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回南京后的对陕方针及善后处理
梁仲明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立即以国民政府名义制定方针，采取措施，对陕甘方面进行所谓“善后处理”，致使西安地区政治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内战乌云重聚而来。在研究西安事变过程中，这是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笔者拟就此有关问题略述管见，冀能得到识家指正。
对陕方针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协助下，张、杨二将军本着尽快“结束内战，实行抗日”的良好愿望，迅速和平解决了这次事变。张、杨以大局为重的正义之举和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宽广胸怀，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关注和称赞。当时身在西安的蒋介石对此也并无异辞。他曾经亲口作出“对西安事变的人员，一概不追究责任”、“担保中国不再发生内战”①等许诺。可是，蒋介石安全离开西安后，即发表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极力掩盖事实真相，公然宣称，张、杨对西安事变“应负责任”，“应听从中央之裁处”②。蒋介石首先对西安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已被扣留在南京的张学良实行报复。12月29日，南京政府决定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③。12月31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给张学良扣上“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5年④。为了掩人耳目，蒋介石又亲自出面，“具呈国府”，要求给张以所谓“自新之路”。于是，南京政府又赦免张学良的所谓徒刑，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⑤。其实，当时令蒋介石寝食不安的已不是张学良，而是曾经使他魂飞魄散的西北抗日热潮和依然驻守西北、荷枪实弹的“三位一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因此，分化和瓦解西安方面的军队，拆散和破坏西北“三位一体”，便构成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陕方针的中心内容。
蒋介石回南京不久，便赴奉化“静养”，精心策划对西安事变人员的处置事宜。1937年1月初，他向张学良写了一封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的亲笔信，交由戴笠送往南京。戴笠抵南京后，“先谒何(应钦)部长，出示委座致汉卿书，后即往访张。”信中对解决西安军队的意见是：“(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指张)推荐一人，前往率领；(二)虎城可酌留若干军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可嘱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
张学良接到蒋介石来信后，出于对陕甘问题及全国局势的忧虑之情，为了防止内战和外患加深，1月7日写了回信，提出解决陕西问题的两种办法。
陈布雷以蒋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为依据，参照张提出的两种解决办法，草拟成了“解决陕事之方案”。
甲案：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二、第十七路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职权。附记：陕西绥靖主任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队驻扎)。
乙案：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二、以王树常(或由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三、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在豫鄂皖之东北军；四、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
上述两个方案，甲案一二条体现了蒋介石“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乙案则大致采纳了张学良关于军队驻地的意见。这两套方案都是经过蒋介石亲笔修改而确定的。
善后处理的经过和步骤
1937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全国同志同胞书》，明确提出今后本党之工作是“团结内力，以巩固统一之基础；整饬纲纪，以树立法治之规模”⑥。这实际上是给西安事变善后处理工作定基调。
1月5日，国民党行政院与军政部分别发表了陕甘整理办法。
行政院的任免令是：(一)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二)西安绥署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撤职留任；(三)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邵力子辞职照准，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四)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辞职照准，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军政部发出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人事安排与上述基本相同，此外，还规定了防地、军需等问题。一、人事方面：(一)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二)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之下，担任甘肃绥靖事宜；(三)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之下，担任陕西绥靖事宜。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撤职留任，带罪图功”；(四)以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总指挥。二、驻地划分：(略)该办法还要求东北军一律恢复12月1日前之原位置。
1月20日，南京政府又提出：(一)东北军移驻甘肃；(二)十七路军移驻渭北；(三)陇海路沿线由中央军接管，并设防西安；(四)红军移驻陕北；(五)杨虎城的绥靖公署设西安，孙蔚如即日就省政府主席职；(六)事变所提问题待“三中全会”解决。
从上述几个方案不难看出南京政府在善后处理问题上之用心良苦。蒋介石不仅派出自己的亲信到陕甘任职，直接控制陕甘局面，而且对原陕甘军政要人严厉惩处，多数以打为拉，少数以拉为打，打拉并用，企图以此破坏西安方面的团结，达到所谓“整饬纲纪”的目的；同时对与事变有关的十七路军、东北军采取挤走的办法，把他们挤出条件优越、战略地位重要的“八百里秦川”，而让他的嫡系部队填补，达到搞垮西北“三位一体”、削弱革命势力的目的。
为了实施对陕方针，加速善后处理，蒋介石亲自制定策略，规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即“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政治解决之目的”。为此，南京政府主要采取了政治上分化瓦解和军事上威逼包围两个步骤。
政治上分化瓦解，逼杨就范，是蒋介石善后处理的主要措施和方法。
首先，蒋介石亲自出马，逼杨就范。1937年1月10日，即所谓“善后整理办法”公布后第5天，蒋致函杨虎城，先以“割据独立”、“破坏统一”、“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相指责，继以“切勿受无意识者之蛊惑，为不良环境所包围，而丧失事业与前途”相劝诱，最后又用“唯有迅即表示接受中央命令”，否则“即为抗命”相威胁。与此同时，还派东北籍亲蒋分子吴瀚焘、王化一带着蒋的亲笔信，前往西安游说劝从。另外，蒋还要求张学良“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并指令国民政府对西安方面“各种谈判与答复，须限其时日，以促其速决”，务必“不敢延宕”，企图从精神上给杨虎城及西安方面造成强大压力，促其屈服。
其次，挑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1月23日，杨虎城派代表李志刚到奉化向蒋陈述西安政治局势和困难问题，蒋说“十七路军有革命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杨虎城“只要听我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并要李带信给杨，“现在东北军即拨归你管辖，要将他们分开驻防”⑦等等。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更是无中生有，挑拨和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团结，以便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再之，开动宣传机器，攻击西北，混淆视听。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宣传竭尽各种政治手段，而对于文字传单、词句之调制尤为重要”。于是，国民党所控制的大小报纸和杂志一齐鼓噪出动，全面“围剿”。从西安事变到1937年3月间，以《中央日报》领衔，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抛出各种诬蔑杨虎城和西安方面将士的报道、专文，什么“西安民不聊生”⑧，什么“西安情形甚乱，工商业停顿，人心恐慌万状”。⑨，甚至造出了毛泽东与杨虎城在渭南开会的弥天大谎⑩，企图从舆论上搞倒杨虎城及西安爱国官兵。
在政治压力之外，还辅以军事威胁。离开西安之前，蒋介石在机场亲口表示“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如再有战争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可是回到南京后，立即推翻了自己所许诺言。
首先，他调动大批中央军西进，对西安地区形成包围态势。南京政府组织了5个集团军，命令顾祝同率第一集团军10多个师从潼关、华阴一带正面向西安推进；命令陈诚率第四集团军9个师从渭北侧面向西安压迫；同时，卫立煌率第五集团军从商洛，蒋鼎文、朱绍良率第二、三集团军从甘肃、宁夏等地分别向关中逼近，西安处于四面包围之中。1月8日，蒋致电刘峙、顾祝同，要求“我军各路，应照战略单位，先向各地区开进，周密布防”。在各路将领督促下，国民党中央军沿途筑堡修垒，挑战寻衅。
其次，策划进兵西安，挤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进兵西安问题上，蒋介石制定了所谓上策和中策，密电通知顾祝同。其内容是，“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安，然后相机再用根本解决是为上策；其次，使东北军能离陕入陇，‘赤匪’旁观中立，俾杨逆孤立心寒，然后攻之，亦不失为中策，望照此意运用进行”。顾遵承蒋意，命令前线将领对当地原驻各部队吸引感化；并作巷战准备，如土囊、拒马、竹梯及墙内射击设备等(但枪眼不必先开)，侦察附近战略要点、基本地形，派特工人员侦察对方情况。
再之，把握时机，随时准备进攻。1月26日，蒋介石对陕甘前线下达命令，作为对西安方面的最后通牒，指出“如东北军作梗，至明日(27日)正午再不撤退，自明日午后起即作为和平破裂，先对东北军前线阵地及前方司令部开始轰炸。对于新城各目标暂缓轰炸，以示区别”。1月30日，还下手令指责刘峙和顾祝同，“近日飞机侦察情形及侦察计划为何不一一电告，望于飞(机)侦(察)后每日上下午均须各电报详情一次”，并要求空军充分准备各种瓦斯炸弹以备万一之用。他对西安究竟有高射小炮几门，置于何处，也要亲自问个清楚。
2月2日，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王以哲。这种鲁莽行为，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严重分歧。2月3日，扼守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敞开了通往西安的大门。蒋介石立即发电，要求中央军入城，并指示顾祝同与杨虎城“详商处理西北整个办法，详询其意见，且略示推动之意”。对于共产党代表，“凡实际问题，如经费、地区等，皆令其仍由杨间接负责处理，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2月8日，按照顾祝同安排，宋希濂率部进入西安。十七路军原驻西安的部队撤到三原，接受中央军改编。东北军除骑兵军仍留陕甘外，其余全部陆续东开，分别驻于豫南、皖北、苏北一带。
陕甘驻军在蒋介石政治分化和军事进逼的威胁下，分化瓦解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到来，使和谈告成后的西安地区政治形势又趋紧张，诸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死灰复燃的企图”、“肃清赤匪流毒”、“肃清张、杨余孽”等标语贴满了西安钟楼和各主要大街，共产党和西安事变受到了恶意攻击。至此，蒋介石对陕方针暂时得到实现，善后处理工作基本完成。蒋介石背弃诺言的行径为自己已经接受的六项条件的完全实现设置了障碍。
蒋介石对陕方针产生的社会政治原因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什么要背弃诺言，操纵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当事人大加问罪?为什么对陕甘军政局面实行以政治分化为主、军事威胁为辅的善后处置?我们认为，除了蒋介石剪除异己、睚眦必报的个人作风因素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
第一、维护“领袖人格”，是其大加问罪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南京国民党政权是以乡村豪绅和城市买办阶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蒋介石是一个集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于一身的独裁者。他认为“政治的要旨就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就是“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完满负责，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要做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11)。为此，从1927年蒋氏政权建立起，他的御用文人就开始制造了一个“新式忠君论”。这种新式忠君论的主体便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其主子就是所谓的“领袖”，奴才即是所有党员。就是“党员的一切都要交给党的领袖，要忠于一个领袖”(12)。在他50岁生日期间，也就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在国民党内和国统区掀起了一个狂热崇拜蒋介石的高潮，蒋介石被看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用陈诚的话来说，就是对蒋“信仰到了迷信的程度，服从到了盲目的程度”。正当此时，张、杨居然实行“兵谏”，弄得蒋威风扫地，狼狈不堪。这种举动不仅为蒋介石的政治观不能容许，而且也是蒋的崇拜者无法答应的。因此，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所控制的舆论呼吁救蒋、声讨张杨的声浪极大。蒋介石和国民党正是利用这种波澜给张学良扣上“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加以扣留、判刑和监禁；说杨虎城和于学忠“于此次西安事变，显有附和情事”，“应即一并撤职，借昭炯戒”，“惟查陕甘地方匪氛未消，庶政持理……姑予仍留原任”(13)。
另外，还须注意，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南京政府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活动频繁，企图取蒋而代之；在地方实力派中，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都曾各存异志，态度暖昧。所有这些都使得深谙权谋的蒋介石深深感到大有“整饬纲纪”的必要，而对西安方面军政要员及军队的处置正是其“杀一儆百”、加强统治的既定方针。
第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其推行政治分化政策的主要原因。
早在30年代初，蒋介石就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1934年2月，国民党在洛阳召开所谓“国难会议”，再次把它作为救国的根本方针。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执意采用高压政策，迫使张、杨所部消灭陕甘红军；但他绝未料到，张、杨不仅与共产党建立了“三位一体”的政治关系，而且两军中早有共产党人。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异常恼火，因而他必须千方百计运用政治分化手段来搞垮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团结，削弱西北的革命力量。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西安各界军民的强烈反对是其不敢贸然武力解决的决定因素。
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为巩固事变的胜利成果而不懈努力。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就提醒全党对蒋介石的表态不能过高估计，“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仍需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14)，要求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诺言，巩固胜利成果，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次日，毛泽东写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公布了蒋介石允诺的六项条件，要求蒋介石“将全部救亡条例切实兑现”，不容许“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15)。1937年1月8日，在蒋介石迫害张学良并以大军威胁西安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发表通电，要求南京政府撤兵释张，实现西安谈判协议，否则全国各人民团体、舆论机关和武装部队将起而制裁。
蒋介石迫害张学良和调兵西进的举动，激起了西安各界人民强烈反对。1月1日，东北军、西北军在西郊机场举行元旦大检阅，对南京方面进行示威。1月5日，西安举行和平大会，西北8名高级将领由杨虎城领衔，发出一份态度严峻、措辞强硬的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重新挑动内战的阴谋(16)。从1月6日到12日，西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谁肇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不革命的军队滚开》、《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为和平而战》等评论，澄清事实真相，表明严正立场。1月9日，西安10万军民云集革命公园，再次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收复白山黑水”，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和防空演习(17)。兴平、泾阳、蓝田等县也纷纷建立了武装团体，准备自卫。
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军事压迫，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拟定了具体的作战纲领，进行了必要的战略部署。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西安军民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加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强烈呼声，使得蒋介石不敢贸然动用干戈，而着重从政治上分化瓦解。对于此点，国民党人也自认不讳。1月13日，陈端致电孔祥熙，指出：“关于陕省问题，如中央决以军事解决，势必全部赤化。匪兵及民团集合，为数亦近甘万人，一经接触，势必向晋豫流窜。星火燎原，深为国家前途隐忧。最好设法将东北军调回原防，与陕军分开，并与赤匪分离，然后徐图分化瓦解，则事半功倍，免致激成大变”(18)。
毋容置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战之新阶段的开始”(19)。然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非使一切矛盾和斗争完全消失，蒋介石的内战思想“一直没有死过”(20)。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西安事变后出现的某些问题和反复，不必掩饰，而应加以认真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给后人提供有益的启示。
①《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56页。
②《东方杂志》第34卷第83页。
③1936年12月29日《大公报》。
④⑤1936年12月31日和1937年1月6日《华闻晚报》。
⑥1937年1月1日《上海时报》。
⑦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期的谈判》，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⑧⑨1937年1月11日《益世报》。
⑩1937年1月15日《华闻晚报》。
(11)(12)《蒋介石演讲录》(1933年)。
(13)国民政府1月5日令。
(1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
(1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8页。
(16)1937年1月6日西安《解放日报》。
(17)详见1937年1月10日《实报》。
(18)《历史档案》1981年创刊号，第77页。
(19)1938年12月28日《红色中华》。
(2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3页。
(作者单位：陕西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