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的进步
邵云瑞
国民党统治大陆的22年中，比较值得称道的是，当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呼吁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它终于放弃媚日反共的错误政策，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并使它在后来的8年抗战中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西安事变使国民党政策转变，在前进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可以说，西安事变对抗战前国民党进步起了关键的作用。
西安事变前国民党逐步修正了
对日政策，但仍坚持“剿共”
应当承认，西安事变发生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已在逐步发生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使东北大好河山和几千万同胞沦陷于日本法西斯铁蹄之下。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置日军入侵于不顾。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还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
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变化始于华北事变时期。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日本在华北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英、美的利益，也损害了四大家族的利益。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40％来自关税，而进口税是关税中最主要项目。东北沦陷后，国民党政府关税损失达4000万元。因日本在华北武装走私造成的关税损失，又几乎等于东北关税的损失。这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政府财政困难，并使得南京政府与日本的矛盾逐步上升。因此，在华北事变中，国民党虽然基本上执行了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先后与日本达成“何梅”、“秦土”等协定，并适应日本要求，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但它从英美和自身利益出发，不愿意完全放弃华北的主权，与日本进行了一定的周旋，在形式上仍努力保持华北的统一。这种对日“二重性政策”，说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国民党对日政策发生变化的明显标志，是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亲日派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受伤，住进医院。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发表对外关系演说，主旨是“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①。他还表示，当和平的努力失败后，“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决心”②。会后，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由蒋介石接任。蒋介石改组了行政院，加强了英美派在行政院的地位。这说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确实开始发生变化。虽然还称不上实质性变化，但与以往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比，已有些不同了。
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调整，对时局的影响很大。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分析了国内形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12月6日)，放弃了过去《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1936年1月25日，红军将领发表了《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同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直接与日军作战，遭到国民党军拦击。为保存国防实力，红军主动回师河西，并于5月5日发表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界群众推动下，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国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真要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③。可以看出，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比五全大会时又前进了一大步。
1936年8月24日，由于日本未经中国方面同意，擅自决定重开重庆领事馆，激起当地群众愤怒，发生了毙、伤日本人各两名的成都事件。在9月15日开始举行的张群、川樾会谈中，日本企图借机解决中日间一切“悬案”，压迫国民党让步。月23日进行第三次会谈时，川樾提出扩大华北五省自治程度，共同防共、聘用日本顾问、降低关税、禁绝排日等7项要求。对日方的无理要求，张群断然拒绝，并即席提出废止淞沪协定和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停止包庇走私、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解散冀东与绥北匪军等五项反要求。张群指出：“我们提出的五项，是目前两国纠纷的症结所在；若不能解决，则中日邦交无从调整”④。12月3日，日方把它单方面拟成的所谓“谈判记录”和“备忘录”送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国民党方面严正指出，日方两文件“与历次会谈情况颇多出入”，“非过去双方谈话之正确记载，不能作为参证之根据”⑤，拒绝接受，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
国民党对日本的侵略由妥协退让到态度比较强硬，无疑又是一个可喜的进步。然而，它仍然坚持“剿共”的反动政策。蒋介石除了指挥他的军队继续“围剿”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外，还亲自出马，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北进攻红军主力，仍不放弃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1936年2月，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竭力镇压学生运动。同年11月，又以“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罪名，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袖，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这就严重地阻碍着国民党的继续进步。
西安事变迫使国民党停止“剿共”，
进而实现政策重心转变
国民党当权者迟迟不下抗战决心，特别是顽固坚持“剿共”的错误政策，不仅遭到全国各界群众的反对，而且引起国民党一部分主张联共抗日的人不满。为了敦促国民党当权者联共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毅然实行“兵谏”，扣押了前往西安督师“剿共”的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向国民党当权者的“剿共”政策提出了挑战。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形势，认为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亦即国民党中一部分实力派，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并接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为了避免新的内战，实现全民族抗战，共产党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在共产党和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下，终于达成了六项协议。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深明大义，同意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获得圆满解决，十年内战遂告结束。
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由“剿共”到联共的转折点，是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跃进。它为国共合作抗日建立了必要的前提，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国民党抗日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终于排除。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在抗日道路上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蒋介石虽然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肆行报复，却不敢改变联共抗日的承诺。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对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为了尽快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在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力主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汪精卫则提出了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草案。经过激烈斗争，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终于确立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五届三中全会成为国民党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从此，国民党的政策重心乃由对内转向对外，由“剿共”转向抗日。当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同共产党及全国抗日民众一起，奔赴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场。
西安事变对国民党的进步
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纵观抗战前国民党政策的演变，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国民党的进步中，西安事变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西安事变事实上是挽救了国民党。如前所述，西安事变前，国民党虽然逐步改变了对日政策，表现了一定的进步，但它仍然坚持“剿共”的误国政策，严重阻碍着它的进步。因为，只要不停止“剿共”战争，国民党就不可能真正走上抗日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对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无异于反对抗日，是违背全中国人民意愿的。循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国民党不仅会被全中国人民唾弃，而且难逃内部分裂的厄运。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1936年2月，平津学生在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5月，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声援学生运动，组织工人救国会。上海、青岛等地日本纱厂的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上海、北平文化界也先后成立了救国会。随后，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在一起，于1936年5月底至6月初，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宣言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向各党派提出了停止一切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五项建议。在这种形势下，谁继续坚持内战政策，必将被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席卷而去。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后院也燃起大火。1936年6月初，两广军阀乘全国抗日救亡浪潮汹涌澎湃之机，发动“两广事变”，打出“抗日”的旗帜，通电全国，组织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前往湖南迎击。国民党内部的一场厮杀迫在眉睫。虽然“两广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但它无疑向蒋介石发出了警告：倘若不改弦更张，各地方实力派势必群雄四起，把个国民党搞得支离破碎。
正是在蒋介石执迷不悟，国民党面临巨大危机的紧要关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国民党当权者放弃了“剿共”政策，使国民党绝处逢生，避免了全国人民唾弃和内部分裂。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安事变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国民党。
然而，国民党当权者认识却与此大相径庭。他们视西安事变为“叛乱”，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为“蒙难”。蒋介石本人也曾说过：“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坠于一旦。……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⑥。很明显，蒋介石十分痛恨西安事变断送了他的“剿共”事业。我们却认为，“剿共”事业的断送，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没有这个断送，就不会有全民族抗战的发动。这正是西安事变的功劳所在。即使对国民党来说，这个断送也是一件大好事。“剿共”事业不断送，国民党的前途必将被断送。须知，“剿共”不能抗日，抗日不可“剿共”。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顺乎时势，合乎民意，是不可“剿”的；共产党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具有无限生命力，是“剿”不灭的。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情况下，不抗外敌而去“剿共”，无异于自走绝路。西安事变迫使国民党当权者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踏上联共抗日的坦途，此功可谓大矣!
其次，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跃进，也就没有国民党在抗战前夕的进步。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策的演变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由对外媚日、对内“剿共”，到对日政策逐步强硬，再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其中，第三阶段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国民党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国民党这一政策的跃进，是西安事变的功劳。西安事变实为抗战前国民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诚然，国民党的主体是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集团，它与日本的矛盾最终是不可调和的。西安事变前，国民党逐步修正，对日政策，即根源于此；但是，仅仅修正对日政策是很不够的。联共与抗日，犹如一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只改变对日政策，不实行联共政策，国民党无法走上抗日的坦途，这如同车少一轮，根本无法行驶。西安事变前，国民党的“车”就是因为少了联共这个“轮”，才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
然而，实行联共政策对国民党当权者来说谈何容易。他们推行“剿共”政策已近十年光景，总是幻想有一天把共产党铲除干净。因此，对共产党三番五次提出的呼吁和全国各界人民的真诚劝告，他们均充耳不闻。正当国民党当权者麻木不仁的时候，西安事变在他们背上猛击一掌，使其被迫停止了“剿共”战争。可见，有了西安事变，才使国民党政策有根本性转变，才有联共抗日政策的确定。这是国民党在抗战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是它在抗日战争中能够有所作为的关键。
①②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③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④《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118页。
⑤邵云瑞译：《有关张群川樾会谈的几个文件》， 载《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
⑥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