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张学良将军的前半生
常城
张学良将军已86岁了，他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救国功臣。
对他的历史功绩作一概括的回顾，不仅足以垂示后人、启迪来者，而且对于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
张学良将军的一生，以他被软禁为界，可划分为前半生与后半生。他的前半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还不到20年的时间。这20年，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年代。在这些年里，他的政治活动，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是他随父亲张作霖从政的时期。当时，他是军阀的“贵公子”，生于权门，养尊处优。他父亲聘中、外教师培养他，指望他承宗继祖，称霸一方。在张作霖“宠爱有加”的环境下，他年将20，即出掌军旅。由卫队营长旋升旅长、军长、军团长和“方面军”的最高将领，成了奉系军阀中的主要人物。在北洋军阀时期，他不得不追随其父参加几乎所有的军阀混战，并率奉军主力，对抗北伐战争。
年轻的张学良，由于受过较多的教育，虽然也具有一般知识青年的民主爱国思想，不满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与郭松龄、阎宝航、杜重远等爱国、进步人士相友好，但他当时的行动主流却是追随其父，扮演着军阀混战和对抗革命战争的角色。这时的张学良，基本上还是旧军阀营垒中的重要将领。
第二个时期：从张作霖被炸死到九一八事变前，是他独自掌管东北军政大权的时期。“国难家仇”交织一身，使他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显著的变化。
1928年7月，他上台伊始，即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摆脱日本对东北的控制，他不顾田中内阁的阻挠、恐吓和软化，毅然实现了“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政府，表现出了高度的反日爱国精神和高贵的民族气节。众所周知，当日本特使林权助以张作霖的老友自居，用长辈口吻“命令”张学良不许“易帜”时，张学良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我与贵国的天皇同庚(同岁)。”①(即位居你上，焉能受尔之命!?)这种具有民族尊严的机智回答，为国人所称颂。
从此，张学良将军在东北推行了一系列反日政策，并支持群众的反日斗争。在他的支持下，由阎宝航、车向忱等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等，揭出“收回旅大”、“打倒满铁”等鲜明的反日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反日宣传。当时，人民的“护路”斗争遍于东北，给日本攫取我铁路权的阴谋以沉重的回击。
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已陷低潮的形势下，东北的反帝斗争却蓬勃而起。虽原因诸多，但与张学良的反日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在推行反日政策的同时，又努力倡导东北地区的建设：兴修铁路，开筑葫芦岛港；鼓励官民兴办煤矿、纺织、窑业、农产品加工业；兴办教育事业，发展各县中小学，扩建东北大学，自任东大校长，取消封建的尊孔读经，提倡反日的爱国教育等等。
所有这些，都表明张学良将军已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但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犯了两大历史性错误：一是1929年在蒋介石和美国唆使下，借“防止赤化”为名，轻率地挑起了“中东路事件”，单方撕毁“中苏协定”，驱走苏方人员，派兵10万与苏联红军开战；结果损兵折将，劳民伤财，战败乞和。这不但损害了极可贵的中苏友谊，为亲者痛，为仇者快；也暴露了东北军的实力，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另一错误是，在1930年当国民党各派混战达于高潮、蒋介石和反蒋派胜负难分之际，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一再勾引、利诱下，不顾日本入侵东北的紧迫，举兵入关，使东北国防空虚，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可乘之机。而他因助蒋有“功”，取得了南京政府的要职(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统辖了北方八省(东三省、华北五省)，恢复了其父往日的地盘。这时，年仅30的张学良跃居显位，成了南京政府中仅次于蒋的人物、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当他南下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时，南京举城迎接，“狮子山炮台鸣炮十九响”，文武高官“一律身穿制服……渡江恭迎”，从天津到浦口的车站遍贴标语，盛赞他“拥护中央，大有功于党国”②。这时，张之势力达于“顶峰时期”。同时，因踌躇满志，生活无度，吸毒严重，也是他“在意志和精力上……落到最低线上的时期”③。
第三个时期：是从九一八事变后下野出洋时期。
九一八后，困难当头，身为东北的首脑，守土有责，但他却执行蒋之不抵抗政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一再听任蒋介石的摆布。
应该指出，他虽然执行了不抵抗命令，但与专心“剿共”的蒋介石还是有区别的。他很想抵抗，也确实进行了局部的抵抗：如组织锦州、榆关、热河的抵抗；多次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慰问、鼓励东北抗日义勇军；拨巨款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当他同族兄弟张学成叛国被擒时，主张“立即枪决”等等。但这些抗日举动是很有限的。其所以如此，除了盲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和幻想国联干涉外，他认为要抗战，单靠东北军难以取胜。
九一八的第二天，他即明确表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需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④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剿共”，拒不发动全面抗战，张学良为保其实力，也只有忍痛服从。结果，在全国人民反蒋反张的声讨下，蒋介石舍车保帅，要张下野。他对张说：“我二人共乘一舟，但目前风浪太大，两人同乘，必有覆舟之险，应当下去一个人。”张只好代蒋受过，下野出洋。这是他一生中首次下台，失意之情难以言喻。
下野出洋的张学良，本应静思既径，总结教训，但由于阶级地位的限制，他对蒋仍无认识。在意大利等国虽不到一年，他却受毒很深，他欣赏“讲独裁，不讲民主，拥护一人为领袖的法西斯主义”，错误地认为法西斯是德意“复兴”之道，也是中国的“复兴”之道，因而回国后“高唱拥护蒋介石，一切唯蒋之命是听”。
第四个时期：从追随蒋介石“剿共”至西安事变，是他悬崖勒马，从“剿共”内战到决心联共救国时期，也是他一生中的巨大转变时期。
出洋回国后，1934至1935年，他受蒋之命，先后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率东北军进攻红军。在这条绝路上，他越走越不通，越走越痛苦。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迫使他不能不悬崖勒马，转变方向。
促使张学良从追随蒋“剿共”转变为联共抗日的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起主要作用的，一是他在“剿共”战争中的惨败和由此尝到的蒋之冷遇，一是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感召和对东北军的耐心而有诚意的争取。
他“剿共”3个月，折兵近3个师，两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战死或被俘。这是东北军几十年历史上所没有的。正如他后来在《自述》中所说：“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
由于“剿共”的被挫败，他进一步尝到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苦计。对东北军的惨败，蒋介石不但毫无关切之意，而且乘机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其军饷，甚至连张学良为阵亡者所请之10万元恤金，也被“驳拒”，以致张悲愤感叹“我的名望，已降低到不值10万块钱”!特别是1935年11月，当他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败军之将“大受奚落”，与当年蒋对他的盛大“恭迎”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这对张是莫大的刺激。他深深感到，蒋对他“已不重视”，“内心开始动摇了”⑤。
同时，因反共内战，张之所部已“军无斗志，士多反蒋”。九一八后，他们背井离乡，痛感国破家亡之苦。但如今，不抗日专反共，内心悲切。他们大声疾呼：“与其与共产党打仗，还不如和日寇拚命。”军心的动摇，对张学良的推动极大。
这时，日本侵略者已渗入华北，踏进绥远。抗日与反共矛盾、国民党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独裁与民主的矛盾，在西北地区尖锐地交织起来。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高潮。
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形势，共产党的伟大号召，广大军民不可抑制的抗日救国洪流，推动着苦闷彷徨的张学良将军。他目睹全国形势，认识到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只有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联合抗日，他个人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一洗以前的耻辱，东北军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共产党的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我开始想到，我的政策失败了。为此，我征询部属的意见，结果提出的建议是：与中共及杨虎城接触，以谋求合作”。
于是，张学良开始了他一生中的转变，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从1935年末开始，他主动接触东北进步人士李杜、杜重远等，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共产党早就重视对东北军的工作，曾先后派李克农、刘鼎、宋黎等到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亲切而诚挚的会谈，宋黎还留在他身边工作。共产党还通过教育获释的东北军军官(高福源等)说服、推动张学良。特别是毛泽东派周恩来于1936年4月在延安天主教堂与张会谈，解决了张的各种疑虑。周恩来热情诚恳的态度，深刻精辟的分析，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极为钦佩。这次会谈，“对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⑥。从此，张学良的政见完全转变了。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在西安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准备工作：建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骨干；成立东北军学兵队，吸收中共地下党派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和革命青年；成立“抗日同志会”，作为东北军的核心力量，吸收进步的青年干部参加，不少共产党员，如栗又文、张潜华、宋黎、解如川、刘澜波等均系该会成员；“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先后成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在张、杨的支持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所有这些，标志着共产党与张、杨间“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这时的张学良，意气风发，决心救国，与前对比，判若两人。
从以上四个时期的简要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张学良将军前半生走过的道路确实是曲折、复杂的。他最后终于在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全国人民反日怒潮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的正反面教育下，毅然实现了跃进性的转变——从旧军阀的“少帅”变成了联共抗日的民族英雄。
张学良的转变不是偶然的。除了外因的巨大推动外，还有内因，即他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
他自幼生长在日本侵略下的东北，对侵略者的猖狂气焰极其厌恶。他不满其父对日本的妥协退让，“父子间曾大肆争吵”。他对“晃着肩膀”、耀武扬威的日本顾问们极为“反感”，痛感让日本“浪人”、妇女在沈阳街头“穿着浴衣，花枝招展”地招摇过市，是中国的耻辱⑦。1928年他上台后，曾和日本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他随蒋“剿共”，但“并不热心于内战”，时刻不忘侵略者。在武汉时，他以“苦水”招待东北同乡，使之不忘乡苦，“在言谈中，无时无刻不为国难家仇而悲愤”。他时常和同事“谈他自己的苦闷，谈他渴望对日宣战，好收复东北，谈着谈着就痛哭失声”⑧。
这些充分说明张学良虽有拥蒋“剿共”的一面，也有反日爱国的一面。他对抗日始终诚心诚意。他的反日爱国思想是长期形成的。尤其是日本侵略者炸死他父亲，侵占他的地盘，使他的军队损失一半以上，财产损失百万以上，怎能不使他产生强烈的反日爱国思想呢?
过去一些书刊在谈及张学良思想转变时，多半主要强调他受客观外因的逼迫的一面，但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忽视他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的内因，则是不全面的，不合实际的。
二
张学良的转变，集中地表现在他和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他们“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⑨。
西安事变前，张、蒋间的矛盾，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尽管张学良一再“苦谏”、“哭谏”，要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尽管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国共合作”的密谈正在进行，但蒋介石却仍然一意孤行，举兵西北，逼张“剿共”，妄图在短期内(两周或一个月)，一举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
在兵临城下的形势下，张、杨两将军忍无可忍，不得不发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完全“为了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张学良将军在发动事变时所表现出的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旧将领来说，是罕见的。
西安事变与过去的军阀争权不同，也不同于一般的军事政变。它不是为了个人和某个集团的私利，而是出于善良的抗日救国愿望，顺应着民族大多数人的团结救亡的要求，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发动的。张学良将军在谈他发动事变的想法时说：“我们这次发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为了国家的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⑩，“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的纯洁的”(11)。他号召所部“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他说：“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12)
当临潼捉蒋还没有找到蒋介石时，张学良焦急万分，他激动地对所部将领们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13)从以上表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张学良的思想确实是高尚的，是为国无私的。
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感召下，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是国内革命进步势力、抗日反蒋势力与蒋介石的反共误国政策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的必然性……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4)，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将军无疑处于关键地位。没有他在西北的出现，没有他和杨虎城及共产党的联合，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和平解决是难以实现的。
早在1925年，爱国将领郭松龄在倒戈反奉系时，曾致信张
学良，愿他“为新世界之伟人”，不作“旧时代之枭桀”；愿他“为平民所讴歌”，不“为政客所崇拜”(15)。但那时的张学良还不能摆脱他的“愚忠愚孝”，还不能摆脱旧思想的束缚。只有经过历史教训的冲击和共产党的帮助，他才在民族危机的关头有了巨大的转变，强迫蒋介石停止“剿共”计划，挽救了民族危机，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的实现。因而周恩来称他们为“千古不朽的人物”，誉之为“千古功臣”(16)。
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另一历史功绩，就是他和中国共产党解决事变的方针不谋而合，始终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他十分敬佩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公无私立场，紧密地与共产党合作，冲破各种阻力，终于粉碎了南京政府何应钦等妄图讨伐张杨、扩大内战的阴谋，说服了东北军少壮派“杀蒋”的要求，经过审慎的谈判，在迫使蒋介石答应了联共抗日的基本要求之后，断然放蒋回京，使西安事变尽快和平解决。
张学良将军在送蒋问题上虽不够慎重，以致为蒋长期扣押，但送蒋也确有其积极的一面，也确有历史功勋。毛泽东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17)。张学良送蒋，既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表现了他为抗日救国，不计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
蒋介石回京后恩将仇报，亲自导演了“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丑剧。从此，张学良将军便长期失去了自由。他先后被软禁在浙江溪口的雪窦寺、安徽的黄山、江西的萍乡、 湖南的郴州和沅陵、贵州的息峰、重庆的歌乐山，长达10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满以为软禁期满，将获自由，但蒋介石再次背信，拒不释张，还赠张两样“礼物”：一本1936年的年历，一双绣花拖鞋，暗示张从头作起，软禁无期。后又将张押送台湾，先后幽禁于基隆、新竹和台北市郊的阳明山坡，直至如今仍无完全的自由。
一代英雄，亦诚为国，身陷囹圄，囚禁终身。“碧空万里弧影远”(18)，何日叶落能归根!?张学良将军为抗日救国，身陷囹圄，已整整半个世纪了。我中华儿女热切期望着祖国的统一，热切地盼望张学良将军能重返故土。历史在前进，人心向统一。祖国统一的大业，是迟早要实现的。
①1928年8月19日《国闻周报》。
②陶菊隐：《张学良的前半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③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
④洪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
⑤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65页。
⑥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20页。
⑦松本一氓：《被遗忘了的贵公子》。
⑧王兰等：《总统与中国》第120页。
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⑩(12)《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
(11)《张学良在西安电台广播讲话》(1938年12月14日)。
(13)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54页。
(14)《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15)赵毅：《郭松龄反奉》(附录)。
(16)《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7)《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1月)。
(18)引张学良将军在沅陵的诗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