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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之发展

陈崇桥


  爱国思想萌发
  张学良,字汉卿,1901年6月3日(夏历四月十七日)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张家窝堡。他11岁时生母赵氏病故,遂由庶母卢氏抚育成长。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出身绿林,深感门第微贱,因而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张学良七八岁时,父亲即为之延师开蒙。1916年后,又聘请中外教师教授英文。其后张学良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增加了不少新知识。张学良毕竟是生于封建军阀家庭,也受到一些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统率东北军时的思想基础是忠孝和侠义。
  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早在他幼年时期,就曾“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因此,特别“痛恨日本人对华之侵略”。1921年秋,他任卫队旅长时,曾应邀赴日参观秋操,见日军操演十分整齐威武,颇受刺激,深感日军之强,非中国之福,尤其对东北更具有威胁性,深为中国前途担忧。张学良虽多次参加内战,但对内战并不感兴趣。他说:“余自19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1927年张学良给其留学日本的胞弟张学铭写信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张作霖于皇姑屯惨遭日本毒手,张学良更感国难家仇集于一身,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切齿,不共戴天。由于张学良所处的环境及所受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而他的思想也不是单一的;由于时期不同,环境变迁,张的思想也是变化的。但不管怎么变化,张学良的爱国思想始终占重要位置。
  拥蒋统一对外 
  张学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热衷拥蒋统一,幻想由蒋统一后,再举国上下一致对外。
  在张作霖举丧期间,日本政府派林权助来华以吊唁为名,实则阻挠东北易帜。张学良认为“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①。张学良既未屈服于日本的武力威胁恫吓,也没有接受日本劝他“自己创一番事业”的诱惑,他对日本的回答是:“余为中国人,余之思想自以中国为本位,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之态度为转移,余不能违背东三省人民之意志。”终于在1928年底宣布东北易帜。
  张学良继承父位之初,即表示愿与日本和平相处。曾派何柱国、张学铭到日本借参观秋操,探听与日本和平相处的可能性。何柱国与日本陆军参谋长铃木等会谈多次。日方表示,日本必须完成以日本海为中心的国防计划,因此必须修建吉(林)会(宁)铁路,以与北满取得密切联系。何柱国归报张学良,张说:“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断然拒绝了日本的侵略要求。
  1930年5月间,阎、冯、桂各派联合反蒋,爆发了新军阀中原大混战,双方都争取张学良支持。张学良痛感“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窥伺我们多年,抵御外侮必须国家统一,阎、冯合作,如事有成,终必决裂”,中国“不统一不足以对外”。为有一个统一政府,他决心拥蒋。因此挥军入关,阎、冯军队迅即瓦解,蒋介石取得胜利。对此,蒋曾致书张学良说:“得友如兄,死无憾矣。”
  1931年8、9月间,日本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大肆叫嚣“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以外,别无解决之途”,剑拔弩张,蠢蠢欲动。9月12日,蒋介石电约张学良到石家庄会面。蒋面告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我们不要还手”②。9月18日晚,日军进犯沈阳北大营。张学良奉命不抵抗,日军得以占领我全东北。此时此刻的张学良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如若遵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势必成为全国人民唾骂的对象,如若抵抗,又怕违背“中央”的命令,得不到“中央”的支持,东北军孤军作战,恐难持久。经过再三考虑,最后还是一切“依赖中枢”,“对日方针,唯中央之命是从”。张学良当时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他认为东北之力不足以抵御强敌,想靠蒋介石动员全国之力,共同御侮。其次,张也幻想“国际联盟”援引《非战公约》出面干涉,遏制日本武力侵略。 
  1933年3月,日军进犯热河,汤玉麟不战而逃,全国舆论哗然。3月9日,蒋介石偕宋子文在保定与张学良会晤,蒋让张学良下野,出洋考察。张虽明知又一次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但仍持服从的态度。张学良出国之前,以极大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治好了多年吸毒嗜好。蒋介石为了调动东北军南下攻打红军,于1934年1月又召张回国。他回国之后,拥蒋搞法西斯统治的呼声比别人喊得更高,高唱一切唯蒋介石之命是听,抱定“脱褂子主义”,无条件地拥护蒋介石。不久,蒋即任命他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驻节武昌。尽管张学良一度提倡法西斯主义,拥蒋独裁,但他在抗日问题上和蒋介石还是不—样的。蒋介石在1933年热河失守、长城抗战开始时,即抱定“于寇患及匪祸二者:对前一项,加强防御;对后一项,应当准备速剿也”③。蒋一再声言“剿匪”是国民党军队“唯一重大的使命”④。张学良拥蒋是为了抗日,是为抗日作准备。当张学良听到蒋介石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签订何梅协定,逼迫东北军撤出河北省时,忧伤地说:“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有价值。”⑤他从此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开始产生怀疑,认为“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必至灭亡”⑥。张“在言谈中,无时无刻不为国难家仇而悲愤”,无时无刻不“渴望对日宣战”,“收复东北”,有时“谈着谈着,就痛哭失声”⑦。1935年,蒋介石又派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甘“剿共”,任“西北剿共副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蒋介石的阴谋是使东北军与共产党红军互相厮杀,两败俱伤,坐收渔利。
  尽管张学良跟蒋介石喊过“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但与蒋毕竟是不同的。当年蒋介石的亲信钱大钧曾向何柱国透露:蒋介石的所谓“安内”,不仅要消灭红军,也要消灭非嫡系的杂牌军⑧。实际上,东北军也在蒋介石蓄意削弱消灭之列。蒋介石曾公然说“东三省热河失掉了”“没有多大关系”,根本未把收复热河和东三省放在心上。在此期间,张学良的思想是“指望通过剿共的胜利,取得蒋之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老家去”,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这当然是极端有害的幻想。
  劝蒋联共抗日
  东北军“剿共”的失败使张学良认识到红军打不了,“剿共”无前途。张学良初到西北时以为红军已无多大力量,误认为可以用东北军的优势兵力解决之,然后再实现其抗日和收复失地的目的。杨虎城曾劝他慎重,不要进攻,张听不进去⑨。迨与红军交锋,崂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次战役,东北军连战皆北,两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或战死或被俘,损失兵力几达三师之众,这些事才使张学良“受到极大震动”。特别是张学良到西北通过战争接触,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有了正确认识。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明确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一英明决定博得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张学良、杨虎城所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热烈响应。在反共内战中的东北军早已“军无斗志,士多反蒋”。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他们背井离乡,身受国破家亡之苦,亟盼张学良带领东北军用手中武器打回老家去,对蒋介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驱使东北军攻打红军的政策早已强烈不满。特别是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援助“东北人打回老家去”的主张,更拨动了他们的心弦。共产党对东北军的政策,既不是瓦解,也不是使东北军成为红军,而是争取东北军成为共同抗日的同盟军,这一政策得到东北军各级军官的由衷赞赏。面对这一现实,张学良开始认识到:只有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联合抗日,东北军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他曾说,共产党的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他曾征求部属意见,结果万喙一声:“与中共及杨虎城接触,以谋合作,停止剿共战争,保存我们的力量,团结其他方面共同抗日。”在此前后,张学良与共产党接触比较频繁。当时中共党组织曾派出刘鼎、宋黎等人与张学良多次交谈,并被张留在身边工作。特别是红军派被俘的高福源返回东北军,从而开始了东北军与红军的秘密交往。根据张学良的指示,1936年2月,王以哲在洛川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等人,就红军与六十七军(王任军长)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3月,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北,又亲自与中共代表李克农、钱之光会晤,接受了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但如何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包括不包括蒋介石在内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尚未解决。随后,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为代表于4月9日在延安与张学良再次举行会谈。在会谈中,张学良不但谈了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而且也谈了可能性。他认为只要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周恩来当即表示蒋介石虽犯有这样那样罪行,只要他参加抗日,“这些旧帐,我们不愿意再算了”。自从张学良与共产党接触以来,他对共产党已有了认识,曾说“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辛,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屹立于广阔天地之间”。如今又听到周恩来这样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谈话,极为兴奋,他说:“对!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这次会谈,不仅使张学良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对他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周恩来认为张学良的态度坦率诚恳,可以信赖。后经中共中央讨论,认为日本要独占中国,与英美发生矛盾,英美有指使并支持蒋介石抗日的可能,于是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共产党的这种伟大胸怀,使张学良深受鼓舞。
  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一经确定,张学良便以劝蒋联共为己任,做了大量工作。他向蒋介石提出如下三点要求:一是请蒋介石起用积极抗日的贤才;二是容纳共产党,如北伐战争时那样,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使政府增加新的血液;三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以免使有为青年死于毫无意义的内战之中。张学良“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他多次见蒋“不顾一切”,犯颜直谏。如1936年9月28日上书蒋介石直陈抗日救国主张:“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⑩。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宣布“剿共”计划。张学良心怀愤懑,据理谏劝,指出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恳切说明,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全东北军将士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10月31日,张学良乘赴洛阳为蒋祝寿之机,又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遭到训斥。12月4日,蒋介石再到西安,住在临潼县的华清池。当时蒋介石一方面调来大批嫡系部队进驻西北;另一方面召南京政府的许多高级军政要员云集西安。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个办法:一是服从“剿共” 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大军在背后督战;二是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自己“剿共”。这两个办法都是张学良不能接受的。12月7日张学良又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披肝沥胆地“哭谏”。蒋竟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当请愿队伍向蒋介石驻地华清池前进时,蒋命张学良武力制止学生“胡闹”。张学良说: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侵略者的,怎能打中国人呢?蒋介石与张学良又发生了尖锐争执。张学良为了劝蒋联共抗日,真是“用尽心机,也可以说舌敝唇焦”,结果都遭到了拒绝。最后被迫采取了“兵谏”。“兵谏”是“苦谏”、“哭谏”的继续,二者形式不同,但都是为了劝蒋联共抗日。
  扣蒋释蒋送蒋
  扣蒋释蒋送蒋,标志着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学良的思想是不断前进的,1936年11月下旬,前东北大学代校长王卓然离开西安时,张学良曾向他声明抗日救国是他的唯一宗旨,“虽刀锯斧钺加之绝不变更,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从今以后,“绝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表明决心不再听从蒋介石任意摆布了。可是蒋介石却仍逼张学良向坚决主张抗日的共产党红军进攻,坚持打内战。眼看兵连祸结的内战一触即发,张学良被“逼得无路可走”,激于爱国义愤,故有“兵谏”之举。西安事变完全是当时特殊处境强迫所促成。
  在扣蒋之前曾有人问张:“抓起来逼他抗日,他答应了怎么办,不答应又怎么办呢?”张学良肯定地说:“他答应了,仍拥护他做领袖,联共抗日;不答应对他不利,他不能不答应啊!”他发动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11)。他“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至于对蒋介石,只要他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就绝对拥护他,服从他。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联共抗日目的能达到,其他的均非所计!所以在扣蒋前,张学良即严令唐君尧、孙铭九等人在执行扣蒋任务时,一定要“把委员长带到城内,不要发生流血事件,除非绝对必须,不得开枪,委员长必活捉不得伤害”,“如果伤害了他,我就枪毙了你们两个(唐、孙)”;“我们为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而进行‘兵谏’,绝不能因此而引起内战”;如因捉蒋不到,蒋发兵来攻打西安而引起内战,“我一定将头割下来交给杨虎城,拿到南京去了此公案”(12)。这一赤诚之言,充分显示了张学良的光明磊落和自我牺牲精神。这正如中国共产党通电所说:“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首列”(13)。宋美龄说:“张捉蒋,完全出于救国赤诚。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即“金钱与权位问题”,而“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于历史之叛变”(14)。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的既定方针。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杨就指定了一批文人草拟逼蒋联共抗日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主张。12月12日即以张、杨的名义公诸于全国。八项主张的中心是停止内战,废弃独裁统治,共同对外,充分体现了张学良的思想。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共产党事先并不知情。事变后,张学良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12月17日下午,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当日晚,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话。中共代表团完全同意张学良的和平解决的意见,并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害得失,更深入透彻地阐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18日,周恩来与杨虎城会见。杨以为共产党绝不会轻饶蒋介石,结果大出所料。他一方面佩服共产党忍让为国的精神,另一方面却认为,“蒋介石气量小,又极阴险,放了他,将来他一定会大肆报复”(15)。应该说杨虎城的担心并非多余。但由于张学良和中共代表都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即以大局为重,不再提出异议。 
  12月20日,宋子文与端纳乘飞机同来西安。张学良坦白地告诉宋: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已经共同商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三方面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嗣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周谈判,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不再进行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等条件。按张学良的想法,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对外抗日,就可以释放蒋介石回南京。
  西安事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亦是冒险之举。当时红军虽是最进步的革命力量,但在长征过程中已被削弱,到达陕北的兵力仅有二三万人,当时东北军虽主张联共抗日,但其数量也不过十几万人。十七路军仅三万多人,力量更有限。国内各实力派,除广西李宗仁、四川刘湘、绥远傅作义倾向支持西安事变而外,其他各省实力派多是首鼠两端,态度暖昧。就当时“三位一体”的力量来说,尚不能控制全国的局势。
  西安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表面上装着“不干涉中国内政”,暗中却支持亲日派打内战,并主张杀蒋,同时勾结希特勒支持汪精卫回国组织亲日卖国政府。 
  面对这一极端复杂形势,如对西安事变的处理稍有不慎,即有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才使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相勾结扩大内战的阴谋没有得逞。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既然如此重要,功当谁属?从全局来看,西安事变的领导人无疑是张、杨,特别是张学良起着决定性作用。当时东北军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张学良是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在西北地区人多枪多,张基本上能左右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局势;事变中张亲自布置部队扣下了蒋介石,事变后蒋一直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控制之下,张学良是“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西安事变的主角系张学良”(16)。对于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实居客观地位。当然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17)。张学良认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三位一体”中“甚明大体”,有许多问题都是由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居中调停。端纳认为在西安事变中“实际是周恩来使蒋得以安全离开”(18)。台湾出版的材料也承认:西安事变“终于化险为夷”,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共“在最紧张的时候,影响张、杨使委员长脱险”(19)。 
  毋庸讳言,宋子文兄妹的奔走和美、英、苏的态度也都起了作用。 
  张学良扣蒋是为了共同抗日,亲自送蒋求得谅解同样也是为了共同抗日。张学良认为西安事变让蒋吃了苦头,现在抗日问题已经解决,其他都可以在所不计,所以他不但要放蒋,而且还要拥蒋做领袖,同他一起共事。为使蒋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张学良认为他到京请罪,蒋介石叫他回来,以示宽大,这样一送一赦,就可以成为千古美谈。张思考问题的立足点,是从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以利今后的抗日大局出发的。同时,也是为了顶住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和表明心迹。他认为这样可使亲日派无话可说。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历次讲话中,一再表示“当他(蒋介石)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20),“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21),用以表现他之所以扣蒋,一不争权,二不争地盘,纯属为了共同抗日。他在《致宋美龄电》中也说:“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他的行动确实体现了他“只知爱国,纯洁无他”的高尚情操。
  当然,张学良之送蒋,也反映出张对蒋尚抱有一定幻想。张认为他对蒋介石一向忠心耿耿,蒋如能稍念旧情,或不至于被扣。
  应该说张学良亲自送蒋既出于江湖义气,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思想,也有东郭先生式的善良愿望,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张学良的伟大爱国主义思想。
  尽管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进行了报复,但蒋介石毕竟在西安事变中立下了“有我在,决不再起内战”(22)和“绝不剿共”(23)的诺言,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这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张、杨的爱国赤诚和英雄业绩,将永垂史册。
  ①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
  ②何柱国:《忆张学良将军》。 
  ③④《蒋总统秘录》(台湾版)第9册。
  ⑤⑥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 
  ⑦王蓝、王平陵等:《蒋总统与中国》(台湾版)。
  ⑧何柱国:《回忆张学良将军》。
  ⑨王菊人:《双十二事变回忆片断》。
  ⑩张学良致蒋介石电(1936年9月23日)。
  (11)《张学良杨虎城告将士书》(1986年12月16日)。
  (12)何柱国:《谈西安事变》。
  (13)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9日)。
  (14)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15)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
  (16)刘健群:《窥测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
  (17)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18)《端纳在菲律宾对记者的谈话》,载1945年2月28日《纽约时报》。
  (19)《西安事变史料》下册,340-341页。
  (20)《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38页。
  (21)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22)《杨虎城等对中央军西进通电》(1937年1月5日)。
  (2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