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的经历、思想与西安事变
米鹤都
半个世纪之前爆发的西安事变，制止了长达10年的内战，为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奠定了基础，从而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次伟大转折。事变主要发动者之一的杨虎城所以能够有此壮举，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他的经历和思想发展紧密相关的。
一
杨虎城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懂事时起，他所看到的就是清政府的腐朽、专制和旧中国的疮痍、黑暗。特别在其父遭清政府杀害以后，15岁起便被迫挑起赡养母亲和弟弟的重担。这使他更直接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合理，激起反抗压迫的意识和变革社会的强烈要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杨虎城立即带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农民投入革命队伍，希望通过这场革命变革社会，改变命运。可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触动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当杨虎城1913年退伍还乡后，所面临的依旧是租税如狼、苛政似虎的严酷现实。于是他率领农民起而反抗，并在一次抗租的斗争中打死了下乡逼租的一方恶霸，从此走上劫富济贫、武装抗暴的道路。这时的杨虎城虽未超脱中国历代农民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局限，但20世纪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社会变革，却把他推上了接受现代进步思想、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道路。
1916年袁世凯盗国称帝，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起讨袁，杨虎城率领部下起而响应，随之又投入了护法战争。他的部队逐渐成为与北洋政府对抗的陕西靖国军中的一支劲旅。这期间，他广泛结识了陕西著名的革命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也更多地接触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开始把辛亥革命时对三民主义一知半解的直观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奉者。
他这种信仰的笃实，很快得到了验证。1922年，在北洋军阀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收买下，靖国军将领纷纷接受了敌人的收编，唯有杨虎城严拒各种劝降，并派人到三原将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迎至武功，“要保全革命人格，要坚持靖国军大旗不倒”。他带领几千人马左冲右杀，取得了多次胜利，遥应广东的革命政府。然而，在北洋军阀的重兵围攻下，不久杨部遭受重创，不得不撤往陕北，以求保存革命火种。此时，适逢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苦心经营的广东革命政府也毁于一旦。面对革命道路上的种种挫折和失败，杨虎城思想上十分苦闷，反求诸己，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1923年春，他在陕北榆林蛰居期间，结识了陕西著名的进步人土杜斌丞，并通过杜与中共陕西省党组织的创建人魏野畴建立起真挚的友谊。他们一见如故，过从甚密。魏、杜二人与杨时常恳谈，交换对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道路等重大问题的基本看法。魏还向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这时杨虎城深受启发，政治视野大为开阔，对于其后的思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杨虎城深受鼓舞。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亲自为杨虎城办了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正式手续。次年，杨率部从陕北南下，并成为在陕西首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之一。此后，他与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配合，驱逐了北洋系的陕西督军吴新田。一时，陕西的革命形势为之高涨。
1926年春刘镇华率10万镇嵩军直扑关中，进逼西安城下。关中地区人民为免遭涂炭，纷纷要求保卫西安。此时西安城中仅有刚被北洋军阀击溃的国民二军李云龙部2000多人，陕军卫定一部2000多人，均正准备撤离。各界人民要求杨虎城派兵守城，而杨部也只能抽出5000多人。杨虎城再度表现出慷慨赴义的无畏气概，亲自率5000人进入西安。进城之日他赋诗“万姓倒悬我心忧，满地烽烟何日收?联合民众撑危局，扫尽群魔定神州”，表明了他的胆略。
杨虎城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统一了三支不同部队的建制，推举李云龙为总司令，他自任副职；以友军负责压力较小的西、南方面，他的部队则担任敌人主攻方向的防御；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加强政治工作，充分发动和团结全体人民作为后盾。当时，杨母尚住在敌人控制下的蒲城。为防止敌人借此要挟，杨传令三军，不准任何人提及他母亲的情况，违者杀无赦。广大将士从中看到了主帅的决心，极大地鼓舞了斗志。镇嵩军始终未能攻入西安城。
由于刘镇华断绝了西安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加之城中骤然增加了数万避敌而来的群众，因此西安就面临着食粮匾乏以及弹药不足的困难；敌人展开了和平诱降的攻势，城中一些绅士也主张投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杨虎城毫不动摇，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缓解困难。同时宣称：我们抗击刘镇华，就是直接打击北洋军阀，也就是协助革命军北伐；我们坚守西安也是为西北革命争人格，一定要坚守到底，倘万一城破，我就自戕于钟楼。正是这铁一般的意志，稳定了军心，使全城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终于在友军帮助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援应了北伐。
坚守西安孤城的八个月，对杨虎城也是一次极大的磨炼。他从中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同时，共产党人英勇卓绝的斗争精神和出色的政治工作，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坚守西安直至胜利，也反映了杨虎城思想品德上的一些特点：在局势动荡中，他能够顺应民意和潮流而行事；在重大历史关头，他唯其信念而非以个人利害为准绳；在与友军合作时，他能够顾全大局，不争名利，维护与友军的团结。他刚毅果断、不甘屈服的强悍性格也表露无遗。他是一个敢于把事情干到底的人。他的这些政治品格在西安事变中得到更充分的表现。
波澜壮阔的1925年——1927年大革命以辛亥革命所未有的深度涤荡着社会，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口号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革命运动的最前列。这一切给予杨虎城以深刻而清新的感受。1927年6月，他挥师东出潼关，参加了北伐。这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开始破裂，国民党各部队先后清党，屠杀共产党人。杨虎城对这种背弃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十分不满，拒绝执行“清党”的命令，而表示要与共产党合作到底，因而，许多在他处已无法立足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人，先后来到杨的部队。在当时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杨部所驻的皖北地区却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局面。1927年底，杨虎城向中共皖北特别委员会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这足以表现他此时已把变革中国社会、拯救民众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并愿意在逆境中与之同舟共济。由于某种原因，杨的这一愿望并未能成为现实。不过这段密切合作的经历，却为尔后他与共产党人保持长期友谊奠定了基础。
不久，在种种因素作用下，杨虎城离开部队前往南京、上海。中共皖北特委暴动失败，杨引为挚友的魏野畴壮烈牺牲。杨虎城十分悲痛，无心再回部队而泛舟东渡。在日本的半年多时间，杨开始接触到一些当代西方的政治思想，体察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有一点给他感受很深：虽然当时的日本政府已开始走向法西斯主义，却还允许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公开发行，法律也并不禁止共产党的活动。而在当时的中国，却连这样的一点民主形式也没有。相形之下，杨虎城更感到变革中国社会的必要。他在日本的另一重要收获就是通过了解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全面走向军国主义的趋向，得出日本必然要发动侵华战争的结论。可以说，他日后积极倡导抗日救国与这一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1928年底，杨的部队在山东面临绝境，杨不得不启程回国。为了这支部队的生存，他率部下在蒋、阎、冯、桂等几大势力的混战中寻求自己的出路，并为蒋介石的“统一”屡立战功。因此，1930年底，他以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身分受命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次年又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由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变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军政首领。
杨虎城自接手陕政后，便开始筹划实施他的政治抱负。他深知自己的杂牌军地位，并清楚地看到蒋介石任命他作陕西省政府主席，是因为其嫡系中缺乏合适人选而又要稳定西北的无可奈何之举；更重要的是他决不赞成蒋介石的基本政治立场及其一系列政策和作法，因此，他以南汉宸、杜斌丞为他的重要谋士，共同制定了打通甘、新，背靠苏联，实施民主，联共反蒋的战略，有人称之为“大西北主义”。1931年底，北洋军阀吴佩孚招揽残部在甘肃成立中国国防军。杨虎城借机派兵攻占了甘肃。但蒋介石决不容忍杨虎城势力的扩大，他否定了杨举荐的人选而以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随后，蒋介石派胡宗南部进驻甘肃天水，迫杨将部队撤回陕西。杨虎城还曾作过几次打通西北、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尝试，也未能成功。因此，杨虎城只能在蒋介石的控制下进行一点局部的改良。其中值得记叙的有下列几端：
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倡导学术自由。杨虎城幼年只上过两年私塾，这给他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因而，他不仅采用各种方式学习文化，而且广泛结交和重用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正由于他重视知识和人才，才使他的这一支队伍从辛亥革命后陕西众多的各派地方队伍中逐渐脱颖而出。同时，他认为文化水平低是陕西处于极端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种亲身经历和认识，成为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动力。杨虎城执政后，毅然压缩军费，拨出了专款，由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使教育经费能够独立、稳定和获得可靠保障；同时提高了教职员的收入，使他们解除了生计之忧。接着，杨虎城整顿和扩充了省立各中学，增设了班次；设立专款，选送一批进步青年出国深造；经积极倡议和争取，终于在陕西武功创办了西北的第一所高等院校——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的前身)。他还自己捐款并集资办起了尧山中学、尧山小学及孙镇小学等几所水平较高的学校，并实行资助贫苦学生的方针。他准备募捐筹建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和一所中等农业学校，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而未果。杨虎城办教育的一大特点是贯彻民主思想，反对南京政府那种在学校中安插特务、压制学生思想的作法。为此，他撤换了一些思想保守的校长，剔除了教育界的一些特务分子，主张思想信仰自由，允许学校讲授马克思主义，让师生们自由发表政治见解。不久，杨虎城就遭到国民党内部的攻击，说他搞“赤化教育”，省党部进而下令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学生们起而反抗，先后发生过驱逐南京派来的教育厅长李范一、痛打南京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三度捣毁国民党省党部等学生运动。杨虎城对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基本上都采取暗中支持、甚至合作的态度。
二、振兴地方经济，促进西北建设。杨虎城从一开始就抓水利建设，他“三顾茅庐”，设法请回了著名水利专家、陕籍人士李仪祉任建设厅长，由省政府拨款并与华洋义赈会外资合作，先后修建了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等，每条渠道的灌溉面积可达数十万亩。此外，列入计划的还有五条渠道。用杨虎城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国民党的官，总难免要刮地皮，但我要把刮地皮的钱尽量用来为老百姓办些事”①。他大兴水利和发展教育，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杨虎城还积极争取南京政府和江浙的民族资本到陕西投资，开发西北。特别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他多方呼吁把西北建设成抗日的基地和大后方，对于陇海铁路、西兰公路的修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还派出部队积极参加修建工程。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伟大的爱国热忱。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蒋介石却对日本侵略一再妥协让步。杨虎城对南京政府的这种立场极端不满。1933年，继热河失陷后，日军进犯长城各要隘，直逼平津。杨虎城亲自见蒋请缨抗战，结果反遭斥责，命他全力“剿共”，这对杨的刺激很深。南京政府与日寇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更使杨对期待蒋介石领导抗日逐渐丧失信心，遂产生联合各反蒋抗日派别，等待时机发动抗日的思想。当冯玉祥等人发起察绥抗日同盟军时，他在人员和武器弹药方面予以支持。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爆发后，他也都有心响应，因事变很快失败而未果。这种思想可以看作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前因之一。对于学生救国运动，尽管南京政府连续发布各种法令予以禁止，而他却始终持以坚决支持的立场。为了贯彻抗日爱国教育，培养能文能武的抗日人才，他还给一些学校配发了武器，使培养抗日思想与加强军事训练结为一体，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同时，对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的抗日宣传和群众救国运动，他也采取了默许和支持的态度。如西北救国会和莲湖食堂(中共地下联络站)在筹办期间，他都分别资助经费。当政者的这种基本态度，使得群众爱国的热情受到鼓舞和保护，抗日思想深入民心，也使得国民党的军警特务不敢过于放肆。在全国其他各地“侈谈抗日者杀无赦”的年代，陕西的民众包括许多大绅名流尚公开谈论抗日救国，甚至在十七路军内部亦然。杨虎城除经常对广大官兵进行抗日政治教育外，还曾对各级军官秘密指示：别的部队抗日不抗日我管不了，但十七路军是一定要抗日的，部队的训练不能再按过去打内战的一套搞了，要按照抗战的需要进行。正是由于这种军民一致的、高涨的抗日热情，才使得陕西成为爆发西安事变的土壤。
四、开明政治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后，立即保荐南汉宸任省政府的秘书长。一个国民党的封疆大吏敢于如此重用一个知名的共产党人作为他的幕僚长，可见其气度过人。同时这也说明自皖北合作失败之后，尽管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许多作法不满或不理解，但始终认定中国革命的前途非共产党莫属，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英勇的斗争精神仍抱有景仰之情，并对共产党人持以友好的态度。他从日本归国后，先后收留了许多大革命后失去了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如与他同时遇难的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在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的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长武士敏，曾在南昌起义中担任叶挺师政治部主任的陈兴霖，以及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等。他还从南京监狱中保释了共产党员王泰吉，请来曾被羁押的共产党员张汉民，后来分别授予团长和旅长的兵权。杨虎城进入陕西后，第一件事便是释放政治犯，并资助其中一些人出国留学。在决定省政府等机构的人选时，他采取了以才干取人，不问政治派别、也不拘乡土观念的豁达态度。因此，在他的部下始终存在着一批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及许多外省籍的知识分子。1933年，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边界一带，经杨部的中共地下组织斡旋，杨虎城主动派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订立了反蒋抗日，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这是1928至1935年间国共两党的部队唯一成功的合作②。当然杨虎城的开明政治无法脱离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虽然他无意“剿共”，而且下令释放过被所部骑兵旅逮捕的陕北红军主要领导人刘志丹，还为红军提供过武器、药品等，而却又不可能不被迫参与一些“剿共”战争。但无论如何，杨虎城不抱党派成见的政治意识，与共产党的长期友好交往，以及强烈的抗日要求，无疑是使他成为最早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国民党重要将领的历史渊源。
杨虎城在上述方面的思想见解和作法，必然导致他与蒋介石矛盾的加深以致激化。如前所述，蒋介石把陕西交给杨虎城，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从未真正对杨信任和放心过。他对杨及十七路军采取了政治压迫、军事威胁、特务监视、分化收买其部下、肢解其部队等各种手段。尤其是在1933年，蒋介石强力逼走杨的秘书长南汉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掉了杨的省政府主席一职，明显表露出消灭异己的意向，从而使双方政治见解的分歧发展到相互关系的急剧恶化。可以说，至西安事变前，杨对蒋的信任感已丧失殆尽。同时由于杨虎城对地方行政权力的丧失，也使他的一些夙愿和抱负均成了未竟之业。
三
杨虎城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经历，使他的政治思想融汇着当时的时代特征。他的思想中，既包含着中国农民传统的平等观念，要求消除贫富隔绝的社会状态；又带有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某些色彩，憧憬着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他既虔诚地信奉三民主义，始终不渝地矢志于完成孙中山的遗愿，又深深地受到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真诚地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中国半殖民地的悲惨处境，是许多正直的中国人奋起投身革命洪流的动因。而南京政府成立后，随之而来的是九一八、一二八，是《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亡国灭种危机的迫切感和妥协退让带来的屈辱，已使杨虎城忍无可忍，他要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他要把对祖国的满腔热忱变成抗日现实。
在上述思想基础上，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中共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此时，他与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同处杂牌地位的张学良挽手抗日，进而形成与东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合作抗日局面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当1936年底日军进犯绥远，而蒋介石却亲自坐镇西安，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逼迫张、杨“剿共”的时候，杨与张以民族大义为重发动兵谏，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西安事变的意义是巨大的。在这伟大的转折中，杨虎城究竟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略作几点归纳。一、杨虎城首先提出了对蒋介石进行兵谏，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张，这一点从许多当事人，包括张学良的回忆和记述来看是并无异议的；以张、杨二人对蒋的认识以及与蒋的关系上的差异来分析，也是合乎情理的。二、西安事变之所以爆发于西安并非偶然，它是陕西各界人民积极支持下的产物。而这种群众基础的形成，与杨虎城长期以来积极支持和保护抗日爱国运动，并一贯坚持进步和民主的立场密不可分。三、八项主张是张、杨举义的政治纲领，而其基本精神源于杨虎城在两广事变期间与宋哲元、韩复榘商定的六项主张。两广事变爆发后，张、杨曾为此进行磋商，决定联络北方各实力派予以响应。杨即派他的秘书蒲子政往见宋、韩，商定了三方同意的六点，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释放一切政治犯；(四)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六)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③。同时拟好了通电的草稿，后因张学良前往南京开会，两广方面迅速失败而未果。西安事变当日，在草拟对外通电时，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首先将此提出，得到张、杨及起草人员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八项政治主张。四、整个事变期间，杨虎城始终顾全大局，充分尊重张学良和周恩来的意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让步，维护了“三位一体”的团结。譬如在如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张、杨之间显见分歧。杨虎城对蒋的为人非常了解，不同意在没有保障的条件下释蒋。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④但在张学良执意坚持立即释放蒋并亲自陪送的情况下，杨虎城终究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在当时具体的条件下，应当说这一让步是正确的，维护了张、杨的合作，有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奠定于事变之前，而最终完成却在释蒋之后。张学良作为“三位一体”的首席代表被扣于南京后，西安局势的复杂和思想混乱是难以形容的。杨虎城身为西安方面的最高决策人，力撑危局，并坚持到底。他深知自己肩上的历史重负，故事无巨细都要与周恩来等商量，充分尊重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的意见。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他认为，在张学良被扣，尤其在蒋介石尚未明确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的情况下，西安必须坚持下去，否则可能使他和张学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成为泡影。“事实证明，他的这一立场和认识是符合于客观实际的”⑤。杨虎城在他主持西安局面期间，做了这样几件事：他尽一切可能坚持着释放张学良的要求，不怕得罪于南京的当权者，为朋友做出最大的道义牺牲；他坚持着“三位一体”的整体利益，而丝毫不为身谋，蒋介石曾让人两次转告杨说：杨与十七路军“有革命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⑥，而杨毫不动摇，却努力争取对十七路军和友军都有利的前途；最重要的是，他始终坚持发动事变的初衷，坚持以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和平解决事变的前提，并且以促成全民族抗战为目标，使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在这当中，杨虎城作出了重大贡献和自我牺牲。
诚然，杨虎城的地位低于张学良，其实力也只约为东北军在西北部队的三分之一，但考虑到他在西北的威望和号召力，考虑到西安处于杨虎城控制下的现实，以及他在上述五个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站在50年后的较为客观的立场来看，西安事变中张、杨两位将军的名字双双并列是合乎历史实际，是十分公允的。在当时的现实中，他们彼此脱离对方的合作都不可能有所作为，而只能协同一致建立他们的历史功勋。
西安事变是杨虎城一生事业的峰巅，也是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西安事变后他被迫出国，七七事变爆发，侵略者的隆隆枪炮声使这位正直的爱国军人再也无法忍受在国外的消闲和安逸，多次向蒋介石要求回国参战，却屡遭拒绝。后得到宋子文——这位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主要担保人——一封“兄宜自动回国”的电报后，杨虎城归国抗日，却从此被囚禁于集中营。12年的囹圄生活，始终未能磨损他的高贵品格和正义感；蒋介石几次派人要求他公开悔过换取自由，都被他拒绝了。他的爱国、民主、自由和联共的思想信念至死未变，其拳拳之忠，感人肺腑；佼佼之节，催人泪下。他一家四口最后虽惨遭杀害，然而他为中华民族作出的光辉业绩却永垂青史，为后人所追念。
①郑学英等：《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载《革命英烈》1983年第3期。
②这次合作为时两年，由于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错误地发动对十七路军的袭击而使合作破裂。
③《西安事变亲历记》。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
⑤王炳南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⑥《西安事变亲历记》。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研究室)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