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陈舜卿
西安事变前的国共关系与国共谈判
国共两党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近代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虽然政治信仰不同，但都有其历史地位和革命传统，两党的关系是中国政局的决定因素。
“中国的革命，自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①1924年，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于当时国共两党的纲领基本上相同，在1924年至1925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1926年至1927年进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基本上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40年还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两三年内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果。1927年上半年，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生气蓬勃的大革命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②。
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国民党内部带来了不断分裂；更重要的，是日帝获得良机，加快了推行其“大陆政策”的步伐。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这时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显然应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使日本侵略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席卷了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和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要求，先后发表宣言、决议，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提出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游击队，开展敌后斗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沉重打击。东北三省的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也违反国民党政府意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开展了英勇的游击战争。1932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鼎等人，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奋勇抵抗，并得到张治中率部增援。1933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冯玉祥等人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和共产党合作，组织抗日同盟军以抵抗日本侵略。同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联合李济深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并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此外，一些地方势力的军队和国民党中央军中也有主张开赴前线抗日的。但是国民党政府则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形势的特点是：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其内战政策；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爱国组织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威胁到全国人民的生存。这就给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战线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号召。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重重阻挠，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影响更加深入广泛。
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内大部分人士不得不考虑他们过去所执行的政策的得失。这时许多爱国开明人土已经觉悟到亡国之可怕和民意之不可侮，要求国民党当局遵循孙中山“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教诲③，改变错误政策，重新考虑国共合作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考虑同共产党谈判的问题。从1935年11月起，蒋介石在国内外通过多种渠道寻求同共产党谈判。1935年12月，蒋介石命令回国述职的驻苏武官邓文仪速返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提出国共谈判的要求。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潘与邓在莫斯科洽谈后启程回国，经香港到南京、上海，同国民党代表张冲进行谈判。稍后，蒋介石又指派陈立夫打通国共关系。陈立夫派曾养甫具体负责。曾养甫先找谌小岑，谌又通过翦伯赞找到吕振羽(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同盟书记)。经北平市委研究，决定立即去南京了解此事系何人发动和支持。吕到南京后，同曾养甫进行了会谈。最后，蒋介石又通过宋庆龄传递国民党要求共产党谈判的信息。1936年1月，宋庆龄请董健吾到陕北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一封重要信件。2月，董和张子华(上海党组织派到南京与曾养甫联系的人)一起到瓦窑堡。秦邦宪等及时把他们的这些情况电告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等。3月4日，毛泽东等复电提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一)停止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和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的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自由；(五)内政与经济进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④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国共两党终于接通了中断了将近10年的联系。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越来越尖锐。蒋介石为了避免顾此失彼，因而对共产党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态度。1936年5月，陈立夫向曾养甫、谌小岑口授了谈判的四个条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四)共方可选—地区试验其政治理想。”⑤这四个条件经谌转交给参加谈判的吕振羽和张子华。9月24日，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再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但是，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谈判态度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陈立夫约见潘汉年，代表蒋介石对潘说：“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是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可以保留三千人的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⑥。这实际上是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向国民党投诚。这种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共产党的拒绝，国共谈判陷入僵局。这种僵局，只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华民族，它必然要激起突发性事变。西安事变就是在这个时候终于在国民党内部爆发了。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国共重新合作
创造了一个必要的条件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为国共谈判带来了新的转机。
西安事变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日民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⑦当时在蒋介石驱使下参加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他们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张学良因为在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领东北军不战而退入关内，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1933年被迫下野，出游意大利。1934年至1935年，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先后担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率领东北军进攻红军。战场上遭到的挫折，使他逐渐认识到“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认识到继续“剿共”没有出路。本来就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具有反日爱国思想、渴望复土雪耻的张学良，这时就开始积极与共产党联系，寻求联共抗日的途径。在上海，他要李杜沟通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让王以哲在前线通过与红军的接触找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他还希望通过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学生找寻联系共产党的线索。杨虎城在辛亥革命时参加了反清革命队伍，后来又参加了反袁世凯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未加害共产党人，而且还对—些共产党人加以保护，同共产党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请缨杀敌，均被蒋介石所拒绝。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1935年11月开始，他便与共产党多次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达成了停战合作的协议。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按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形式，加强了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争取联合他们共同抗日。经过上述三方面的共同努力，1936年上半年，在西北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事变之后来到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计划，然后又到洛阳部署“剿共”军事。一场新的“剿共”内战迫在眉睫。完成军事部署之后，蒋介石于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在临潼华清池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要求张学良、杨虎城在两个方面抉择：要么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开赴陕北前线继续“剿共”；要么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剿共”。显然，这两个方案是已决心联共抗日的张、杨及其部队所不能接受的。张、杨两将军除了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于是，他们秘密制定了对蒋从“苦谏”到“兵谏”的计划。12月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进谏，遭蒋拒绝。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蒋介石闻讯，命令张学良严加制止，如果学生不服从就“格杀勿论”。当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并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蒋无动于衷。12月10日、11日，张学良又向蒋“苦谏”，蒋仍持顽固态度。至此，张、杨除了发动“兵谏”别无他途可走。12月12日凌晨，张、杨两将军扣留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要员20余人，并通电全国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明发动“兵谏”的目的，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同时，电告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西安事变是张、杨两将军出于抗日救国愿望而采取的爱国行动，其本身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周恩来所指出：“双十二事变本身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⑧。
事变发生后，全中国和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南京政府一时陷入混乱，连夜召开会议，讨论应变措施，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讨伐；以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一些人则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命令中央军开进潼关，派飞机轰炸西安地区。宋美龄等则为和平营救蒋介石展开了积极活动。各地方实力派也大多倾向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到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后，在处置蒋介石的意见上尽管前后有过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全国对日抗战，并派出了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的代表团赴西安。事变发生后，国际上的反应不—，英、美和苏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日本则担心国共合作、枪口对外，反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因而不放过这一机会来破坏中国的团结。12月17日，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立即与张、杨会谈。周恩来高度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和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主张西安与南京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反对新的内战。22日，宋美龄、宋子文飞抵西安。他们代表蒋介石与西安三方面会谈，终于达成了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⑨。24日晚，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见，蒋再次表示承诺已达成的六项协议。至此，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两党经过共同努力，为两党停止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创造了条件。
全国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等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而汪精卫等亲日派则提出“剿共”政治决议案草案。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和斗争，基本上否定了汪精卫等人的提案，通过了一项在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提议的决议。国民党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此后，国共两党的谈判接近了—步。关于两党共同的政策纲领、开放民众运动和释放政治犯、红军改称等问题，共产党方面都提出更具体的建议，但是国民党当局还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借口准备抗战，把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拖延下去。但是，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开始。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为日本进攻卢沟桥通电》，主张坚决抗战，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同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要求本着“御侮抗战之宗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天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咸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⑩。7月15日，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送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指出：“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11)。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告：“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1)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通过国民党的中央社发表。9月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从而给中国革命以广大和深刻的影响，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决定作用”。
综观国共两党合而分、分而合的关系史，不难看出：合作，北伐胜利，抗日胜利；对立，则中华民族利益受损。这个历史经验教训是至为深刻的。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5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7页。
③《孙中山选集》第191页。
④⑤《瞭望》1984年第45期。
⑥《瞭望》1984年第45期。
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3页。
⑧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
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7页。
⑩《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第156页。
(11)《六大以来》(上)第844页。
(12)《总裁言论》(4)。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