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统一而矢志奋斗的张学良将军
周 毅
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无理关押，至今已半个世纪。他对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贡献，永远被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所赞颂。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少年立志救中国
张学良从少年时代就了解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及近代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势，耳闻目睹了日本人的蛮横，痛感日本人“不拿中国当国家看，不拿中国人当人看”①，“对国事极为悲观，以为中国从此将受到列强之宰割，复无望矣”②。遂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1916年，张学良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并担任会董，接触的人更加广泛，除一批留学英美学生，并与总干事、美国人普赖德的关系甚密。普教他学英文，同时向他讲些国际情况及西方的风土习俗。后由普赖德介绍参加奉天国际俱乐部活动，更引起他对国际问题的关心。青年会不断请上海、北京、天津的一些知名人士讲演。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讲演，对张学良启迪甚大。他“大悟悲观之非当，于是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努力以救中国”③。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张学良积极参加，“他着紫衣玄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商品，逢人劝购”④。
1919年3月，张学良进东北讲武堂炮兵科学习，结识不少爱国有志之士。191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长。1920年6月任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11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21年秋，张学良和张作相在日本顾问本庄繁的陪同下赴日观秋操。归国后，张学良便暗下决心改革奉军。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张学良协助其父整顿奉军，任东北陆军整理处参谋长兼东三省航空总办。从此开始对奉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裁汰老弱，精选青壮年入伍；加强军事训练和爱国教育；成立军官教导队、军士班；整饬军纪，“奖惩严明”，实行“军需独立制度”等，使奉军面貌为之一新。1924年5月，升任陆军第27师师长兼东三省陆军训练副监。是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驻守榆关。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胜利，势力南伸。1925年春，他统带京榆司令部。4月晋升为陆军中将，10月升任第三军团长。张学良几次亲率大军入关，参加军阀混战。在战场上他“观于官兵伤亡之惨状，人民之流离失所，皆深感痛苦”⑤，便产生了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他认为：“军人之所以成阀，固不仅问份内事，而且干预份外诸政治”。他表示自己“不争权夺利”，“绝不愿成为军阀”⑥。因此，孙中山为他题写了“天下为公”的条幅，报界称他为“北方之曙光”⑦。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爱国反帝运动后，奉军张宗昌、邢士廉等镇压爱国民众。张学良率卫队到上海调查五卅案真相，支持民众的爱国反帝运动，还向上海学生联合会“捐助现款一千元”⑧，作为其活动经费。
东北易帜粉碎了日本肢解东北的阴谋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拒签公开出卖民族利益的东北“五路”议定书，发表通电反对外人干涉中国内政，并声明为解决内争、实现和平，退出北京，起程返奉，6月4日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车站。张学良于6月18日秘密抵奉天，19日接替其父任奉天军务督办。他采取了沉着、果断的措施，7月3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稳定了东北的政局，没有给日人以可乘之机。原商定于7月22日东北“易帜”，就此问题，张学良于7月16日往访日本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告以奉方与南京方面商谈易帜的经过和条件，并征求意见。林表示待请示政府后再作答复。张学良不待日方答复，指示汤玉麟于7月19日发表通电，宣布热河“改易青天白日旗，一体服从三民主义”⑨。同一天，东京训电林久治郎，林拜见张学良告以在“日本利害关系上，不愿见东三省政治有急剧变化”。张学良断然答道：“东省政治一依民意而决。东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则彼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由于日本的干涉，易帜问题不得不从缓。7月26日，张致电他的代表王树翰、邢士廉：“请即转达介公，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虽是个人只身，亦甘为介公效力。”⑩但考虑到日人对东北的野心，他又特别强调“目前外交方面情形，确属重要，谅介公早有成竹，但求对外有圆满办法”，并表示“东省一切不成问题”。
日内阁首相田中为阻止东北易帜，又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之专使来奉。8月9日，张学良回访林权助，对林前来吊丧表示感谢，并表示“本诸共存共荣本旨与日提携，而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统一，如“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张学良表示：“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中国为本位”，“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11)。林权助见张学良不肯就范，以教训的口吻说：“你的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情，愿向你进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险!”张学良愤然而起，答道：“我和贵国的天皇是同岁。”(12)这次礼节性的回访，竟不欢而散。田中政府后改变策略，采取了所谓务实主义，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13)，遂加紧谋求吉会(吉林到会宁)、长大(长春到大赉)的筑路权，激起了东三省人民的愤怒，保路反日运动蜂起。11月12日，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余决非卖国之人，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14)日本人原以为张学良“是一匹借张作霖虎威的狐狸”，现在他们深刻认识到，张学良“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猛虎”(15)。1928年11月30日，张学良对奉军进行改编，一律改成旅制，淘汰了绿林出身的老弱，大量提拔军校出身的军官，压缩了编制，提高了战斗力。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发出“艳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16)，实现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东北的阴谋，宣告了统治中国16年的北洋军阀的覆灭。同一天，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29年1月4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军改称东北边防军。
调停中原大战，结束了
中国历史上军阀混战的局面
1930年初，国民党各派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准备对蒋开战，新的大规模军阀内战即将发生。张学良于3月1日发出“东电”，力劝各方捐弃成见，“共息争端”，“注视线于国外，力泯内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等反蒋派不听劝告，联合召开“扩大会议”，另立政府。5月11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蒋、阎、冯、李的中原大混战全面展开。双方投入近百万大军互相厮杀，横尸遍野，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无数。这时不参战的东北军举足轻重，各方代表云集沈阳，千方百计拉张学良站在自己一方。对此，张学良的发言人高纪毅于5月15日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张学良“仍本东电意旨，始终贯彻和平”，“东北军队专为防边御外之用，决不愿以之参加国内战争”(17)。蒋介石为进一步拉张学良，6月21日以南京政府名义明令发表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派张群将特任状及印信送至沈阳。张学良复电不愿就职。7月2日，张学良往葫芦岛主持建港开工典礼，各方代表紧追不离。8月11日，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代表们亦接踵而至。8月23日张学良接见日本记者时表示“本人依然对南北何方均不参加”。第二天，他接见汪精卫的代表覃振、陈公博、郭泰祺时说：“吾始终为国家统一，如何可使国家无内战而保永久和平，常常如此想，总希望得一良好的方法，各人整理地方，各人安分去干，把国家弄好。”并表示“本人无论何时何事，皆不自私，而可牺牲一切”(18)。
中原大战在继续发展，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张学良感到“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长此相持如何得了”(19)。因此，在蒋介石代表张群、吴铁城、李石曾的再三催促下，他始表示待蒋军攻下济南后，东北当即出兵调停。他将此意通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以示留有余地。9月10日，他在沈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商讨时局，决定出兵调停。9月18日，发出“巧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他指出：“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途径”，“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遂派于学忠、王树常率大军入关调停，并电令各军、旅长：“此次我军进入平津，纯为捍卫闾里，保护商民，师行所至，务望严守军纪，融洽感情，戏园妓馆一律不准进入，对商民交易更须格外平和，如有违犯者，查明属实，准予先行枪毙!”东北军一枪未放进入平津。阎锡山、汪精卫等召开的扩大会议顷刻瓦解，阎、冯等军败退。阎锡山逃到大连，冯玉祥下野。一记者问张学良“巧电”的立场是否仍站在南京方面时，他答道：“不错，惟余之表示，亦不尽与宁府期望吻合，实乃站在中间而偏向宁方而已。”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余决不为落井下石之举，惟愿青黄不接时，地方秩序得以维持。”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11月12日，张学良应蒋介石之邀首次去南京列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受到盛大欢迎。1931年4月9日，张学良在北平设副司令行营，同月将东北军的番号与南京国民革命军的番号统一。
九一八事变后，忍辱奋斗，抗日救国
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吞并中国，不容中国有和平统一的局面，更不容刀主统一御侮的张学良存在，趁张学良患病住院期间加紧了阴谋活动。1931年5月27日，汪精卫等改组派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相对抗，派邹鲁携50万元巨款到邢台收买石友三，任命石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鼓励他讨张反蒋。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自到大连策划用飞机“送回阎锡山”，“并准备纠集阎锡山等人对抗张学良势力”(20)。针对石友三的异动，张学良在病榻上一面劝石以大局为重，一面下令调东北军主力入关，加以防范。石友三不听劝告，7月18日在邢台发出讨张反蒋的通电，公开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东北军被迫迎击，石友三败北，于8月8日通电下野。张学良粉碎了石友三的叛乱，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毒计，却未识破其“把东北军牵制在关内”(21)的阴谋，致使东北防务空虚，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绝对抱不抵抗主义”(22)，要“依赖国联”，使“事态不扩大”。因为蒋介石和田中义一早有“密约”，“保证考虑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23)。张学良执行了蒋的命令，没有抵抗，使日军很快占领了东三省，从此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代蒋受过。12月16日，被解除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东三省沦陷，东北军主力和广大爱国民众流亡到关内，形成了以张学良为首、以东北军为主体的亡省亡家的流亡武装政治集团。他们以报仇雪耻、收复失地为宗旨，虽有蒋的不抵抗命令，张学良仍任命了辽、吉、黑三省临时抗日政府，改编退入关内的部队，支持和组织民众义勇军进行抵抗，然而已无补于大局。
日本帝国主义无视“国联”的劝告，又于1932年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并有攻榆关、窥视热河之企图。张学良看到了南京政府的退让及“国联”的劝告都不能阻止日军的侵略，便决心放弃不抵抗主义，准备对日作战。他认为“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求死”，表示“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幸而成固可复我山河，雪莫大之耻辱；倘不幸而不成，亦可振我军誉，扬民族之精神”。同时，他还表示要“亲赴热河或满洲指挥军队”，并有与热河“采取同一命运之决心”(24)，遂向南京申请拨款，购买军火，又遭拒绝。此时，蒋介石全力“围剿”红军，大打内战，对日一再妥协。但他为逃避国人的谴责，嫁祸于人，于8月任命张学良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全权”指挥华北军事。
1933年初，日军进攻榆关，何柱国率部抵抗，日军受挫，转而进攻热河。守将汤玉麟竟不战自退，放弃热河逃跑。承德于3月4日陷落，全国舆论大哗，张学良又一次受到国人的谴责。蒋介石抵保定，乘机逼他下野。张学良将东北军加以改编后，于3月11日通电下野，由何应钦继任北平军分会主任。《大公报》曾评论说：“拥众十数万之大军领袖，经保定车中一席谈，居然放下兵权，直请摆脱，不可谓非中国军界之一创举也。”
张学良为寻求救国之路，于1933年4月11日离开了上海，出国考察。他考察了意大利、德国等一些西欧国家，也曾申请去苏考察，被苏联当局拒绝。蒋介石极力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东北军进行拉拢、分化，欲调东北军南下“剿共”。1934年1月8日，张学良抵达上海。蒋介石有意叫他任行政院副院长，张不从。2月7日，蒋介石任命他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3月1日在武昌就职。遂调驻华北的57军、67军及独立105师南下“剿匪”。这时，张学良相信“法西斯主义方法可治中国”，积极拥护蒋介石为最高领袖，期望由蒋来领导全国抗战。张学良为表示对蒋介石的诚意，解散了东北军内的国家主义派等组织，同蒋介石合组“四维学会”。然而张学良终究与蒋介石不同，他力主国内统一，一致对日抗战，并不热心为蒋卖力“剿共”。他在豫鄂皖期间，东北军对红军没有大的军事行动。1935年夏，武汉遭受大水灾，他调动军队防洪抢险，并亲自率领总部的官兵抢修张公堤，驾机视察沙市的灾情，受到群众赞扬。
张学良对共产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也着力研究。他认为“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这个问题到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25)。1934年末，红25军西征入陕后，他开始整训部队，准备对日作战。1935年2月28日，蒋介石又改任他为武昌行营主任。4月20日，蒋介石下令调67军入陕，追堵红25军，9月又先后把东北军57军、51军、骑兵军及105师等部调到西北，企图把陕北红军和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围歼在陕甘。张学良也于9月13日飞到西安。10月2日，南京政府任命他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蒋自兼总司令)指挥西北的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
发动西安事变，制止了十年内战，促成
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战
东北军开进陕甘后，张学良设想以西北作为抗日复土的根据地，进行抗日的准备。他在平凉购地，修建医院，筹建卫生材料厂；自己出资，并动员团以上的军官捐助，在西安为眷属及东北难民修建了东北新村；还兴建了东北大学等。他的重点“显然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不在剿匪，而在号召抗日”(26)。东北军调到西北后，从10月1日到11月21日，50多天内就被红军歼灭近3个师的主力，广大官兵为之震惊。他们感到照此下去，东北军“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因此“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27)，一致要求张学良停止内战，率领抗日。张学良也亲赴前线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28)。使他愤懑、亦使他清醒的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损失非但不予补充，反而下令取消被歼灭的110师番号；张学良为他战死的两名师长请求10万元的抚恤金，也被蒋介石拒绝。他认识到，蒋介石调东北军到西北“剿共”，意在一箭双雕，便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动摇而否定，开始寻求新的救国道路。1935年12月初，他在南京开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只身去上海，会见了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李杜等爱国人土，并拜托李杜为他寻找共产党。同时，他还致电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要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代表去西安，并令王以哲在陕北前线设法与红军沟通联系。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重申《八一宣言》所提出的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会后更加紧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1月初，派被俘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回东北军，争取张学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搭起了红军与东北军统一战线的桥。1月21日，张学良在洛川与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的问题交换了意贝。2月26日，李克农应邀再次去洛川与王以哲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口头停战和互相通商协定。3月5日，张学良在洛川又会见了李克农，就建立国防政府和成立抗日联军等问题交换了意见。3月初，李杜通过关系找到的一位共产党员——刘鼎也到了西安。通过刘鼎，张学良对共产党、红军的主张和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达成“停止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的协议。从此，他率领东北军积极从事抗日的准备工作。为统一东北军的思想，明示抗日的决心，6月22日，他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发表了《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说，指明了东北军的方向，表示了他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誓死奋斗的决心。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部署“围剿”，张学良当即提出反对，并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受到蒋的申斥。11月初，绥东抗战爆发，全国人民积极声援。11月27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他在电报中说：“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他恳请蒋介石下令“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29)。张的请战又被蒋介石拒绝。蒋认为“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30)。于是从江西等地调大军入陕，集中30多万人马，几十架飞机，其势汹汹，组织又一次大规模“围剿”。11月29日，蒋介石飞抵洛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12月2日，张学良乘飞机只身去洛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领导抗日，并要求蒋介石释放上海救国会的7位领导人，遭到拒绝。蒋严令张学良统率所部“围剿”红军，告诫他不能动摇，不能使“剿共”大业功亏一篑。张学良当即表示，“剿共”命令难以贯彻，东北军官兵要求抗日，收复失地。蒋感到东北军不稳，遂决定亲自到西安坐镇“督剿”。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设行营于华清池。张学良、杨虎城再三向蒋诤谏，甚而“哭谏”，要求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均遭拒绝。12月9日，西安学生群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政府派兵援绥。蒋介石下令“格杀勿论”，警察开枪打伤了参加游行的东北竞存小学的学生。于是愤怒的学生向蒋介石的住地华清池进发，找蒋请愿。蒋介石在沿途布置了军警，准备对爱国学生进行屠杀。张学良闻讯，轻装简从驱车追至十里铺，劝学生回西安，不要去华清池，以避免无谓牺牲。他保证在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学生。12月10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陈述学生的爱国要求时，受到蒋的训斥，指责他有失国府大员的身分。这时，张学良与蒋介石政治主张上的分歧“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31)。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划时代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军政大员被扣。张、杨等联名发出对时局主张的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救国主张。12月14日，解放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就任主任委员。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应邀到达西安。经周恩来从中调解，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担保，许下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六项诺言。张学良为表示诚意，促使蒋早日实践诺言，于12月25日亲自送蒋回南京，并令西安将扣留的军政大员及飞机全部放回。蒋介石却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留，长期关押。虽然如此，1937年元旦张学良仍然欢呼“‘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斫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他号召东北军将士们“加紧训练，待命杀敌”，“务求在最近的将来收回我们的白山黑水”(32)!
张学良将军始终关心国家统一御侮大业。在他的努力下，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加速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到来。
①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载1937年1月8日西安《解放日报》。
②张学良在南开大学的演说，载1930年12月11日天津《大公报》。
③张学良在南开大学的演说，载1930年12月11日天津《大公报》。
④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第220页。
⑤高纪毅答《大公报》记者(1930年5月16日)。
⑥1924年12月2日北京《晨报》。
⑦《北洋画报》第103期。
⑧1925年6月15日《盛京时报》。
⑨《国闻周报》第5卷第23期。
⑩1928年7月29日天津《大公报》。
(11)1928年8月11日天津《大公报》。
(12)(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第326页。
(13)1928年11月11日天津《大公报》。
(14)1928年11月13日天津《大公报》。
(15)(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第353页。
(16)1928年12月30日上海《新闻报》。
(17)高纪毅1930年6月15日答《大公报》记者。
(18)1930年8月27日天津《大公报》。
(19)1930年9月27日张学良对《大公报》谈话。
(20)(21)(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109、190页。
(22)1931年9月26日《中央日报》。
(23)(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第300页。
(24)1932年7月24日《盛京时报》。
(25)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
(26)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第6页。
(27)(28)陈诚1936年9月23日致蒋介石密电。
(29)1936年12月15日西安《解放日报》。
(3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三卷第358页。
(31)《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
(32)张学良：《告东北军将士书》，载1937年1月1日《西京民报》。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