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安事变前后的杨虎城将军
余鼎章 杨拯英 李 宁
杨虎城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他领导的部队，曾经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与共产党人建立过亲密合作的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光荣的历史。
本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国土不断沦丧，国家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而蒋介石南京政府却坚持对外退让、对内推行内战和镇压群众，国内社会各种矛盾不断发展和激化。在这个关键时刻，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民主精神的杨虎城，和张学良一道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迫使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张、杨二将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杨虎城生前的作为，不可能没有其历史局限性。他有同情共产党的思想，但是在南京政府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参与当时的一些“剿共”战争。他接受真理，走向进步，有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又是和30年代他同蒋介石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分不开的。
一
西安事变前，在蒋介石“剿共”政策的驱使下，杨虎城也走过一段违心“剿共”的道路。
1930年，杨虎城受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1月率部由河南进驻西安，主持陕政。在其后的两年间，杨在陕西的政治、经济和教育事业等方面施展其抱负，建树甚多。1931年，杨派所部孙蔚如十七师进驻甘肃，并报请南京政府以孙为主席，主持甘肃省政。蒋介石为了防止杨在甘肃扩大势力，不仅没有答应，反而在1934年当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时，派其嫡系部队西进“剿共”，趁机把孙蔚如挤出甘肃。接着第二年，蒋介石先是逼走由杨虎城任命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共产党人南汉宸；随后又以突然袭击的办法撤免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蒋、杨之间本来就存在的矛盾从此加剧。这种加剧了的矛盾，由于蒋介石加紧“剿共”，到了1932年以后，杨虎城不得不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一方面是蒋介石威逼杨“剿共”，对此，杨不能置之不理；另一方面红军进入陕境，直接介入杨的势力范围，杨不能不采取措施以求自保。对于蒋介石借“剿共”排斥和消灭异己，杨早有体会；至于同红军为敌，不仅违背在思想上同情共产党的杨虎城的意愿，而且从军事实力讲，蒋介石统帅数十万大军对红军的几次围剿，尚且以彻底失败而告吹，以十七路军的有限力量参加“剿共”，无异把三秦健儿送到战场去当炮灰，这也是杨不愿意干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具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杨虎城，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早已忧心忡忡。国难当头，却要把枪口对内，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迫使杨不能不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十七路军的出路在哪里?杨虎城的“抗日，国家有出路，大家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①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萌生和发展起来的。
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占领热河、察北等地，杨虎城曾亲自去石家庄见蒋，请缨抗战。在遭到蒋介石拒绝之后，杨才下定了“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②这样的决心。此后，对于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杨给予声援。1935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树起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旗帜，杨除在言论上遥相呼应予以声援外，还直接间接地给予物质支援。对于“剿共”军事行动，基本上按不同情况，采取了如下三种对策：
一是尽可能不打，在条件许可下，双方取得谅解，互不侵犯。
二是在中央军集结邻省，蒋介石严令“进剿”，非打不可时，尽可能作出打的姿态，打假仗以保存实力。
三是当红军进攻，威胁到十七路军势力范围时，派军队作战，但多是以攻为守。
杨的这三种对策，确实也奏效一时。如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威胁陕南时，杨即派人见当时驻汉中的孙蔚如，“暗中商妥派参谋武志平到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协商互不侵犯的办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③。一个时期内，双方没有发生过冲突。但是到了1934年，红四方面军为了渡过嘉陵江与到达川西的中央红军会师，采取声东击西，明攻汉中，威胁天水的办法，牵动伸入嘉陵江西岸一带的胡宗南军队返回天水，为红军渡江创造条件，同杨部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使合作局面陷入破裂④。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又进入陕南山区，突出秦岭，进迫西安郊区。面对这一形势，杨先后派出所属的3个警备旅同红军作战。战略上虽然是以攻为守，以求自保，但是他派出的作战部队全部被红军打垮，3个警备旅的旅长两死一伤。蒋介石对此不仅无一言抚慰，反而电杨唠叨什么“国家养兵，失败如此，曷胜浩叹”⑤，不无讥讽之意。战场上的惨败，蒋介石的态度，使杨虎城进一步认识到：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情况下，这场由十七路军同红军自相残杀，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的内战，不能再打，也确实打不下去了。早在1933年，杨虎城不无感慨地说过：“这样只剿共不抗日的办法，再剿几年，恐怕要亡国了。”⑥如果说当初杨虎城的这句话反映了他思想上对“剿共”政策的否定，那么，在两年多“剿共”战争中有了损兵折将的经验教训，这时的杨虎城就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反对“剿共”政策了。
二
杨虎城早有抗日救国的思想，但是在探索抗日救国的道路上，他明确前进的方向，放手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共抗日，则是在他同共产党的代表有了接触，理解了《八一宣言》的精神实质之后才确定的。
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行动，促使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一变化，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声明中共愿意立即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谈判共同建立国防政府问题。身处困境的杨虎城，对《八一宣言》的初步反应是：中共的“政策对头了”，“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了”。无疑，杨从《八一宣言》所体现的中共政策的重大改变中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也看到了十七路军的希望。但是，杨虎城从理解《八一宣言》的精神，到以《八一宣言》为基础同红军谈判，携手合作，还经过了一个权衡利弊、深思熟虑的过程。
如前所述，大革命时期杨虎城同中国共产党人有过合作的历史。1927年他率部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这一年他在安徽太和曾与中共皖北特委合作，有同情共产党的思想。“四一二”之后，当时杨不仅没有加害过共产党人，而且还密邀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担任要职。与此同时，杨对当时在他的部队中搞暴动不同意，因而对中共“左”倾路线保持距离，也是可以理解的。关于杨的这一段历史，杨自己曾这样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后，一个长时间我对共产党虽没有失望，但对中共当时的政策接受不了。”⑦由“接受不了”到认为“政策对头”，这种认识上的转变，是杨把《八一宣言》同中共“左”倾路线的政策相对比而产生的；其着眼点在于“共同抗日”。用杨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抗日这一点上，我们与共产党有共同的基础。”⑧
杨虎城联共抗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共产党人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为了向杨阐明《八一宣言》的精神实质，争取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抗日，从1935年11月到1936年12月初，中共曾多次派人与杨虎城接触。其中见诸文字记载的，有3次是毛泽东亲自写信，亲自派人见杨的。
1935年11月，在天津的南汉宸派人向杨转达《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南提出愿意负责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关系，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
1935年11月下旬，毛泽东致书杨虎城，并派汪锋见杨，向杨说明当时的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关于红军和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主张。
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应杨约请，由天津到西安商谈红军同十七路军具体合作问题，并赴陕北沟通中共中央与杨的关系。王提出并同杨研究了停止内战、红军和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建议。之后，王世英经陕北去山西前线，向当时在山西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汇报双方初步商谈的关于停战合作、联合抗日的四项原则。4月，王返回西安再次和杨商谈，杨表示对四项原则完全同意。这四项原则是：
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况；
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并掩护中共人员来往；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这四项原则的确定，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也是杨虎城不计十七路军一己私利，为抗日救国甘冒风险，大胆决策的结果。
在上述杨虎城同中共代表几次接触中，杨对过去红军同十七路军之间发生的，在他看来是难以理解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诸如红二十五军为什么要枪杀十七路军警二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⑨?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要“毁约”进攻汉中地区⑩?红军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抗日?还有在皖北时魏野畴等共产党人在他的部队中搞暴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杨虎城当时在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中仍然存在的某些疑虑。
为了促使杨虎城坚定联共抗日的立场，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书杨虎城，并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见杨。毛泽东这封亲笔信，一方面表示对杨虎城“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希望两军“关系更臻融洽”；同时针对杨的某些游移态度，表达了红军坚持联合抗日，“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这封信也表达了对杨虎城的希望和支持，指出：“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11)
1936年12月8日，毛泽东第三次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杨虎城“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的战线上”。
一个时期，杨虎城曾寄希望于同各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抗日，并为此作过努力；就是同中共代表接触过程中，这种活动也没有停止。1936年8月，杨虎城还和张学良派出代表分头同李宗仁、韩复榘、宋哲元、阎锡山、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联络，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一直到1936年下半年发生的“两广事件”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以短命告终之后，杨才死了这条心。这个时候，已是蒋介石挟其解决“两广事件”的余威，集结数十万大军于陕西省内外，迫使张、杨在要么“剿共”，要么调出西北这两者之间抉择。西安事变已临近爆发了。
研究杨虎城联共抗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人们不难看出他走过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但是，当他一旦认识联共抗日是唯一出路并且为之奋斗，则又是坚定不移的。历史已为他在这方面作出了证明。
三
西安事变已经整整过去了50年。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伟大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对于张、杨二将军在历史转折关头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永远不会忘记。
杨虎城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从他在事变的几个关键时刻的表现中，人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蒋介石其人本质的认识，或是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杨的头脑都比较清醒，认识也比较深刻。事变期间杨虎城的主张、决心和行动，也显示了他能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顾全大局，维护“三位一体”。
发动西安事变，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张、杨不得已的选择，当时杨虎城和张学良一样，都已置他们个人的毁誉和集团的安危于不顾。用杨自己说过的话来表达他当时的决心，是再恰当不过了。12月12日凌晨，杨对集合在总部准备立即行动的十七路军诸将领训话，强调“借此(发动‘兵谏’)机会，(把十七路军)整顿一番(在他看来十七路军已是“将骄兵惰”的状况)，抗日的来，不抗日的走。这个团体当初还不是几根破枪干成的?!整顿一下，走新路，会成功的；即使失败，为了救国，把这个摊子摔个响亮，也值得!”此时此刻，杨虎城所想的只是抗日救国，民族大义，为了抗日救国，不惜“摔摊子”，“走新路”，义无返顾。
对被扣留的蒋介石怎样处理?放还是不放?在这个问题上，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深夜，杨和十七路军的人研究如何处理蒋的问题。在听取大家意见之后，他说：“捉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这里区别之处就在于杨讲的是要有条件、有保证的放蒋。杨讲的条件，就是中共代表到达西安，三方研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杨提出的(1)“蒋介石之‘安内攘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亦是办不到的)；(2)改组国民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3)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4)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联合政府解决”。历史已经证明，杨虎城当时对蒋介石可能施展阴谋诡计而保持高度警惕并不是多余的。
二二事件王以哲被杀害以后，使本来就因张学良被囚而陷于群龙无首状态的东北军内部意见更加分歧。此时，受张学良委托主持西安全局而实际上又不能左右东北军的杨虎城，处境更加困难：既要考虑对付中央军的大兵压境，又要考虑协调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既要说服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的一些少壮派企图不惜牺牲，以军事行动迫使南京政府释放张学良的鲁莽做法，又要维护“三位一体”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其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二二事件引起的各种矛盾能够妥善解决，得力于周恩来的大力帮助；杨虎城在这个艰难时刻，以联合抗日为重，为支撑危局所作的努力，则是稳定当时西安局势的重要因素。
事变期间，杨虎城注意内部团结，维护“三位一体”。他曾对其部属说：“事变不是我们(十七路军)一家干的，我们不能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必须考虑到红军和东北军的意见。”他尊重张学良，即使在他主持西安全局期间，对张提出的要求诸如释放南京军政大员，归还在西安扣留的军用飞机等等，只要有利于大局，杨无不按张的意见办理。对于中共代表团，杨与之保持了真诚的合作。在他看来，十七路军和中共之间，“我们既是政治上共过患难的战友，又是道义上可以信赖的朋友”，凡事关大局的问题都同周恩来相商。1937年1月，他曾嘱托南汉宸：“希望你向周恩来先生转达我的处境，并请有以教我。”(12)1937年6月，杨在出国前夕还嘱咐其旧日部属：“没有同中共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必须保持好同中共的联系”。
曾经目睹西安事变的英国记者詹姆士·贝特兰对西安事变期间的杨虎城概括了这样几点看法：“作为一个短暂时刻掌握人们命运的人物，杨虎城扮演了一个并非不光彩的角色。如果从本性上说，他远不及少帅那样富于理想和豪侠尚义的话，从他要求民族团结以抵抗日本侵略这一主要危险来看，他毕竟是一位真正的忠诚的中国人。”(13)这位西方记者的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
四
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即对张、杨二将军进行报复。在囚禁张学良的同时，撤销了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接着又逼迫杨出国“考察”。从1937年6月到同年11月，杨在国外渡过了5个月的“放逐”生活。
杨虎城身在国外，心向祖国。离开国土之前，他曾向一位朋友私下表达过“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我看抗日爆发不会远了，我准备到外国走马观花，快去快回”(14)。在国外，杨虎城围绕实现尽早回国效命疆场这个愿望，同蒋介石南京政府进行了斗争。7月8日船行太平洋上，获悉卢沟桥事变发生，杨即电南京询问战况。随着战局扩大，杨曾两电南京请求终止“考察”，回国参战。其中，一封发给宋子文的电报说：“两电均悉。日寇进攻，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15)这封电文发出两天以后，杨又专电南京政府，请求回国参战。宋子文给杨两次复电，先是让杨“稍缓回国”(16)，以后又告杨“暂去美国或赴欧洲，等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回国”。接着，蒋介石也发电嘱杨继续“考察”(17)。南京接二连三阻止回国参战的电报，在杨虎城内心激起忧愤是可想而知的。8月4日，杨虎城离美赴欧。到达欧洲以后，曾计划以赴苏考察为名，假道苏联然后经蒙古再进入陕北(18)。为此，杨于8月20日向苏驻巴黎使馆申请入境签证。苏使馆答以需请示莫斯科。28日杨由巴黎到达柏林，计划以柏林为起点，向东欧几个国家行进，待赴苏入境签证办妥即顺道东行。杨向苏驻柏林领事馆打听签证，答复是还没有指示下达。嗣后，杨由柏林东行到布拉格，再请南京驻捷公使向南京驻苏大使致电，交涉赴苏入境签证。由于签证迟迟没有消息，杨不得已，由布拉格转到维也纳，以后又转回伦敦。在伦敦，杨看到了南京驻苏大使给南京驻英大使的劝阻杨虎城赴苏的电报：“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甚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19)至此，杨始知另觅回国的道路又被南京政府堵塞。对于南京政府的节节阻拦，杨曾激愤地说过，蒋介石“撒下天罗地网，围堵我回国的去路……但是，堵我姓杨的一条去路可以；可要不让我抗日，不让我们中华民族独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20)如果说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杨对蒋介石的某些承诺还抱有一线希望的话，此时他的心情说明，对南京已不再抱希望了。
面对南京政府一不准他直接回国，二不准他从苏联过境，杨并没有稍事退缩。相反地，他变被动为主动，决然奋起，在国外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变出国‘考察’为出国发动，变出国‘访问’为出国宣传”(21)。杨在居住巴黎的40天中，除同南京驻巴黎大使有3次应酬接触外，整天生活在普通人民中，不懈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22)。他多次深入华人居住区，了解华侨实际生活，广泛接触群众。有人曾作过统计：杨从1937年8月抵巴黎，到同年11月28日离开巴黎回国，以巴黎为中心，访问了欧洲各国，应邀参加了17次大会，作过13次抗日演说，进行多次抗日座谈。其间接待来访、收阅来函不计其数。他利用这些机会宣传抗日救国和维护世界和平(23)。杨在欧洲期间的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宣传，以他10月12日到24日赴西班牙反法西斯前线的参观访问为高潮。他的这次演说有以下特点：
一、热情宣传抗日战争，强调“中国人民以为非持久战不能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非民主不能持久抗战”(24)。
二、把抗日战争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相联系，强调“反抗日本侵略的这场战争不仅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事业，而且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25)。
三、重视人民的力量，强调“我们自卫斗争的基础是广大中国群众”，“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始终起先锋作用的是全中国人民的信念”(26)。
四、呼吁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强调要“唤起民众及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且是“只能用我们的血来唤起”，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27)。
杨在国外讲话中所强调的上述关于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战和以民主保证战争持久的观点，关于人民群众是民族自卫战争的基础和依靠人民的信念战胜侵略者的观点，关于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和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观点等等，反映了杨虎城在国外广泛接触群众，开阔了政治视野，思想进入了新的境界，从而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增添了新的内涵。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杨虎城最后决定不顾南京政府的拦阻，主动回国，请缨参战。1937年10月28日杨虎城离开巴黎，由海路回国。考虑到回国后安全没有保障，朋友们多方劝阻，杨均婉言说服。1937年10月21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乔治·恩德生问及他回国后的安全问题时，杨虎城说：“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又是发起抗日的军人，保卫国土是军人的天职，我把个人生命早已置之度外，我要回国抗日，为祖国效命。至于蒋委员长如何对待我，有无报复行为，我是宁他负我，我决不负国家民族。形势如彼，决心如此，让未来的事实做证吧!”(28)从这些话语中，人们看到了一个爱国者肝胆照人、无私无畏的伟大胸怀。
杨虎城回国后长期系狱，一家四口复遭残害。为抗日救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杨虎城将军不愧为千古功臣。他的英名和业绩将永垂青史!
①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5期第152页。
②米暂沉：《杨虎城传》第64页。
③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5期第150页。
④汪锋：《王菊人先生谈一九三五年我党同杨虎城将军谈判的一些情况》，载《陕西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5期第14页。
⑤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3页。
⑥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6期第65页。
⑦孔从洲：《对杨虎城先生在西安事变前后的片断回忆》，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5期第198页。
⑧王菊人：《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5期第152页。
⑨⑩汪锋：《王菊人先生谈一九三五年我党同杨虎城将军谈判的一些情况》，载《陕西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5期第12页。
(1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8页。
(12)《文摘旬刊》1986年第1集，第126页。
(13)詹姆士·贝特兰：《杨虎城传》。
(14)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的回忆》，载《杨虎城将军在欧美》，第45页。
(15)(16)(17)(18)(19)亢心栽：《杨虎城将军欧美之行》，载《杨虎城将军在欧美》第58、61、65、79、80页。
(20)(21)(23)郝郁文《杨虎城将军欧洲之行》第111、193页。
(22)亢心栽：《杨虎城将军欧美之行》，载《杨虎城将军在欧美》第70页。
(24)《杨虎城将军向英美播音》，载《杨虎城将军在欧美》第70页。
(25)(26)《杨虎城在法国巴黎世界青年保卫和平大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杨虎城传》第214—215页。
(27)杨虎城在巴黎各界侨胞欢迎会上的讲话：《中国的对日抗战》，载《杨虎城将军在欧美》第20页。
(28)郝郁文：《杨虎城将军欧洲之行》第160页。
(作者单位：中共西安市委研究室、西安事变研究会)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