这说明已把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抗战，看成是自己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已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能争取国民党蒋介石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来，无疑会“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这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⑩。另外，“联蒋”问题的提出，也是建立于蒋介石态度有所转变的基础上的。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尽管还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妥协的幻想，但随美、英同日本矛盾的激化，同时他也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统治，对日本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的演说中表示，日本如果无止境地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1936年初，国民党政府在对日谈判中，或是有意拖延，或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反要求。1936年7月10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还比较明确地表示：“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11)，拒绝承认伪满洲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还从1935年冬天开始，积极寻找渠道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双方就有关国共合作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正因为蒋介石的政策已开始了若干的转变，联蒋抗日有了现实的可能性，所以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联蒋抗日”的策略方针。1936年8月26日，毛泽东在给潘汉年的指示中还强调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12)。
我认为，中共中央、毛泽东在这时提出或强调的“联蒋抗日”政策，是指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最终目的，指中国共产党对蒋策略的总目标。中共中央、毛泽东所以多次重申这一策略方针，目的在于提醒全党在具体的工作中，在当前斗争中，不要忘记总路线和总政策，不要忘记统战工作的最终目的。而不是说已进入了“联蒋抗日”的历史阶段。在蒋介石没有彻底转变其政策之前，不可能同他联合，而只能通过各种努力推动和促进蒋介石尽快转变。一句话，只能是“逼蒋”。
“逼蒋抗日”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蒋的具体策略方针，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最近目标。如果不是这样理解的话，怎么解释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发表呢?诚然，“‘逼蒋’的出发点和目的仍在于‘联蒋’”，但是《指示》的发表，绝不仅仅是为了说明“逼蒋”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在“联蒋抗日”实现之前，党的统战工作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强调了当前的主要任务。这是因为如果仅仅记住了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忘记了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就会降低以致放松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就不能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是说不经过当前的努力工作和斗争，不经过“逼蒋”阶段，就不能进到“联蒋”阶段，就不能实现全民族抗战。这就好似“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13)。为此，《指示》要求要继续揭破国民党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要“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并且认为“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14)(这里是指“逼蒋抗日”方针，并非指“联蒋抗日”方针)。9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也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们“绝对不应放松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的抗日倾向日渐发展，扩大抗日分子的影响，克服其本身的动摇，战胜亲日派，而走向抗日救国的大道”(15)。反之，则不会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政策上的彻底转变，不会形成国共两党的联合，不会实现全民族的抗战。
中国共产党为“逼蒋抗日”积极努力，做了
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第一，以民族利益为重，作出主动让步，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表明了联蒋抗日的诚意，逼迫蒋介石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如前所述，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上日益明确“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16)，还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如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口号，进一步扩大了政权的阶级范围；变反对富农政策为中立富农，明确规定“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等全部没收”(17)，除此之外均不在没收之列，在军事上“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迅速进行抗日战争”(18)，抗日先锋军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回师。1936年10月15日，毛泽东还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红军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单方面停战。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的同时，也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的方针、红军改变名称、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四项保证。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和决心。
第二，积极支持民主进步人士的爱国主张和活动，并热切希望他们运用其影响，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为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写信给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他们的抗日救国言行则深表敬意，予以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诚意，取得他们的谅解和支持。他们先后发表文章、谈话或致信中国共产党，拥护团结抗日主张，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还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了救国会等进步团体，领导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变成了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对国民党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和行动压力。
第三，努力争取地方实力派，实现局部的停战与联合，釜底抽薪，使国民党政府的内战“剿共”方针无法实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妥协，由“剿共”转变为联共。
我们知道，蒋介石在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时，常常是让非嫡系的杂牌军打头阵。这些杂牌军和蒋介石之间是有矛盾和分歧的。因此中共中央、毛泽东特别重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团结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曾多次以信件或公开发表谈话等方式，表示愿意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还分别派出许多重要干部去做具体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还亲自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促成了西北地区局部和平的实现及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蒋介石在西北的“剿共”战争无法继续进行。为此，蒋介石亲临西安，催逼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放弃“剿共”方针无效的情况下，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
第四，直接向国民党进言，陈述利害，指明出路，促其转变。
从1935年冬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先后派周小舟、潘汉年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劝导南京政府“翻然改悔”，停止内战，不要“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19)。8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书中，再次正告他们，如果“还要继续内战，不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不仅“祸患之来，不堪设想，就是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以挽回”(20)。9月22日周恩来亲自致函蒋介石，向他明确指出：只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才是出路(21)。10月26日和12月1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再三请他“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希望他“能及时改过”，作“救国救民之豪杰”，而不要“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22)。中国共产党和中央领导人多次书信对于利害关系的分析，加上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内要求联共抗日呼声的强烈，逼迫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今后的去向，在内战还是抗战，反共还是联共的问题上尽快作出抉择。历史的事实是，通过“逼蒋”斗争，促使蒋介石作出了顺应历史时代要求的抉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综上所述，“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必经阶段。如果没有“逼蒋”的斗争，就不会有“联蒋”的实现。“联蒋”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对蒋策略的总目标，“逼蒋抗日”则是中国共产党在“联蒋”实现之前，具体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为了逼蒋抗日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所以“逼蒋抗日”阶段的存在是历史事实，我们只有承认它，才能够客观地历史地反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全过程，才能够全面地准确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的本质和重点，才能够深刻地理解“逼蒋抗日”方针提出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之努力的重大意义。
①《六大以来》(上)第230页。
②《六大以来》(上)第153页。
③《六大以来》(上)第737页。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4页。
⑤1936年1月29日《救国时报》。
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4—235页。
⑦《六大以来》(上)第761页。
⑧⑨《六大以来》(上)第762、777页。
⑩《六大以来》(上)第779—780页。
(1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417页。
(12)《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第3页。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54页。
(14)《六大以来》(上)第778页。
(15)《六大以来》(上)第780页。
(16)(17)《六大以来》(上)第777页、771页。
(18)《六大以来》(上)第762页。
(19)(20)《六大以来》(上)第762、773页。
(2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3页。
(22)《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8——89页。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