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及苏联与西安事变
何步兰
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迅速介入了这一事变。1936年12月13日，苏联电台播发了《真理报》、《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报道。14日，《真理报》发表了社论。16至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副委员长斯托莫尼亚科夫及回到其国内的驻华大使鲍戈莫洛夫，连日接见了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①。16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敦促”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19日，苏联驻中国的代办司皮礼瓦尼克代表苏联政府发表了正式声明②。蒋介石获释后，27日，苏联《消息报》又发一社论③。足见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敏感与重视。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究竟如何呢?
一、1936年12月14日，《真理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说：“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同时发表《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说：“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说张学良“在外国主子的授意下，竭力在中国制造新的有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混乱局面”④。同一天，《消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也完全歪曲事实真相，维护蒋介石国民党，说什么“去年就已形成了中国各派社会力量围绕南京政府的形势；南京政府尽管以前它动摇、退却……它犹豫和反对统一战线运动，可是现在它已经表现出愿意和领导抗日”。《国际通讯》等共产国际刊物，不断地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在何应钦打起“讨逆”旗号，命令中央军开赴潼关，派飞机滥炸渭南、赤水车站时，《国际通讯》却称赞南京“讨逆”是值得赞扬的形势变化，称蒋介石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制止这一惩罚性的征讨”⑤。直到蒋介石被释放时，《国际通讯》还说：“叛徒张学良在陕西的叛乱已经可耻地结束了，这是导致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日本阴谋的真正失败。”⑥
为什么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如此歪曲西安事变真相?为什么张、杨的爱国行动被他们斥责为叛逆行为?为什么显而易见的要求抗日的行动反而被他们诬蔑为亲日分子的阴谋?究其原因，是因为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因1934年10月上海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而中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驻赤色职工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肩负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使命回到瓦窑堡。在林育英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摆脱了王明“左”倾错误的束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会议经过长时间讨论，作出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从而确定了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⑦。这个方针与苏联正在谋求建立的远东地区的抗日(防日)统一战线是大相径庭的。
众所周知，自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苏联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到1936年前后，这种形势尤为严峻。在欧洲，希特勒正疯狂扩军备战，妄图消灭苏联，称霸全球；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不但想把英美的势力挤出远东，而且要对苏联造成威胁。1936年9月18日《真理报》刊载署名E·约翰题为《在占领者的铁蹄下》的文章说：“从荒木万寿夫(日陆军大臣)及其同伙的挑衅性言论中，从关东军一系列挑衅行动中，以及日本加紧扩建在满洲和北朝鲜的战略基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在大陆的，第二步就是攻击苏联的远东地区。”⑧当时的英美切盼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而苏联则期望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的高堤大坝。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更使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基于苏联免遭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考虑，决定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策略是联合各国当权的政府和有实力的人物。在中国就是要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屈居在国民党政府的周围，拥戴蒋介石，组成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正在全力注视西方，实无力与日本在远东周旋。苏联深知若支持张、杨，岂不说明苏联在远东策动抗日，日本焉能放过?且当时正因渔业废约之事，日本对苏联表示不满，日军人对德国又素较亲密，苏联岂能因不足齿数之张、杨，而与日本新起误会?如若西安事变为日本乘机诱导，形成中国政府联日的局面，则将在远东构成对苏联最大的威胁。显然，苏联政府虽不赞助蒋介石反共，但却更惧蒋介石联日。正是基于这样缜密的考虑与权衡，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才作出了对张、杨的“兵谏”行动讳而不彰的抉择。
但是，无论是对西安事变的贬斥，或者是对张、杨爱国行为的谴责，丝毫也改变不了“双十二事变的本身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这个正确结论⑨，相反却证明了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当时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指责是错误的。
二、西安事变发生后，如何处置蒋介石呢?这是举世瞩目的问题。主张杀蒋者有之，主张放蒋者有之。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主张释放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则经历了“审蒋——保蒋安全——释蒋”这一发展过程。苏联有人至今还以苏联“倡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释放蒋介石”⑩而自誉。其实，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同是主张释放蒋介石，但在出发点及其意义上是迥然而异的。
如上所述，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及希特勒1933年执政以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欧洲和远东相继出现的两个战争策源地甚为关注。为维护世界和平，更为本身安全计，苏联一方面在国际共运的内部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另一方面积极转变策略，加紧与其他国家执政党领袖的联系。在对华政策上，把支持中国共产党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政策改变为安抚、联合蒋介石以牵制日本的政策。
为了实现“联蒋抗日”或“靠蒋抗日”政策，苏联政府在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的1934年，就开始同南京政府进行秘密接触，以求改善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1934年10月，正当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长征的时候，奉蒋介石之命访苏的特派代表蒋廷黻于10月16日在莫斯科与斯托莫尼亚科夫进行了亲切会见。蒋廷黻十分担心苏联怀恨蒋介石前几年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劳动人民的罪行，影响他这次使命的完成，于是转弯抹角地探询“在众所周知的紧密合作时期之后，1927至1929年期间曾有过一段令人遗憾的断交阶段。而在这个关系破裂的时期恰恰是蒋介石在中国执掌领导权。这一因素会不会对苏联政府产生影响?蒋介石本人会不会成为中苏恢复友好关系的障碍(11)?”斯托莫尼亚科夫听后马上表示：“我无意回溯苏中关系的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的政策不是以回忆和感情为指导的。在确定我们同今日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在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当然绝对不会从过去的回忆和感情出发，而是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地希望发展和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把他(指蒋介石)看成是对我国友好的国家的领导人，对他怀有与其他友好国家领导人同样的尊重之情。任何个人因素，任何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这一立场产生不良影响。”(12)蒋廷黻对这一回答十分满意，当即表示“万分感激”，并称“将毫不迟疑地将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本人”。这次秘密会谈后，双方加紧了改善关系的步伐。1935年1月，当中央红军摆脱敌军围堵，占领遵义城，并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时候，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又在第七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苏中两国之间的正确关系对两国和普遍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要以满意的心情接受中华民国政府关于恢复关系的建议，这必将推动我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13)在这位苏联领导人作出上述讲话后不到10天时间，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便奉蒋介石之命拜访了苏联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通知苏方：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近期即返回莫斯科。1925年10月9日，即南京政府任命蒋介石兼西北“剿匪”总司令之后第7天，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便受蒋介石之托，以抗日需要武器为名，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戈莫洛夫提出，希望能从苏联获得军事装备。10月18日，蒋介石又在孔祥熙官邸亲自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戈莫洛夫，当面表示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两国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蒋介石还希望与苏方签订一项能真正促进中苏两国真诚关系的“重大协议”。11月19日，斯托莫尼亚科夫即通知鲍戈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华民国出售军事装备，请将此事迅速告知中国政府。”(14)12月14日，即一二九运动遭镇压后的第五天，鲍戈莫洛夫又接到上级来信，要他告知蒋介石：“苏联政府不反对与蒋介石政府签订协定，并准备与中方具体讨论这一问题。”(15)蒋介石得此消息，深受鼓舞，更得寸进尺，于12月19日向鲍戈莫洛夫提出，希望苏联政府能帮助说服中国共产党改变其对中央政府之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服从中央领导，并希望苏联能促进他统一中国的事业。次年1月22日蒋介石再次与鲍戈莫洛夫会晤，表示只要红军承认中央政府之权威，听从指挥，它就可保持其原有编制参加抗日作战。此后不久，蒋介石又指令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直接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接触。邓于1936年1月末、2月初与王明接头，向王明表示：蒋介石看过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他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之后，十分赞赏，并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谈判。
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上述秘密外交活动足以证明：在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大举入侵我华北和蒋介石仍全力以赴企图“根除赤祸”之时，苏联政府即把对华政策的支点移向了依靠蒋介石。因此，当西安事变爆发后，力主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必然采取的方针。这一方针与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表面上是相同的，但实质不一样。苏联是要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结成联盟，以便同帝国主义保持势力平衡，防止反苏战争，其出发点是基于保护苏联自身的利益。
三、在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后，张学良未征求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意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由此造成了自身失去自由，西北地区“三位一体”抗日局面遭受破坏的结果。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憾事呢?说法不一。一种认为蒋夫人(宋美龄)在那里对重情面的张学良有很大的影响。她总在说，希望张以释放他们做为给他们的圣诞礼物，那时一切罪过都能一笔勾销，结果张学良上了当(16)。另一种认为张、杨发动事变前，未能拟就处理事变的明确方针，事后又看到国内外反应歧异和讨伐派气焰嚣张，感到紧张和为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17)，因此只好“摆队送天霸”，“负荆请罪”。第三种认为南京政府从政治、外交、感情和军事等四个方面交相运用，对西安施加压力，“以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而收到了兵不血刃即迅速敉平之效果”(18)，使张学良就范。第四种认为“捉蒋以后再杀是困难的，因为那时就全国的局势说，杀蒋不如放蒋有利……晚放也可能出别的枝节”(19)，因此张学良只得仓促行事。上述说法虽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事变发生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未给予及时支持是造成这一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安事变一爆发，帝国主义国家公认此事与苏联政府、共产国际有关。比如，德国《柏林日报》直言谓“这次事件和莫斯科有关”(20)。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评论称“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21)。国民党12月12日晚召集的中央党部临时会议，在分析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时也认为“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其背景与助力，在内……在外为垂竭待尽之共产党徒，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张、杨即藉此背景助力，出以劫持统帅”(22)，因此下令中国书刊检查机关禁止中国报刊转载或述评《真理报》和《消息报》发的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和文章。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十分关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态度。苏联史学家A·季托夫在《为建立中国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1937)》一书中写道：“周恩来一到西安，张学良立即询问莫斯科对西安事变持何态度。这个问题使周恩来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张学良寄厚望于苏联的援助。……周恩来向保安报告说，当周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时，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乎觉得被别人所出卖”。(23)李新在《西安事变初探》一文中说：“对于张、杨来说，当时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但他们从收音机上听到苏联的反应，颇感失望。苏联说他们是冒险搞军事阴谋，如搞得不好，会发生大内战，甚至怀疑日本人的策动。这不能不使张、杨非常扫兴”。(24)可见张、杨寄希望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兵谏”的支持。
然而，完全出乎张、杨的预料，即12月14日，苏联塔斯社发《“辟谣声明”》：“鉴于日文报纸《朝日新闻》登载了同盟通讯社散播的诽谤性消息，说什么张学良建立了一个受苏联支持的政府，说什么张学良与苏联缔结了一个攻守同盟，塔斯社受权声明，这种传言是毫无根据的，是一种恶意的捏造。”(25)12月17日，李维诺夫与蒋廷黻面谈时，又是极力回避：“余前已告君，自张学良让出东北后，苏联与彼即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如王明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26)李维诺夫并对中国政府下令报刊不准登载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有关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和社论的做法，“向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27)。这样，张学良不仅由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贬斥、对他自己指名道姓的谴责而气愤；而且心碎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竟然把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不抵抗主义造成东北沦陷的罪孽加于其身。如此令张学良失望的境遇和打击，虽未改变他对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爱国必须忠君的信仰，但却动摇了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配合行动的决心，终于作出了亲自送蒋回宁的决定。
①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载《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1期。
②《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
③《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1期。
④《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1期。
⑤⑥《国际通讯》第58期(1936年12月14日)、第1期(1937年1月2日)
⑦《六大以来》(上)，第737页。
⑧《苏联问题研究》1985年第2期。
⑨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⑩季托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外国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6期。
(11)马宝华：《共产国际、苏联与蒋介石》。
(12)(13)马宝华：《共产国际、苏联与蒋介石》。
(14)(15)马宝华：《共产国际、苏联与蒋介石》。
(16)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年)》第23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17)李新：《西安事变初探》，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18)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19)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活。
(20)《西安事变与国际反响》，载《大众知识》第1卷第6期(1937年1月5日)。
(21)《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11页。
(22)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23)季托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外国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6期。
(24)李新：《西安事变初探》。
(25)格里哥里也夫、雷兹尼柯夫：《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第784页。
(26)(27)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