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李云峰
在中国现代史上，西安事变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它富有传奇一般的色彩，“以突发的姿态出现，同时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①。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无论对当时的中国政局，或是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发挥着教育、启迪、激励、鞭策后人的作用。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不仅直接改善了中国革命的处境，从根本上扭转了全国政局，而且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一
西安事变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影响，在于它以突发的“兵谏”形式，一举打破了蒋介石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军事计划的实行，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放弃了南方的根据地，被迫于1934年踏上了漫长遥远、艰险重重的长征征途。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历一年的艰苦转战，胜利抵达陕北苏区。在此前后，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接连发动了崂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战役，歼灭了东北军的两个师又两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初步巩固了陕北根据地——革命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
但是，红军在陕北的处境仍然是很艰苦、很困难的。首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计不过1.3万人②，且武器装备极差；而围困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则多达20万人。其次，苏区几乎全是穷山僻壤，地瘠人稀，经济落后，难以保证军需民用及兵员补充。再次，蒋介石已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积极酝酿一场新的军事“剿共”计划。
面对这种严峻情况，只有争取主动，向外发展，才能打破困境，巩固已有的阵地，为发动抗日创造条件。为此，中国共产党着重从两个方面加紧努力：一、根据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转变党的政治路线，加强统一战线工作。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左”倾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随之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开展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到1936年夏，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基本停止了敌对状态，初步形成了合作抗日的新格局。二、在军事上坚持“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先后采取了东征、西征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东征战役从1936年2月开始，历时两个半月，消灭国民党军队1万余人，扩大红军7千人，筹款40万元。但由于蒋介石急调重兵入晋助堵，又严令东北军、十七路军进攻红军后方，红军乃决定于4月底5月初西渡回师。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原先预定的打通抗日道路，在华北、首先在山西创建新的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的主要目标并没有实现。向东发展既不可能，向南发展也不妥当(因南线正是红军争取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统战工作已初见成效)，红军又不能困守陕北，只有向西发展。西征战役从同年5月起到10月结束，结果开辟了一大片新区，基本奠定了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基础，也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静宁、会宁地区的胜利会师。但是由于敌情变化等多种原因，原先确定的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仍未能完成。
总之，经过这两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不仅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已经集中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而且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新高涨，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革命的主观因素来说，红军的“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显然一如往昔”③。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开始成熟了：党在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行动上的冒险主义以及政治上盲目地简单地遵从共产国际意图的倾向正在成为过去。但是还必须看到中国革命力量在斗争中也确实遭受了巨大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④，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⑤；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而蒋介石还在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处心积虑地以优势兵力组织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这就使红军和陕北苏区仍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不仅抗日救国的发动不可能，而且势将被迫接受徒然自损国力的内战。
1936年秋冬，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不久，加紧向西北地区调集重兵，组织第六次军事“围剿”。10月22日，他飞抵西安，向张、杨宣布“剿共”计划，说他要调集30万军队、100架飞机，在两三个月内血洗陕北，并扬言要对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者“予以制裁”。12月4日，他又一次到西安坐镇，提出两个方案向张、杨摊牌，还秘密决定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以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剿共”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身份驻前线督“剿”，企图取代张、杨。此时的蒋介石，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骄横不可一世，他“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⑥。
然而，国内外的客观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向着团结抗战的方向剧烈变化。在国际上，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迅速向扩大侵略战争之途推进，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与日俱增，从而激起了全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高涨。在国内，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更趋尖锐。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致抗日”号召的影响下，继一二九运动之后，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在西安以至全国又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援绥运动。
新的形势促使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争取工作，逐渐把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并多次呼吁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张学良也仁至义尽，再三向蒋进谏，力主联共抗日。可是蒋介石竟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显然，在蒋与中共的关系上，已形成一种僵局，势难回转。然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企图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必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就在12月12日蒋介石决定正式发布第六次“围剿”动员令的这一天，他的内战之手被捉，西安事变突然爆发了。第六次“围剿”的组织者及其大员们，一个早晨便成了阶下囚。
在论述西安事变本身的影响时，笔者深感有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需要首先提及，这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及其相互关系。笔者认为，西安事变是在日本侵略不断扩大、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国民党营垒内部矛盾激化又一次破裂的表现，特别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剿共”内战政策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联共抗日要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果；当然，也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巨大推动分不开。这就说明，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西安事变何以在1936年12月12日爆发，并以“兵谏”的形式表现出来，则取决于事变发动者。张、杨的思想、气质和个性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条件，从而使事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就此而言，如果没有张、杨在西北的出现以及相应的一些条件，西安事变或许不会这样发生。
总之，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把两者割裂开来，或者把任何一面绝对化，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此，对于西安事变的意义，既不可夸大也不应低估，只有通过对必然性与偶然性不同作用的分析，才可望得到合乎实际的结论。假若认为没有西安事变，处于陕北一隅的红军就会被“斩尽杀绝”，中国革命就会被彻底消灭，便是无视中国历史的演变方向和中国革命(在当时表现为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把当时已经明显存在的有利于革命的许多因素弃置不顾。其实，在当时的历史巨变中，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其他形式的事变或迟或早总会发生，诚如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在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所说：“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决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⑦。用宏观的历史眼光看，西安事变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的插曲，但它却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当然，强调历史必然性的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偶然性无足轻重、不起任何作用，也不等于说革命向前发展的道路上再没有曲折和困难，说陕北苏区和红军不可能仍要迎击一场严酷的内战。在这一方面看过了头，轻视、忽视偶然性的作用，也会陷入宿命论的泥潭，把复杂、多样的、活生生的历史简单化。马克思曾清楚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⑧。偶然性不仅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而且还是它的补充；必然性只有通过偶然性，才能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所以，我们应当经由众多不同的偶然去理解和把握必然。从形式上来看，西安事变前夕的情势，几乎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一下子改变坚持团结抗战的军事力量与剿共内战的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几乎没有任何人能立即阻止蒋介石发动新的“剿共”内战。事实上，恰恰是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创造了奇迹，适逢其时地给了一意孤行的蒋介石以当头棒喝，把蒋介石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计划化为泡影。这就从客观上帮助了团结抗战的革命力量，不仅使陕北苏区和红军避免了再一次的反围剿的战乱和损失，并且也帮助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使其从对内“剿共”、对外妥协、对民压迫的狂乱状态下有所清醒，逐步转向团结、抗战和进步。
二
西安事变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性影响，在于它的和平解决彻底扭转了全国政局，结束了国共两党之间的10年内战，有力地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地实现了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过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安事变才成为中国革命真正转机。
杨、杨发动的西安事变，确是一次惊天动地的爱国正义之举，“是为了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⑨。但是，事变本身并不能确保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愿望的实现，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威胁。因为西安事变只是采取了“兵谏”的形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把南京置于同西安对立的地位，而蒋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仍有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因此，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就成了涉及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探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因时，往往过分地强调某一种社会政治力量的作用，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根据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的理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既不是一种意志、一种力量促成的，也不是多种意志、多种力量的简单相加所产生的，而是多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在交互冲突、交互制约、交互影响中共同融合成的历史合力创造的。换言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每一种因素虽然都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都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或大或小、不同程度的促成作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领导者。杀蒋放蒋，是战是和，他们具有独立作出决断的权力。诚然，他们的举措要受到其他方面的牵制和影响，但最后下决心的只能是他们，任何人也难以替代。在他们与蒋和其他方面的矛盾关系中，他们相对居于主动的和支配的地位。张、杨两人尽管在如何放蒋的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但是他们始终都是主张和平解决的。这是他们拥蒋联共抗日思想的必然体现。事变当天，张、杨即在通电中表示：“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⑩。同时，张学良致电孔祥熙、宋美龄等，说明事变真相，并示以“和谈之机”。张、杨还为促成和平解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例如，他们主动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并派飞机前去迎接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他们先后发电或派人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络，主动争取同情、配合和支持，以增强和平解决的助力，减少阻力；他们反复耐心地向蒋剖白发动事变的苦衷和拥蒋联共抗日的决心，既动之以情，又喻之以理，且施之以压力，力促蒋尽快回心转意；在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西安之前，张学良已多次表示过“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11)、后来信守不渝，实践诺言。这一切都无不证明张、杨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始终如一，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
事变另一方当事人蒋介石的态度和作用也不可忽视。蒋介石当时处在一种极其奇特的地位上：作为南京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他丢了“面子”，失去行动自由，甚至生死难卜；作为张、杨的囚徒，他还握有向南京发号施令的权力，且其实力并未受损。这就决定了蒋既有可能转变态度，又必然要装腔作势，讨价还价。事实上，蒋并没有一直顽固下去，而是逐渐省悟。其原因还应从当时日本侵华的形势和他本人的主观因素中去找。蒋介石主要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代表，除了反共一面之外，还有抗日的一面。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蒋的对内对外政策都在发生变化。在华北事变中，蒋已开始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他一边在华北继续对日妥协，以稳住日本，一边又采取多种措施着手抗日准备，并在南京政府中削弱亲日派势力，对日交涉转趋强硬。对内虽仍不放松“剿共”内战，但却主动派人经由多种渠道沟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当时蒋的目的是要在“收编”红军的前提下“溶共”抗日，致使谈判未获成果，但毕竟使国共两党长期隔绝、对立的局面有所改变。这就表示出蒋有了向联共抗日方向转变的可能性。正是西安事变关键性的—击，再加上张、杨、中共和宋氏兄妹以及端纳等多方面的督促、逼迫和劝告，才迫使蒋不得不进一步调整自己的意志方向，做出较明智的选择，终于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当然，蒋的转变比较迂缓，也很不彻底，而且以后又有反复。这是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但就当时来说，如果蒋执迷不悟拒绝谈判，那么西安事变就不可能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也难以形成。从这一角度考虑，蒋的转变所起的作用，除了消极一面(如长期扣张，瓦解西安“三位一体”)外，在总体上还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
至于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则是国民党内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另一个层次上的重要因素。他们的地位既不同于被扣中的蒋介石，也有别于张、杨，他们都是蒋的家属或姻亲，在南京当权派中举足轻重，宋氏兄妹素与张学良有特殊交情。因此，他们在西安事变发展的过程中，能起别人所起不了的特殊作用。西安捉蒋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国民党当局立即受到极大震动。谣琢四起，众议哗然。在如何“应变措置”的问题上，各派势力迅速分化组合。一是武力讨伐派，包括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如戴季陶等)。他们极力主张“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12)。企图置蒋于死地，乘机取而代之。一是和平解决派，包括亲英美派、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而以宋、孔为首。他们坚决主张“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13)。在激烈的明争暗斗之中，讨伐派一度占了上风，由何应钦调遣军队向西安进逼，并派空军轰炸渭南、赤水等地，内战大有重开之势。如何设法遏制讨伐派的军事行动，将是决定蒋介石安全返回，争取和平解决的首要一环。宋美龄获悉张、杨捉蒋的意图后，出于救蒋的急迫心情，又恐亲日派乘势夺权，于是一面央请端纳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从中进行疏通、调解与转圜；一面在南京诸要员及黄埔学生中积极活动，呼吁和平，反对在明瞭西安事变真相前宣布惩处张学良和派兵进攻西安。同时，孔祥熙则以代理行政院长兼掌财政的身份，通电并分电各省、市军政长官及地方实力派，力谋稳定全国局势和金融物价，另又电托阎锡山出面斡旋。当12月16日南京正式发布讨伐令之后，在宋美龄、端纳与张、杨的配合、督促之下，蒋介石下手令暂时制止了何应钦的军事进攻和轰炸，从而为和谈创造了必要条件。接着，宋氏兄妹先后飞赴西安，力劝蒋介石转变态度。他们同张、杨及周恩来直接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并代表蒋介石参加南京、西安和中共三方谈判，短时间就达成了协议。总之，宋、孔等人虽然与张、杨动机不同，但在客观上，他们为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所起的搭桥、促成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
西安事变到底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会导致一个什么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努力。应该指出，西安事变首先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毕竟涉及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与联共抗日密切相关。所以，中国共产党决不会、也不能袖手旁观。西安事变激化了西安和南京的矛盾，却使中共与南京的对抗转趋缓和。这样，就使中共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地位：既能坚持自己独立自主的立场，赞助张、杨，向蒋和南京施加压力，又能以第三者的姿态出现，机动灵活地进行调停，从而有力地引导并推动着事变向有利于和平和全国抗日的方向发展。不必讳言，中共在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确曾有个由“罢蒋”、“审蒋”到“保蒋安全”再到“释蒋”的变化过程。起初要求“罢蒋”、“审蒋”既有感情上的因素，也与所获情报不确、致使判断失误有关。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当时中共是把对蒋的处置与事变的和平解决分开对待的，“罢蒋”、“审蒋”并不意味着不主张和平解决，目的仍在争取南京诸公与蒋决裂，“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改弦易辙，“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14)。不几天，中共中央弄清了各方面的情况，理智地分析了“罢蒋”、“审蒋”甚至“杀蒋”会带来不利后果，便很自然地把处置蒋的问题与和平解决方针统一起来了。这个变化过程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事实证明，在处理西安事变的全部过程中，中共从一开始就是主张和平解决的。这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逼蒋抗日”方针和“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捐弃前嫌，不仅提出了一整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为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指明了方向，而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委派周恩来等组成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杨主持善后大计；派红军主力南下，配合张、杨部队、遏制南京“讨伐”派的内战阴谋；并通电全国，表明中共和平解决的立场。周恩来首先分别会见了张、杨，向他们了解情况，征询意见，宣传中共的方针和政策，使双方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很快统一了认识。周恩来还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频繁耐心地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各级官兵和工农商学各界群众以及上层社会民主人士做工作，或是出席他们的会议，或是召集座谈会，大力宣传中共的主张，揭露亲日派的内战阴谋，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此后周恩来即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资格，公开参与了张、杨同蒋、宋的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并邀请周以后去南京直接与他谈判。和平谈判获得了初步成功，蒋介石也于12月25日被送回南京。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代表者和西安事变本身的一个外在因素，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引导、协调和推动的巨大作用。当时到过西安的英国记者贝特兰说：“共产党所施加的全部影响就是使事态迅速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15)毛泽东也指出：“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16)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17)。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上，从1937年2月到9月，国共两党经过多次高级谈判，互让互谅，最终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历史重新迈上了它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当时说：“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18)，“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被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三
西安事变对中国革命的长远性影响，在于它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开辟了前景，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众所周知，自192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一直处于“非法”存在的地位；但是，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为转机，却赢得了在广阔的领域内合法存在的权利和从未有过的人民觉醒和大团结大发展的良机。与此同时，国际局势的进一步演变也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于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国内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国共两党化敌为友，在联合抗日的旗帜之下实行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自由竞争。尽管在相持阶段到来之后，国民党奉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甚至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但国共合作的局面仍然维系着。
从1937年8月开始，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师健儿，从陕西挥戈东向，跨过黄河，挺进山西以及华北敌后，开展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从而把1936年东征战役所没有实现的目标变成了现实。同时，散处在南方8个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大江南北，在敌后燃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烈火，开辟了苏南、皖南等抗日根据地。中国革命力量还先后在汉口、重庆等地出版《群众》杂志、《新华日报》，在西安、太原、汉口、长沙、桂林、重庆、兰州、新疆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努力宣传抗日救亡的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把一切抗日进步力量和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它比任何阶级战争都具有更加广泛的号召力，能吸引更多的社会阶层投身进去。正因为如此，以至代表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有可能在西安事变的逼迫之下加入抗战行列，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当然，蒋介石在抗战中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是，“西安事变以后，他的内战思想还没有死，并且一直没有死”(19)。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又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的实质在于：中国共产党努力拓展抗日根据地，放手壮大人民抗日力量，以便把抗战的胜利引向人民胜利的方向；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期以后，实行消极抗战，力图保存实力，以求在战后一举把共产党消灭，重新恢复独裁统治。双方争夺的中心是抗战建国的领导权和被民族危亡动员起来的抗日民众。在这一斗争中，蒋介石国民党因其政策的错误和统治的日益腐败，越来越失去民心，而共产党则以其廉洁、民主和为民族牺牲的热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在8年抗战期间，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更由于中国共产党恰当地适应这一环境、在主观上的艰苦努力，中国革命事业已经获得了自它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以来所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和深广的政治影响，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说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无视中国革命力量主观上的奋斗和其他客观条件，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说成是西安事变的后果，则是缺乏事实根据、与科学精神相悖离的。西安事变这一举世皆知的历史事件，已经以它巨大的意义和影响载入中国史册；西安事变的发动者、领导者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也以其“有大功于抗战事业”(20)，而被誉为“千古功臣”、“千古不朽的人物”(21)。这是人民的评价，也是历史的结论。
①《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669页。
②《彭德怀自述》第210页。
③〔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80页。
④《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第31页。
⑤《彭德怀自述》第218页。
⑥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⑦《六大以来》(上)第791页。
⑧《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4页。
⑩1936年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报》。
(11)12月17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载《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3页。
(12)(13)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14)《六大以来》(上)第791页。
(15)詹姆斯·贝特兰：《西安事变史话》，转引自《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55页。
(1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8页。
(17)叶剑英1979年4月12日在西安“八办”旧址纪念馆题词中的前两句。
(1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5页。
(1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80页。
(20)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西安事变》第1辑，266页。
(21)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西安事变资料选辑》25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