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政策转变
宋玮明
1936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初步形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推动了全面抗战新阶段的到来。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了主导的推动作用。但是，国共合作毕竟要靠双方的努力，正如毛泽东所说：“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①。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政策转变，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由冤家对立到沟通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这时，“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②。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却妥协退让，实行“力避冲突”的不抵抗政策，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连续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直至华北事变后才开始转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给国民党蒋介石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1935年5月，日本侵略军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共的宣言、决议和报告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并迅速扩展为全国性爱国抗日洪流，沉重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误国政策。同时，也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急剧分化。冯玉祥率先响应《八一宣言》，公开主张联共抗日。张学良立即表示停止进攻边区，并积极寻找与中共联系。国民党内部一些有识之土也“慷悟于亡国的可怕和民意的不可侮”，纷纷表示要“以抗敌救亡的决心，督促政府变更其向来的妥协政策”③。形势发展表明，蒋介石如果再坚持内战，不进行抗日，就难继续照样统治下去了。
(二)日军疯狂的对华侵略严重威胁着苏联的安全，损害了英、美的在华利益。它们先后采取措施，促使蒋介石向联共抗日方向发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认为：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④，为了“束缚日本的手脚”，避免两线作战”⑤，苏联政府表示“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⑥。华北事变后，英、美在华权益受到日本的严重打击，对日本侵华态度渐趋强硬。英外相贺尔在下院宣称，“英正与美详密交换意见，谋与美合作制日”。美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并积极支持南京政府中的亲英美派抑制亲日派。英、美对日态度的改变，不能不对蒋介石政府产生直接影响。
(三)日寇侵略华北严重侵犯了南京政府经济、政治利益，日蒋矛盾上升，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审定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
日帝对华北实行军事占领后，一面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另一面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华北的铁路、矿山、金融、纺织、面粉等重要企业大部分为日本垄断资本所控制，特别是其武装走私活动，使中国海关收入急剧减少。从1935年4月至1936年3月，日本在华北走私入口的商品价值，约占我国国外商品输入总价值的30％，致使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与日本矛盾日益尖锐，迫使蒋在对日交涉方面日趋强硬。蒋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要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的努力”⑦。次年7月，蒋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又表示，不能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与此同时，蒋介石主张与苏亲善。1935年春，蒋派其侍从秘书邓文仪为驻苏武官，“为中俄外交，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解除一层障碍，增进一分国际友谊”⑧。在国内，蒋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改变。1935年秋冬，蒋“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⑨。12月19日，蒋对苏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两党团结，我将感到很高兴”。次年1月，蒋又向鲍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让中国红军存在”。还说“如果这个问题谈判解决，其余问题都好解决”⑩。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有了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的愿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的，而寻找与中共的联系却是蒋介石主动的。《八一宣言》发表后，蒋便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与中共的联系。一是1935年11月，蒋派陈立夫主持，由曾养甫负责，曾找到谌小岑，谌通过翦伯赞找到吕振羽，吕随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作了汇报。周按照北方局指示，先派吕赴宁了解情况，然后于次年1月周小舟亲赴南京与曾养甫谈判。二是1935年11月底，谌小岑找到左恭(中共地下党员)，要他寻找与中共联系的线索。左介绍了张子华，张到南京见到了曾养甫。此后，张数次往来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三是1935年底，宋子文、宋庆龄派董健吾到陕北，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次年2月27日，董到达瓦窑堡见到了博古，博古立即将董的传话电告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等人。毛当即回电表示，“愿同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了谈判的五项条件，由董健吾带回南京。四是1935年12月，蒋令驻苏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邓与王明交换意见后，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回国，促成国共两党直接谈判。潘于次年7月回国，不久，便被中央派往南京与陈立夫直接面谈。上述情况表明，蒋介石改变了过去坚决反共的政策，主动同中共中央沟通关系，两党代表就合作抗日问题各自陈述意见与要求，为以后两党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揭开了序幕。
由“围剿”红军到停止内战
蒋介石对中共政策虽有了某些改变，但他“解决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乃是“先解决其武装，而后以政治方法解决党的问题”(11)。他妄图通过谈判进行“收编”，提出“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12)。当这种无理要求遭到坚决拒绝后，蒋就加紧部署军事“围剿”。1936年10月底，他匆忙调集30万大军和100多架飞机，妄图在两三个月内将红军大部歼灭在陕北，小部分赶到外蒙沙漠地区。12月4日，他亲率陈诚、蒋鼎文等一大批高级将领到达西安，强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否则要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西安。张、杨被迫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之后，即抱定“安危生死，所志已决”的打算，拒不接受任何谈判。后来蒋介石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变化，并接受了“三位一体”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要求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由于许多国民党将土对于“剿共”的抵制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高潮的冲击，迫使蒋介石不能不放弃其“围剿”红军的政策。
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要求。1936年春，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已先后与陕北红军实行停战，建立了友好关系。为了打破蒋介石武力统一的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先后派人与李宗仁、白崇禧、韩复榘、宋哲元、刘湘、龙云、阎锡山等各地方实力派联系，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得到他们的响应，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6月发生的两广事变和8月发生的绥远抗战，就是对蒋介石“剿共”内战政策的挑战。与此同时，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培养抗日力量，先后成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抗日同志会、学兵队等组织。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红军的影响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这一切，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成了阶下囚。事变本身就充分说明，蒋所推行的反共误国政策，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及广大爱国人民所反对，而且也遭到国民党内部将士的不满。如果他一意孤行，继续坚持其“剿共”内战政策，那不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统治地位会失去，就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全。
(二)西安事变的发生，更加激化了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英、美积极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英、美看到南京政府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急忙表示，“只要南京能够充分保持它的最高权力，它便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13)。12月14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带着宋美龄的亲笔信飞抵西安。宋在信中责备蒋介石不该拒绝部下抗日的要求，并且告诉他“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蒋介石看此话时，禁不住痛哭起来。端纳随即告慰蒋：“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条件，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并说，这个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成”。最后他劝蒋接受这个主张，说“国家和蒋先生个人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14)。蒋听了端纳的意见，既了解到张、杨发动此举的真实意图，又知道英、美等国对事变的态度和主张，特别是从宋美龄信中获悉南京有人暗算他的阴谋，使他思想上受到了很大震动，于是放弃了“死”的打算，转变了态度。应端纳和张学良的要求，他给何应钦写了“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即停止轰炸”的手令，起到了压制讨伐派，鼓舞主和派的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深明大义、以德报怨的真诚态度。
中共中央于1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要求，并表示，如国民党中央能实现这五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这样，中共中央就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释放蒋介石完全统一起来了。蒋介石被扣后最初“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估计中共“必制我的死命”。事后他才完全明瞭“此事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者则杨虎城，且其事先并未与共产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15)。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事变中不计旧仇、以德报怨的光明磊落的行动，使蒋介石深受感动。因此，他不但接受了两党代表直接谈判的要求，而且还说：“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内战。”(16)
12月22日，宋子文偕同宋美龄到西安，蒋即授意二宋负责谈判事务，“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内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17)。23至24日，国共两党代表进行了直接谈判，周恩来提出了中共的六项主张(18)，宋当即表示个人同意，并答应转达给蒋介石。24日晚，周恩来在二宋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蒋提出三条：(一)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我同你谈判，决定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找我谈。蒋表示双方谈的他完全接受。对此，周恩来也认为，“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19)。蒋介石由决心“剿共”到“停止内战”，这是他国内政策的一大转变。
由谈判斗争到合作抗日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国内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致电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20)，表示了中共团结御侮的诚意，得到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欢迎。全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建议。确立了“和平统一”、“共赴国难”的内政方针，表明了“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就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的对外政策。这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
为了建立两党的具体合作，从1937年2月到抗战爆发前夕，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及蒋介石本人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了三次正式谈判。由于蒋介石仍坚持要用谈判方式“收编”红军，“统一”根据地，在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致使谈判陷入僵局。直到八一三抗战全面爆发后，谈判才获得新的进展。其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扩大和许多地方实力派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给国共谈判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早日结成统一战线，中共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争取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生活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努力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中共的这些主张，得到在野各党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6月10日，上海市民4000多人上书请愿，要求南京政府释放七君子。5月，冯玉祥发表5项抗日救国纲领。6月，山东和山西的地方实力派表示愿意和共产党一起抗日救亡。第三党代表彭泽湘到达延安谈判，要求同中共合作。这说明中共合作抗日的主张已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它对国共两党的谈判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中共在谈判中对国民党采取了一“顶”二“让”三“行动”的方针，推动国民党迅速走上合作抗日的道路。
在谈判中，对国民党企图吞并根据地，“收编”红军的无理要求，中共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谈判陷入僵局时，为了缩小双方分歧，中共于6月25日提出了15点新方案，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再次作了让步。如关于两党的合作形式，原则上同意蒋介石提出的关于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双方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为主席并有最后决定权。七七事变后，中共向南京政府竭诚表示，愿意在蒋的指挥下努力抗战，并着手单独自行改编，命令红军在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由于中共采取了以上措施和行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逐步放弃其无理要求。
(三)蒋日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蒋介石为了调动全国抗日力量，“准备应战”，不得不向共产党做出最后让步。
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准备应战”的谈话，这是国民党政府领导人第一次公开表示抗战的决心。接着，日军又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日本海军宣布封锁中国的海岸，并加紧对华东、华南各大城市进行空袭。日军的侵略直接危害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据统计，自8月13日至上海陷落，仅3个月时间，上海工商业损失总额超过30亿元(法币)，南京政府受到严重威胁。8月14日，南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为了调动全国抗日力量，蒋不得不考虑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陷于僵局的国共谈判又有了新的进展。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周恩来即率中共代表团二上庐山。7月15日，中共代表向蒋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7日，国共双方代表进行了又一轮谈判，国民党承认了陕甘宁边区，同意中共在上海设办事处。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非常希望红军赶快出兵，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对改编后红军的编制又作了新的让步，设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在庐山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讲话，并表示国共双方“皆已深切感到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由于国共两党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均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互相妥协让步，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以《宣言》的发表和蒋的谈话为标志而正式形成了。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感情是实现国民党
联共抗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原因
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政策转变，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他之所以能最终实现这个转变，除了上述的具体客观原因和条件外，还有一个主观因素，即蒋氏本身仍有民族主义的感情。1986年《瞭望》(海外版)杂志在回答一位海外读者来信中指出：“蒋介石先生担任‘总统’二十七个年头，台湾孤悬海外，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立场。”早在1936年4月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就认为：“蒋尚有民族情绪，蒋能抗日。”当时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执掌着全国政权，在经济上据有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的存亡兴废与其政治经济利益休戚相关。因此，蒋介石不同于汪精卫，在日寇的疯狂侵略面前，他既有妥协退让的一面，又有反对侵略、愿意抵抗的一面。九一八事变后，蒋虽给张学良下了不抵抗的命令，要东北军退入关内，但对马占山奋起抵抗又给予了支持。国民党“四大”通过“奖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案”，“由国府令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21)。一二八事变后，蒋最后虽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协定》，但他曾将“最精锐的中央警卫部队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编成第五军”“投入上海战线”，“并由江西抽调五师增援淞沪”(22)。1933年春，日寇侵略热河，蒋一面“自剿匪战区抽调多数政府军，前往北方参加抗日战争”，他本人也于3月6日“离开南昌行营，前往河北保定，指挥抗日军事”(23)；同时又在长城抗战失败，平津危急的形势下，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春，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后，蒋一面仍对日寇抱有妥协的幻想，对日妥协退让，《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以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就是这种妥协退让政策的产物；但另一方面，蒋也看到“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24)，“舍备战外，更无第二条路矣”(25)，因而着手从各方面准备抗战，制定了3年国防计划，开始了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在日寇猖狂侵略面前，蒋介石所采取的某些支持和准备抵抗的行动，既是出于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也表现了他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义立场。这是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策转变的主观原因，亦即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如果忽视这个内因作用，就不可能给国民党这种政策的转变找到完整的答案。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完全实现，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接触、谈判，甚至反复斗争的。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作为国民党主要领导人，是发挥了作用的”(26)。但由于蒋介石政权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因而他所起的作用也必然是双重的，既有促进的积极作用，又有延碍的消极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能完全实现，就说明蒋所起作用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正如1936年8月中共致国民党书敦促的那样：“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手中”。事实也如此，一旦国民党有了主动行动的表示，国共合作的实现就有明显转机。我们只有这样来考察国民党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才能得出合乎历史的正确认识。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第3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3页。
③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400页。
④《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册第35页。
⑤崔可夫：《在华使命》。
⑥1931年9月26日《申报》。
⑦《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200页。
⑧邓文仪：《从军报国记》第261页。
⑨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1编，第3章。
⑩季托夫：《1935—1937年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11)蒋经国：《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分。
(12)杨圣清：《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的重新接触》，载《党史通讯》1983年第10期。
(13)荣孟源：《蒋家王朝》第144页。
(14)《西安事变简史》第74页。
(15)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1编第3章。
(16)《解放日报》编，《蒋介石的诺言与自由》(1946年10月)。
(17)(18)(1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1、72、73页。
(2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47页。
(21)《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4页。
(22)(23)《蒋总统秘录》第1920、2007页。
(24)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1编，第3章。
(25)《蒋总统秘录》第2235页。
(26)《怎样评价蒋氏父子》，载1986年2月22日《瞭望》(海外版)。
(作者单位：湖南湘潭师院)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