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处置蒋介石政策变化过程述评
李良志
西安事变发生后，有一个要不要争取和平前途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具体处置蒋介石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虽有密切的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阅读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件，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共中央积极采取措施，竭力争取事变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又要求给蒋介石以应得的严厉制裁。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所持的这一方针，一直到12月17日。其过程如下：
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讨论西安事变的紧急会议上决定，必须推动人民团体向全国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罪行，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指示北方局立即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审判。同时，又发给张学良电报，提出必须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
12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报道西安事变消息时，明确提出，全国人民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同日，保安召开活动分子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会上提出，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欠人民的血债高于山积，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要求把蒋介石押到保安，由全省人民公审。
同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张学良，嘱其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
12月14日，西安各界集会，主要单位有共产党领导的西北民先队、西北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申伯纯在会上列举蒋介石的十大罪状，强烈要求将蒋介石交给人民审判。
12月15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人致电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并交国人裁判。
12月16日，《红色中华》发表《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社论，历数蒋介石叛变后的种种罪恶，声讨他“虽百死也不足赎其罪于万一”，要求将他交给人民公审，交给人民裁判。
12月17日，周恩来致电中央，指出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果南京进军，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周恩来初抵西安的此电报，反映出中共中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正在转变之中，“保蒋安全”的新提法即是证明。
12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则是崭新的立场。电报说，只要国民党承诺下列几点：1、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2、调回讨伐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4、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5、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则“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①从这个电报开始，不论党内党外文件，均放弃了要严惩蒋介石的词句和要求。
从上述并不完全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其认识、方针确实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罢蒋、审蒋到保蒋安全和放蒋的过程。这个过程说明，事变发生后，中共对蒋介石的政策是有动摇的，即由1936年8月开始的逼蒋抗日，一度回到过去的反蒋抗日政策去了。对此，刘少奇曾有过批评，他在1937年3月4日《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广大群众对我们的误解。”②刘少奇在这里所批评的“动摇”，即是对蒋政策的动摇。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阐述上述对蒋政策的过程，仅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文、电作为依据。我们没有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有关议论作为依据，也没有以某些重要领导人的回忆作为依据，更没有以张国焘坚决要求杀蒋的言行作为依据③。虽然张国焘当时以政治局委员的重要身份参加中央紧急会议和决策，但他在历史上不“左”就右，是一贯的老机会主义，他的主张不反映中央的政策。因此，上述过程是不容怀疑的。
上述中共中央对蒋政策变化的过程，同时澄清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情节。其实，张学良从无杀蒋的想法。1936年4月的延安会谈，是他向周恩来提出“拥蒋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之时，他斩钉截铁地命令部下，要确保蒋介石的安全；12月12日，他致电宋美龄：“学良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④张学良的如此昭炳立场，杀蒋何从谈起?!
如何处置蒋介石，当然密切地关系到西安事变到底能不能和平解决，这—点，中共中央绝不会未考虑到。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如果真的杀了蒋介石，或扣着他作人质，和平解决事变的希望就比较渺茫，一时的内战难以避免；至少，获得国内和平的道路会曲折得多。那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当时会作出严惩蒋介石的决策呢?如果我们单纯从感情上去理解，或从除掉一个历史仇敌的重要性去理解，或从蒋介石欠债累累、本性难移去理解，那都未免太简单了。实际上，当时其他许多主客观因素，是中共中央作出上述决断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这些因素是：
一、当时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力量是强大的，其地理位置是有利的。当时的东北军有5个军，约13万人，且“军械精良”⑤；西北军约3万人；红军约5万人；三军已组成抗日联军，决定协同作战。联军在地理上，背靠蒙古，西接新疆，有苏联为后盾，非孤立无援之师。这支高举抗日大旗的民族革命大军，内部团结，政治上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绝非南京可轻易压倒的。
二、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严惩蒋介石，必将获得地方实力派的极大支持。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不仅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采取血腥屠杀政策；对其他政敌和地方势力，也予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他们中有不少被蒋介石吞并、瓦解。有的则被逼得退守老巢。当时，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西北的盛世才，华北的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西南的刘湘、刘文辉、龙云，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消灭异己的政策，无不痛恨之极。西安事变前后，不管是张、杨，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对上述地方势力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其中的阎锡山，还同张学良有君子协定。1936年10月，他劝张学良：“汉卿，光劝不行啊!我们自己要想另外的办法。”有鉴于此，西安事变后，不论是中共还是张、杨，都以为事变必将得到各地方实力派的坚决支持；严惩蒋介石，也必定是他们求之不得之事。反蒋势力的大联合，则将迫使南京不敢贸然发动大规模内战。
三、蒋介石的反动面目逐渐为全国人民所认识。如果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时，还可以用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不要祖国”等诽谤欺骗一些天真的人们；那么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内镇压、对外投降、东北沦陷、华北又被日本控制的事实，已把他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不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呼吁“以对外的‘镇静’功夫来对内……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改弦更张⑥；就连国民党老右派胡汉民，也喊出了“与其挂日旗，不如挂红旗”的口号⑦。中共中央判断，在这种情况下，除掉了蒋介石，广大人民必举双手赞成。
四、南京当局也未必会追随蒋介石到底。当时，对南京当局，可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元老派和以宋子文、孔祥熙、孙科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以及以冯玉祥为代表的抗日派。如果我们在外交上又能争取英美的谅解和苏联的坚决支持，严惩了蒋介石，未必就天下大乱，不可收拾。
以上情况，我以为是当时中共中央严惩蒋介石政策建立的基础。
但是，中共中央上述严惩蒋介石的方针，不到一个星期，即毅然被放蒋的新方针所代替。这一迅速转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首先，出乎意料，西安事变并未得到各地方实力派的积极响应和强有力的支持。他们不但没有同蒋介石进一步决裂，相反，要求放蒋，成为一致的呼声。
12月12日，曾遭蒋介石迫害的冯玉祥将军致电张学良，对事变感到“莫名骇异”，居然对蒋介石讲了不少美言，认为当时外侮日深，国家风雨飘摇，谋国内和衷共济，“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他要求“先释介公回京”，并愿亲来陕作人质。冯玉样还告诫张学良，勿受他人之“挑拨离间”⑧。12月16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议作出了“讨伐张学良”的决议。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有数电致阎锡山，称“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12月14日，阎锡山才复电，竟对事变“抱无限之悲痛”，“惊痛无似”，并提出四点警告：“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他嘱张、杨“善自图之”。阎锡山还将此电公开发表，以讨好南京⑨。12月17日，张学良派他的秘书李金洲去太原，要求阎锡山不食诺言，对响应事变有所作为。阎锡山对李金洲说，他的方针是“爱护国家，爱护领袖，爱护副司令，爱护东北军”。他还要求派赵戴文和徐永昌前往西安，亲见蒋介石，并要求蒋介石移到太原。张学良看透了阎锡山，对他包藏祸心的建议，坚决拒绝⑩。
12月16日，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通电全国，其中心内容是要求西安事变政治解决，一致对外，反对内战。桂系势力既未谴责张、杨，也未明确表示支持张、杨。但比较起来，李、白的通电不利于南京，对张、杨比较同情。
12月18日，同蒋介石有深刻矛盾的四川地方势力刘湘，致电国民党政府及各省军政当局；19日，又致电张学良，对蒋介石大加吹捧，颂蒋“劳苦功高，为全国所当然钦崇爱戴，在内忧外患交迫之时，尤为全国军民所必须之领袖”，声称“羁留介公”，无论在国际国内，造成的印象都是“过劣”，要求张学良“作亡羊补牢之计”，“立即恢复介公自由”(11)。
12月23日，宋哲元、韩复榘发表通电，对事变表示“惊痛无已”，颂扬蒋介石“艰苦缔造，始克完成统一”，声称要“保护领袖安全”，“不能有毫发之伤害”(12)。
傅作义与张学良有深交。绥远抗战时，张学良竭力声援。西安事变后，张、杨立即组织援绥联军，希望与傅打成一片，与傅有多次密电来往。但傅作义的态度是：抗日，拥蒋，放蒋，拥张。
盛世才没有对西安事变作公开表示，但由于当时他同苏联有最密切的关系，他是决不会支持张、杨的。
在当时的所有地方势力中，只有李济深在12月15日和18日发表的致国民政府和地方当局的两个电文中，公开表示对张、杨的理解和支持，严厉批评南京讨伐张、杨。他认为，“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者，屡陈不纳，迫以兵谏，绝不宜以叛逆目之”，批评南京重操“勇于对内，怯于对外”之故技，要求立即停止“讨伐”，“收回成命”(13)。
以上就是西安事变后各地方实力派的基本态度。虽然他们中有的人在背地里也对张、杨有若干不同表示，但基本的立场是支持南京。张、杨在事变后的如此处境，是中共中央当初所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其次，广大人民群众、爱国民主人士和救国团体对西安事变也不理解，而对国内形势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忧虑。
12月14日，北平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徐诵明、李蒸、李书华、陆志韦、李麟玉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同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否则，“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14)。
著名爱国学者、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杜重远，知悉西安事变后，立即致电冯玉祥和孔祥熙，要求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杜重远又在致杜月笙、黄炎培的信中，称西安事变为“变乱”，“凡属国人莫不痛心”。他说：“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他担心西班牙的内战在中国重演(15)。
当时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着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是全国抗日救亡团体的总领导机构，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12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一个紧急宣言，声称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不幸”，“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宣言悲愤陈词：“民族危亡之际，国内团结对敌，乃最大的利益和原则”，“谁要掀起内战，谁就是敌人的奸细，民族的罪人”，“一定为天下后世所唾弃”，要求张、杨“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16)。
广大人民群众对事变后的时局的忧虑，以及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普遍呼声，当然促使中国共产党三思而行。
再其次，从当时的国际联络工作来看，我们企图争取英、美、法等国对西安事变的“谅解”的努力，也毫无成效。
英国外相艾登12月18日在下院谈到西安事变时，说事变“实引为莫大之遗憾”(17)。《泰晤士报》则攻击张学良扣留蒋介石是出于“个人的野心”(18)。代表英国立场的端纳12月14日即飞西安，其全部活动即是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
美国既未公开谅解事变，也未表示不谅解。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12月14日宣称，美国“仍继续遵循其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19)。但实际上美国与英国持相同立场，事变后，英美大使积极与南京政府接触，赞同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
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正式的电报指示姗姗来迟，报刊上公开的谴责连篇累牍。他们对事变不但不公开支持，背地也不表支持。张学良为此焦急万分，多次询问中国共产党。12月17日，中共中央只好告诉他：“远方为应付外交，尚不敢公开赞助。”中国共产党与张、杨的失望心情是相同的。
西安事变之后，国际国内的上述动向，当然是中共中央所密切注视着的，必然要缜密思考，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权衡严惩蒋介石所带来的后果、得失。基于这一点，中共中央毅然从12月18日起放弃罢蒋、审蒋，也不扣蒋，而是坚定地执行了放蒋的新方针；对在历史上背叛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蒋介石的处置，只经过短暂的酝酿，即形成完全正确的政策。对蒋不记前仇，晓以民族大义，与之联合抗日，这恰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英明、伟大的。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第32页。
②《六大以来》(上)第808页。
③毛泽东1938年5月17日在陕北公学讲张国焘叛逃问题，曾形象地介绍张国焘在西安事变时半夜敲他的门，要求坚决杀掉蒋介石。
④《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33页。
⑤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⑥《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28日)。
⑦1936年7月30日《救国时报》。
⑧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62页。
⑨《国闻周报》第13卷第50期。
⑩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
(11)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12)1936年12月24日北平《世界日报》。
(13)1936年12月24日《桂林日报》。
(14)1936年12月15日北平《世界日报》。
(15)《黄炎培日记》第43册。
(16)《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80—182、212页。
(17)(18)(19)《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12、137、217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