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张荣华
杨虎城将军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和张学良将军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功于国家民族”①，被周恩来誉为“千古功臣”。
一
杨虎城“是国民党将领中首先倡导对日抗战的爱国军人”②。九一八事变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1933年，他请缨抗日被拒绝，又曾援助察绥抗日同盟军。杨虎城不仅主张抗日，而且反对“剿共”。他对部下说：“日本人已占了大片国土，可他(指蒋介石)还要‘剿共’，‘剿共’要亡国，要叫人骂祖先。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我们十七路军也没有出路!”“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不能当卖国贼，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③1933年夏，他授意孙蔚如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秘密协议。1935年，蒋介石逼迫他阻击红二十五军北上，结果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他苦心经营的几个警备旅几乎被红军消灭殆尽。杨虎城对蒋的“剿共”政策更为不满，再也不愿充当蒋的炮灰。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杨虎城反复研究了《八一宣言》，逐渐认识到，只有抗日，才有出路；打内战，则同归于尽；要抗日，就必须首先停止内战；无论是从保存自己的实力考虑，还是从抵御外侮着想，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杨虎城与共产党早就有过某些合作。大革命时期，他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等曾在杨部任过重要职务。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西省政后，尽可能地掩护和适当安置革命分子，保存了进步力量，为后来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1936年2月，毛泽东亲笔致信杨虎城，对他与共产党的合作给以高度评价，提出了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希望杨保持和发展与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的信坚定了杨虎城的联共抗日的决心。经过多方努力，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商定：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工作。1936年6、7月间，杨虎城派人在富县城内开设了一个军用合作社，作为十七路军与红军的交通站和运输站，从物资上支援了红军。
由于杨虎城、张学良相继采取了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政策，从而在西北实际上形成了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政治局面。这是三方面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西安事变能够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保证。
1935年9月，杨虎城表示欢迎中国共产党派人去，并让总参议杜斌丞负责联系和管理这方面事宜。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发展起来。“西北抗日救国会”、“西安市教职员抗日救国会”、“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相继成立，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1936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爱国请愿活动，要求政府抗日，蒋介石却下令镇压学生运动，杨虎城、张学良感到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能达到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于是毅然实行“兵谏”。西安事变在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
二
在西北“三位一体”已经形成，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便调集嫡系与精锐部队30余万人，新式飞机100多架，到西北战场，准备向红军展开全面进攻。1936年12月初，蒋介石亲率大批高级军政人员到西安督战。他置杨虎城、张学良“停止内战”的要求于不顾，反向杨、张提出立即将全军开赴陕北前线，否则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到福建、安徽，由中央军自己“进剿”的最后通牒式的办法，同时命令杨、张“撤换主张抗日的将领”。这两种办法都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杨、张既不愿继续内战，也不愿两军分开并远离红军。在蒋介石的威逼面前，他们商定，对蒋作最后诤谏，劝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若蒋顽固不化，则用武力强迫蒋介石改变国策。
“兵谏”动议首先是由杨虎城提出来的。1936年下半年，杨虎城和张学良已经推心置腹，在联共抗日问题上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了。他们每次见面都要商谈如何抗日的问题，针对蒋介石拒不采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意见的情况下，杨即提出“软说不行就硬来”的建议，但当时对怎样硬干没具体考虑。11月初，张学良又一次对杨谈及对蒋政策极为不满，不愿继续对红军作战，并征求杨的意见时，杨明确提出：“等蒋委员长来到西安，我们可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张一听大为吃惊地说：“让我先想想，再讨论这个问题。”④蒋介石承认，西安事变的发生，“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者，则为杨虎城”⑤。事变后，蒋介石也说过，我没斗过杨虎城这个“土匪”，到西安上了他的当⑥。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到西安后，杨、张轮番对蒋进行“苦谏”、“哭谏”。7日下午，张学良去华清池“苦谏”失败后，与杨虎城商定“硬干”。12月11日下午，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了捉蒋的军事部署。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集部下，宣布发动“兵谏”。杨虎城对部下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东北军和我们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表面上要打共产党，实际上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张先生和我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捉蒋，逼他抗日。”⑦十七路军各部随即按照杨的指令行动，出其不意，至上午7点左右便基本结束战斗，中央军政大员全被扣留，完成了预期的计划。同时，张学良的部队也在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
杨虎城、张学良虽然扣押了蒋介石，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却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于是，他们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大计。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并派出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
对于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张学良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杨虎城也向周恩来表明态度，说只要红军同张学良磋商好，自己一定赞成拥护。至于蒋介石将来能否抗日，会不会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施行报复，杨虎城不能不有所顾虑。蒋介石在大革命以后的言行，使社会阅历颇深的杨虎城产生这样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经周恩来耐心说服，杨虎城认识到西安事变本是抗日救国，绝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即于12月12日晚召集部下征求处理事变的意见时指出：“抓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在12月15日西安广播电台的广播讲话中他又说：“我们这一次的行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罪人。”⑧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热忱和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使事变得以顺利解决，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三
在蒋介石回南京后，将西安事变前投入西北战场的30多个师分为5个集团军，从华阴、华县、甘肃、宁夏、渭南、商洛同时威胁西安。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压迫，杨虎城加强了渭南、渭北和华阴、华县一带的防守，选择有利地形，从前方到西安构筑了7道防线，在红军的积极配合下，迫使蒋军不敢轻举妄动。
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使东北军失去了团结的中坚，而东北军内部不稳定，势必影响“三位一体”基础的稳定。为了维持“三位一体”的团结，杨虎城多次呼吁释放张学良。1937年1月5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张副司令一日不来，即军民一日不安。”1月20日，杨虎城派李志刚前往南京进行交涉，指出其首要问题是向蒋要求，务必让张早日回来，处理一切善后工作。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的极大愤慨。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主张不惜与中央军决一死战，以营救张学良回陕，而元老派则主张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事变的善后事宜。一派主战，一派主和，斗争十分激烈。十七路军中也是战和者都有。在此情况下，杨经过深思熟虑，认识到若主战势必引起新的内战，葬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这是违背发动事变之初衷的。他在元旦阅兵讲话中指出：“除了一致抗日而外，是没有第二条生路的。我们不但要了解这一事件(注：指西安事变)的意义，我们更应该为这一事件的目的而努力。”⑨为了争取蒋介石信守诺言转向抗日，杨虎城指示李志刚最关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政策上有无转变，是否有准备抗日和结束内战的迹象；表示如蒋能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那么个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
1937年1月31日，杨虎城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举行五人最高会议，否定了1月29日渭南会议的主战决议，坚持和谈方针，立即派李志刚到潼关去继续谈判。2月2日，主战派错误地枪杀了主和的王以哲将军，并企图杀害何柱国军长，遭到了杨虎城的斥责和制止。二二事件发生后，杨协助周恩来妥善处理了肇事者，避免了东北军内部的自相残杀。正是由于杨虎城在事变后仍以民族大义为重，才最终完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实力，避免了内战的重新爆发。
杨虎城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倡导抗日，与张学良将军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自己却身陷囹圄，英勇献身。杨将军的英名将为人民永远纪念。
①《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69页。
②米暂沉：《杨虎城传》第183页。
③198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④吴天伟：《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一个转折点》。
⑤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75——76页。
⑥《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7页。
⑦198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⑧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⑨1937年1月2日西安《解放日报》。
(作者单位：华东石油学院)。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