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躬亲送蒋原因之我见
任振河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蒋介石抗日而发动的。既然蒋在事变中被扣留，那么，在没有得到任何可靠保证的情况下，张学良为什么又匆忙释蒋送蒋?笔者认为，张学良1936年12月25日躬亲送蒋，是他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拥蒋抗日和逼蒋抗日的继续，是他为处理事变后复杂局面而采取的果断措施，是他为谋求一致抗日以洗雪国耻的又一爱国壮举，亦是他为促进全国抗日局面能真正实现而再次做出的重大贡献和牺牲。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接，还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①
拥蒋抗日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逼蒋抗
日是他拥蒋抗日的继续
20世纪20年代的张学良，既是一位在军阀混战中成长并继承父业的少帅，又是首倡弭乒，鼓吹“息内争、御外侮”，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一名青年将领。他1928年“易帜”的首要目的，就是为联蒋抗日(或拥蒋抗日)。可是，其后几年中，他没有认识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性与危害性，曾指望以通过“围剿”红军取得蒋的信任，以便“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②。直到1936年1月，他还错误地认为“我们如不能剿共，怎能抗日呢”?
张学良从拥蒋“剿共”到主张联共抗日，直至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改变其“剿共”政策，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和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尤其是在认识红军军事力量之后才有所醒悟的。他在1935年底开始秘密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希冀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终于在1936年春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周恩来等先后秘密会见，达成局部停战协议。在会谈中，张学良首先提出“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问题，并为中共所接受。
张学良、杨虎城在事变前曾多次直言劝谏蒋介石，但蒋拒不接受。他们多次“苦谏”、“哭谏”无效，才决心兵谏，以武力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张、杨与蒋的矛盾与冲突，只因政治主张不同。诚如张学良在事变后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中所说：“我们对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与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与办法，促他反省。如果蒋委员长能够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我们所争的只是主张，其它均非所计。”③
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决策者——张学良一再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还拥护他作抗战领袖，希望蒋介石翻然悔悟，毫无加害之意。他在部署捉蒋任务时，严令“不准伤害”，“绝对不能把他打死”。捉蒋后，当张邀请杨虎城同去看蒋，杨唯恐见蒋后没有话说而执意不去时，张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张的这一思想主张，在事变前后多次表明，甚至在16日数万人的市民大会上也坚定不移。澳大利亚人端纳到西安后，即以此向蒋告慰，劝其采纳。
由此可见，西安事变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释蒋、送蒋亦是张学良拥蒋抗日和逼蒋抗日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张学良为抗日救亡而在特殊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行动。
急于送蒋是张学良处理事变后复杂局面
的一项果断措施
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出现了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事态发展具有就此停止内战或就此扩大内战两种前途，而焦点首先则集中到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个问题上。
当“设计委员会”在讨论如何处置蒋时，有些人主张杀蒋，以防后患；但有些人同意张学良的“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抗日，我们不但要释放他，还要拥护他作领袖”的主张。最后，大家一致意见是等红军代表来后再作深入研究。
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等谈话时，对事变的性质、两个前途的可能性和处理方针等作了中肯的分析，主张西安与南京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取走向团结抗日的前途。周恩来还面见蒋介石和南京代表宋氏兄妹，指出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将自速灭亡的道理。蒋介石曾当面表示“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再不会发生反共内战”，还以“领袖人格”担保，履行西安谈判中达成的六条抗日协议，“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④，从而使西安事变的前途有了向着有利于人民方面发展的可能。这时释蒋回京虽有初步意见，但什么时候放行，还未最后确定。
在国际上，德意日帝国主义竭力支持汪精卫回国组织亲日反共政府。英美等国因日本无限制地对华侵略，已经危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同时也看到自己所支持的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大有倒向亲日派的危险，所以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英美明确表示，愿担任调解，同情西安方面的逼蒋联共方针；支持宋氏兄妹反对亲日派对张杨的讨伐。苏联政府出于外交上的需要，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说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话，使问题更加复杂，但它和共产国际还是主张和平解决的。
在国内，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是各有所思，各有所想，有的支持，有的指责；有的从中挑拨离间，有的煽动杀蒋。阎锡山老奸巨猾，投机钻营，妄图从中捞到政治资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政府的反应。事变的突然爆发使之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军政部长何应钦野心勃勃，欲以“讨伐”张杨为名，以行反共倒蒋之实。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虽主张和平解决，但他为了救蒋，采取内外结合，软硬兼施，分化瓦解张、杨及其部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因事变来得突然，张、杨的意图未能在中下层军官中很快传达，而使许多人情况不明。部分高级军官在南京政府收买分化下动摇叛变。西安城内的军民激于义愤，杀蒋呼声甚高；由于特务的暗中活动，也有人想采取非法手段放蒋。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形势，顿时使西安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讨伐派的大军压境，新的大规模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张学良纵观时局，认为避免内战、挽救危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所求得遂，应尽快地释蒋、送蒋回京。除张学良外，西安三方面的人都主张必须有保证，才能释放蒋介石。张学良则认为，“只要抗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他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也不应再影响到主要目标。要迟放蒋只会使事情转到错误方面而背离原定目标”。他还态度强硬地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我将自行其事。”杨虽有顾虑，但为顾全大局，还是同意了张的意见。
参与事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分军官，特别是“设计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认为蒋介石是个偏狭自私、毫无信义、睚眦必报之人，所以坚持“没有保证，蒋不能走”的主张。有些人还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先把他干掉!”张学良怕出乱子，在24日的会上反复对其部下解释，说蒋的安全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天大的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不起”。25日早晨，张又接到两军高级将领连夜书写的联名信，信中坚持反对没有具体保证就放蒋走的主张，张连忙找杨虎城商议。张以焦急而沉重的口气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今天我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我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张在机场登机前，把预先写好的由杨虎城代理自己职务的手谕交给杨。杨虎城本不同意张的这一作法，但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
张学良从速释蒋并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是他挽救危局，避免内战，争取全国团结抗日前途而采取的一个快刀斩乱麻的果断措施。张、杨“以国家民族为重，致内战之祸幸而得免”，终于稳定了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复杂混乱局面，开辟了国内走向和平的新局面。
躬亲送蒋是张学良为国家民族
再次做出的重大贡献与牺牲
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说：“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际，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⑤张学良躬亲送蒋回京，是他拥蒋抗日和逼蒋抗日的继续。为争取彻底实现抗日任务，他把个人的荣辱安危置之度外。他认为“人不是为自己而活着，而是为别人而活着”⑥，“只要合乎抗日救国的主张，个人牺牲在所不计”⑦。12月19日，张学良在致《泰晤士报》记者费拉塞的电报中说：“当他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则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24日，他曾对孙铭九等人说：“人家是委员长，我不送他回去，叫人家怎样领导抗日”⑧，“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也有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送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然而，张学良确实未预料到蒋介石竟会以怨报德，挟嫌报复。蒋介石一到洛阳就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到南京后又导演了对张学良“军法会审”、“判刑十年”、“褫夺公职”、“特赦释放”、“严加管束”的把戏，使更多的人不难看出谁是谁非，同时也更加激起西北军民的极大愤慨。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敦促蒋介石实行诺言，兑现救亡条件。杨虎城对蒋介石无理扣押张学良，多次提出强烈抗议。
张学良身陷囹圄，仍不忘抗日救国，身陷逆境，仍竭力设法避免内战。当他获悉南京与西安双方备战时，非常着急，坐卧不安。他为了“团结力量作抗战准备，以遂初衷”，“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于1937年1、2月间，接连给十七路军、东北军主要将领及幕僚写信，要他们一切服从国家民族利益，尽力避免再次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内战。他以万分焦急与沉痛的心情给杨虎城等人写信，催他们“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接受甲案，“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表示“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⑨。他还捎信给东北军广大官兵，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我个人既然牺牲了，终得与共产党交了朋友，要求还保持这个友谊，于愿足矣”⑩。他的来信，句句情切意真，催人泪下。
尽管蒋介石对张学良进行了打击报复，但张亲自送蒋回京的光明磊落行为，大得人心。蒋介石对挑起内战就不能不有所顾忌，而以“怕糜烂地方，所以未进击”的名义，停止了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十年内战
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强烈的抗日救亡呼声中，在张杨和西北革命形势大联合的逼迫下，不得不开始改变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1)”。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就是“这种初步转变”的标志(12)。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从此，团结御侮方针得以实现，中国革命进入举国抗日的新时期。张学良的爱国壮举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抗战事业”(13)。历史证明，没有张学良躬亲送蒋南京一举，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局面将很难尽快实现。
①《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
②孙德沛：《不抵抗命令与张学良将军》，载《纵横》1984年第4期。
③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④《蒋介石的诺言与自由》，载1945年10月《解放日报》。
⑤《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材料》(上)第795页。
⑥孙玉清：《张学良在台湾》，载《新观察》1985年第1期。
⑦1936年12月6日西安《解放日报》。
⑧孙铭九：《看“西安事变”忆西安事变》，载1979年2月18日《解放日报》。
⑨张魁堂：《张学良在奉化写的三封信》，载《纵横》1983年第2期。
⑩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
(11)(1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13)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廿周年座谈会上的谈话》。
(作者单位：山西矿业学院)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