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共产国际
高光厚 曹 军
一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国内要求严惩蒋介石的呼声甚高。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策动讨伐张、杨，企图趁机取代蒋介石；亲英美派则主张营救蒋介石。英美主张缓和空气，以打击日本；日本则指望以此挑起内战，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研究，逐渐形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此相反，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则备加责难。
12月12日事变发生的当天，中共中央即报告共产国际，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措施，并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赞助。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初步设想。
13日，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陈述西安事变的性质以及张学良积极主张抗日的原因，并说明为了减少日本汉奸的造谣，中共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14日，中共中央致北方局胡服(刘少奇)电指出：“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应推动抗日派和中间派走向抗日。”①据此精神，人民通讯社在当天发表的《北方共产党发言人谈话》中指出：无论在任何形势局面下，我们都绝对反对用蒋委员长独裁的内战方式来解决国内问题，尤其反对为蒋委员长一人的安危问题而发动内战，并绝对反对一切内战。
可是，苏联《真理报》14日社论《中国事变》对西安事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社论说：“张学良所属军队毅然叛变并扣留蒋介石将军之事件，在日本侵略中国加深之背景上显呈特殊性质”，“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揭抗日旗帜，实际则转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②。苏联《消息报》15日又发表社论，说“张学良之举动实足破坏中国反日势力之团结”，“此次显然有害于中国利益之事变，吾人固切盼望能早日迅速和平解决”③。苏联报纸对西安事变备加责难，虽然也提出“切盼和平解决”的意见，但并没有把这种意见通知中共中央。
15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南京政府应“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④。同时，中共中央又致电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请他们将这封电报转给共产国际书记处。16日，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综合报告西安事变的情况。当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内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⑤这封电报发出后，因电码差错，完全译不出。中共中央于18日又电请共产国际“即检查重发”。直到20日才收到共产国际16日来电。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于15日从保安出发，通过延安去西安，与张、杨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17日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当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说：“我们对远方(注：指共产国际和苏联)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又说：“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⑥就在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又发表国际评论，声称“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之叛变为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⑦。可以看出，苏联在继续责难西安事变。
17日晚，周恩来等到达西安，立即与张学良面谈，并致电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又说“蒋鼎文今日放出，持蒋信令停止内战”。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于1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条方针。并指出，如贵党能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亦不成问题。这样，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17日这一天，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来电，仍认为张学良发动的事变，只能破坏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和鼓励日本侵略者。而中共中央则坚持自己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于19日作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坚持“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等⑧。至此，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正式形成。
20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16日来电，即转给在西安的周恩来。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2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举行谈判。周恩来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经过艰苦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这些主张，初步实现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开始了联蒋抗日的阶段。
应当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坚决态度，使中共中央在主张放蒋回南京的方针上态度更加坚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国际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周恩来在1960年指出：“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⑨而至今日苏联对张学良的看法，看来还没有改变。苏联在1980年第三版的《苏中关系》一书中指名道姓地骂张学良是军阀，是露骨的反动分子，这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
历史事实是，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也是张学良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1936年下半年，两广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就调动了30多个师逼迫张学良“剿共”。这时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正在酝酿、制定从“苦谏”到“兵谏”的逼蒋抗日计划。张学良“主张承担劝蒋抗日工作，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到哪里谈联共抚日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12月10日晚，张学良说：“委员长太差了，竟要对爱国学生开枪!……我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他坚持错误到底了，非强制不能扭转。”可以看出，张、杨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不仅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而且也是最早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人之一。1936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他就认为还必须把蒋介石也包括在统一战线内，这样才能实现全国对日抗战。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就授意秘书拟好了关于逼蒋联共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八项条件的通电，并于事变的第二天，以张、杨的名义公诸全国。事变的当天，就电邀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当周恩来详尽阐明了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张学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取得了蒋介石关于联共抗日的基本保证后，即断然放蒋，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些行动表现了张学良为抗战救国置个人荣毁于不顾的宽大胸怀。毛泽东评价说：“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⑩1937年2月，张学良写信给东北军将领说：“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张学良个人为念。”(11)再一次表明了张学良的爱国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
历史足以证明，张学良是一位主张抗日救国的爱国者，绝不是什么“反动分子”。1946年西安事变10周年时，周恩来指出：张、杨两将军“是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12)。1956年西安事变20周年时，周恩来又誉他们为“千古功臣”，称他们为“千古不朽的人物”。
共产国际说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系统地实行分裂政策”的表现，这也是毫无根据的。众所周知，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化，中国国内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历史早已证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而且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和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责难是错误的。
二
共产国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在对蒋介石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共产国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点是联蒋抗日，就是依靠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抗日；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逼蒋抗日。
还在1935年底，共产国际就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方针，而这时过早地提出“联蒋”口号是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这时，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苦斗，红一方面军也刚到陕北不久。蒋介石正在集中数十万军队对红军和陕北根据地进行“围剿”。在这样生死斗争的关头，怎能“联蒋”?!如果当时放弃原则，搞什么“联蒋”，必然重蹈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从严重斗争的现实出发，坚决地实行抗日反蒋的方针。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使英美的在华利益同日本发生了矛盾，英美支持下的国民党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在外交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对日不满，并在行动上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于是，中共中央放弃了“反蒋”口号，于1936年8月25日发出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布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宣布改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而苏联则认为，同蒋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应当同蒋介石会谈，好象只要蒋介石同苏联结成反日联盟，他就能够加入抗日营垒了。因此，他们根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更不同意以人民军队和人民的力量为后盾逼着蒋介石抗日，而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造成全国统一战线的局面，以阻滞日本的侵苏野心。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派陈立夫去莫斯科，寻求苏联的援助。第二年，陈立夫与苏联驻南京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谈判，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到1937年这个条约正式公布)。
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季米特洛夫与苏联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还是有不同认识的。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蒋介石不愿意建立统一战线，并害怕统一战线，但应创造这样一种局面，要在蒋介石的军队和国民党中进行这样的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可是，他又担心中国共产党不成熟。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优秀的、勇敢的和战斗出色的，但不能说，在目前中国复杂环境中，他们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13)他这种又赞成又担心的心情，一方面说明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赞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受了苏联不信赖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表明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是不太了解的。而中国共产党从遵义会议起就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日后又独立自主地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引导中国革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西安事变以后的历史还证明，苏联和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思想，终使王明为代表的新投降主义的错误发生。毛泽东后来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14)
综上所述，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前后历史的一贯性来看，共产国际的态度是它联蒋抗日的继续；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则是逼蒋抗日的继续。就共产国际“联蒋”来说，和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有着本质的不同。就是在西安事变以后，在联蒋抗日的过程中，在“联蒋”问题上，仍然有着根本的差别。苏联和共产国际是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依靠蒋介石抗日；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联合蒋介石抗日。
三
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特别是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反映了苏联的立场和意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帮助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上同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方面，则反映了苏联的战略和策略出发点。
苏联的战略出发点有两重性。一方面，在法西斯猖獗之时，苏联和共产国际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这对被侵略的国家团结起来反对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来说，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另一方面，由于希特勒德国一贯仇视社会主义苏联，并意欲占领苏联领土。在远东，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苏联也感到边界不安宁。所以苏联希望中国进行抗日战争，长期拖住日本，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这样苏联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欧洲法西斯的侵略，而不至于造成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这就是苏联战略出发点的主导方面。斯大林曾经明确地表示：“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15)从这一战略出发，苏联不仅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在1936年3月，乘机同外蒙古签订了所谓互助条约，这也足以证明苏联战略出发点的目的，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的。
为了进一步达到这一战略目的，苏联在对华政策上也有两重性，一方面要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又主要依靠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因此，苏联在对待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很少考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而更多的是满足苏联的战略要求。苏联认为，在中国唯有国民党有力量，蒋介石有势力，他能得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而中国共产党恰恰相反，既没有力量，又得不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如果过于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引起英美的不满，从而干扰苏联的战略目标。斯大林就说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薄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16)
苏联从这样的战略策略出发，对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状况又不进行深入的分析，就必然酿成责难西安事变、一概否定张学良的爱国行动和对蒋介石过于信赖的错误。而中国共产党则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时的中国实际出发，做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判断，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正确方针，从而圆满地解决了西安事变，最后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①《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第126页。
②③《世界文化》第1卷第4期。
④《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第69页。
⑤《共产国际执委会1936年文件集》。
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第67页。
⑦《世界文化》第1卷第4期。
⑧《六大以来》(上)第793页。
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1页。
⑩《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
(11)《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72页。
(1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8页。
(13)《共产国际执委会1936年文件集》。
(1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5)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
(16)崔可夫：《在华使命》第25页。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