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实力派与西安事变
黄景芳 周维强 张政明 汤丽霞
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爆发的，是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义举。事变是张、杨发动的，但一些地方实力派对事变的发生和解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
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于蒋介石历来执行吞并异己的政策，因而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们为了求得生存，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能在一定条件下联合起来，同蒋介石抗衡。同时，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具有爱国思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入侵，中日民族矛盾加深，他们的利益也受到危害，而蒋介石仍然坚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这就不仅遭到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他们的不满。因此，事变发生前，当张、杨提出联合抗日问题时，他们就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1936年8月，张、杨派出代表分头和李宗仁、韩复榘、宋哲元、刘湘、龙云、阎锡山等各地方实力派联络，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派代表与西安联络。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矛盾由来已久。1927年桂系逼宫，蒋介石下野；1929年蒋桂战争，蒋介石打败了桂系；特别是1936年6月的“两广事件”，使双方矛盾更加尖锐。“两广事件”发生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都有密电给张、杨，要求西安方面出兵援助，并派代表询问西安方面的态度。此后，李、白等与张、杨一直保持着联系。西安事变发生时，广西代表刘仲容即在西安。宋哲元与张学良、于学忠有深交，只是由于其处境，不便公开表态。事变前，张、杨曾经派代表和一些地方军队首脑作过联系，希望大家能联合起来，对外推动抗战，对内促进民主。韩复榘、宋哲元在表示同意张、杨意见之后曾说过：“你们在西北自然可以喊出抗日口号，我们则不便立即对外这样说了。这一点请你们原谅……”暗示如有变故，则必支持张学良。盛世才原属东北军旧部，事变前张学良派其秘书栗又文赴新疆与盛世才联系。据斯诺说：“在北京我遇到了我的朋友栗，他在新疆呆了六个月……刚刚回来。他告诉我说，如果西安事变导致内战，盛将军肯定会支持张学良。”①事变前支持张、杨最力者要算阎锡山。早在1936年红军东征抗日进入山西境内时，蒋军借口援晋，即进军山西对阎构成威胁。阎曾同意张学良的联共抗日主张，故张约阎共同劝蒋。后张又派西北“剿总”秘书长李金洲赴晋探询阎锡山的态度，阎曾表示“有机会将与张联合向委座进言”。1936年借赴洛阳向蒋祝寿之机，“张、阎二氏也反复申诉其主张，最后激怒委座”，为此，阎曾对张说：“汉卿，光劝不行啊，我们自己要想另外的办法。”
由此看来，各地方实力派或明或暗地愿与张学良联合反蒋抗日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信心。毛泽东把各地方实力派的抗日救国要求看作是西安事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十分正确的。
二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得到了张、杨的赞同。而南京政府内部亲日派主张武力讨伐，亲英美派主张政治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实力派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了。
张、杨扣蒋后，向全国发出通电阐述八项主张，并相继派人和致电同各地方实力派联络，解释事变缘故，阐明自己的主张，以求得他们的支持和响应。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也致电各地方实力派，想“乘张、杨未能一致之际，萃四方之压力乱其心，孤其势”②，企图使西安以外的地方实力派支持南京政府或保持中立态度。由此可见，地方实力派的态度无论是对张、杨，还是对南京政府，都是不容忽视的。
张、杨两将军出于抗日爱国而被迫发动“兵谏”，其目的是促蒋联共抗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因此，事变发生后，他们诚望得到中共、广大民众和各方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也期望得到具有军事实力的各地方实力派的援助和谅解，以便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在致四川军阀刘湘电中，张、杨明确表示：“此次举措，只求于国家主张贯彻，有利于国家，虽获罪于人，牺牲生命，亦不敢惜”，“吾兄爱国赤诚，……对于国家兴亡之关键，务祈开诚指示，主持大计”③。稍后，又派宋醒凝为代表前往成都与刘湘面洽。为获悉广西方面的反映，张、杨曾令广西驻陕代表刘仲容亲电李宗仁、白崇禧，促使白崇禧即行赴陕“共商一切”。此电虽被南京政府截获，但仍达于桂林。此外，张、杨还致电山西阎锡山、河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和宁夏马鸿逵等，探询他们的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统治中国达十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被扣，不能不引起举世震惊，地方实力派也不例外。尽管他们同蒋介石有矛盾，但蒋毕竟拥有全国政权和庞大的军队，左右着中国的政局。同时，由于事变完全出乎预料，又结局未卜，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不得不对事变持慎重态度，以静观时局的发展。从当时各地方实力派的声明、通电，以及实际行动看，尽管其态度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部分保持中立，但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作用。
当时，各地方实力派对张、杨表示同情支持的占多数，而且是一些实力较强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等。
当广西驻陕代表刘仲容电促白崇禧的电报被南京截获后，桂系一面敷衍南京，表示“维持大局自应遵命”，一面却致电张、杨表示支持。12月13日，李宗仁、白崇禧电粤，探询陕事真相，并在桂林隍城开会，历数小时，决定以国事民族为重，态度与粤一致，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当南京政府发布讨伐令后，17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16人发表通电，提出五点主张：(1)西安事变用政治解决；(2)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3)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4)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5)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④。不仅如此，李济深还要求南京政府撤回讨伐令。12月15日、18日，李济深致电国民党政府及各地方当局两电，反对讨伐，明确表示支持张、杨，声明要求一致对外，“若再起纠纷，豆萁相煎，是真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矣，况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者，屡陈不纳，迫以兵谏，绝不宜以叛逆目之”，“务望顾念大局，收回成命”⑤。这无疑是重申其反对武力讨伐、主张政治解决的态度。
四川刘湘与桂系的态度基本一致，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事变发生当日，张、杨连发文、震两电，促刘氏响应。稍后又派宋醒凝为代表前往成都。刘湘在事变之初虽没有明确表态，但在实际行动上起到了声援张、杨的作用。蒋被捉后，刘湘认为此变是剪除蒋在川势力的好机会，遂即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迅速将南京在川的机构和军队加以控制，并宣称由自己直接领导国民党在成都的党部；二是密派黄慕颜到西安表示支持张、杨的行动。他并于13日致电南京何应钦，探询“政府应变处置”，表示“川事湘当绝对负责，尽力防护，共维大局”⑥，对张、杨则无片言相责。当南京政府委其为川康绥靖主任时，刘湘又以“尽地方绥靖之责，用纾中枢后顾之忧”的名义，进一步排除蒋在川的势力⑦。当南京一再催促其公开表态时，他才于12月19日发表致张学良电，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给予肯定：“推愿兄之初意，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⑧但认为扣押蒋介石，“无论出于任何爱国举动，对于国际国内之印象过劣，即对于国家前途危险甚大”，要求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⑨。可见刘湘也是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张学良最为密切关注的是他以为最有希望成为自己同路人的阎锡山。阎锡山理应对张之举有所准备，但西安事变后，阎锡山于12月13日完全改变初衷，电责张、杨：“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对外战争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⑩这使张、杨感到意外和失望。张、杨15日电阎锡山、傅作义等，力陈其扣蒋之举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不赤化”(11)。17日再电阎氏：“公所以为良等计者，既周且挚，感佩至不可言喻，谨对我公之四问题，分述鄙见：第一，良等此举，系对事决非对人，对人则善后似不易，对事则善后亦非难”，表示只要蒋抗日，则仍拥护蒋为领袖，个人甘受惩罚；“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中央如“积极出师抗日”，张愿效前驱；是否演成内战要看大众的觉悟，“如政府拂乎民意，压迫群情，必难存在”(12)。这是对阎之要挟给予无情的批驳。据李金洲的《西安事变亲历记》记载，他在赴晋前发现张学良对阎的态度“极为不满”，抵晋商洽后，虽然阎锡山同意派赵戴文、徐永昌赴陕，但却以单独与蒋谒谈为条件，且须等到南京代表黄绍竑到晋后始可成行。当张学良得到此消息时，非常气愤，决定不再与阎往来，并说：“我决不让老阎作这一票生意。”尽管阎一心想在事变中捞资本，做出了不利于张、杨的表态，但他的居间调停本身也是有利于和平解决的。
地方实力派中对张、杨解决事变影响较大的还有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事变发生当日，张即电宋，请宋亲自或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国事。宋回电称：“请务以国事为重，悬崖勒马，对蒋安全，尤盼切实保障。”(13)在南京政府的催促下，12月14日，宋电孔祥熙、何应钦：“承示陕变情形，不胜惊骇。”认为张学良此举是受中共利用，“应请中央迅速戡定变乱，营救委座”，表示禀承贯彻“剿共”方针，“哲元谨率所属，待命边疆，苟利国家，义无返顾”(14)。看起来是大挞张、杨，力主“讨伐”，向南京表示效忠，并与韩复榘求一致态度。韩14日致电南京，对“西安事变，愤慨莫名”，“复榘等分属军人，义无返顾，誓以血诚，在中央统一指挥下，唯命是从”(15)。但他派人到西安对张、杨发动事变表示支持。12月23日，在事变即将和平解决之际，宋、韩联合发出漾电，表示同情支持张、杨，反对“讨伐”，主张政治解决，“万不容在国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自杀之行动”，提出“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16)。宋、韩初附南京政府亲日派力主“讨伐”，后则力主和平政治解决事变，对张、杨是不无影响的。
从阎、宋、韩的态度中，张、杨看到了局势的艰危性；看出了这些地方军阀多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即使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仍不放弃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他们表面虽主张保护蒋之安全，共维中枢，但实际上都想杀掉蒋介石。有鉴于此，张、杨感到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事变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各军阀之间必将展开新的争权夺势的内争，“兵谏”不能达到目的，反而迎合了少数军阀的心理，置国家于危亡之地。正因如此，当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时，张、杨欣然接受，从而加速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由此可见，对张、杨持支持态度的地方实力派是和平解决事变的一个直接动力，而持反对态度的则是和平解决事变的一个间接动力；前者使张、杨对于解决西安事变增强了信心，后者使张、杨感到解决西安事变必须采取稳妥、慎重的方针。
三
事变爆发后，除张、杨关注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外，南京政府也密切注视着地方实力派的反应。南京政府中各要员对地方实力派在影响中国政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有着明确的认识，因此，无论是何应钦的“讨伐派”，还是宋氏兄妹的“主和派”，都重视地方军阀的反应，并竭力拉拢之。
事变爆发当日，南京当局立即召开中枢紧急会议，分析事态发生的原因及应采取的对策。其中一部分官员认为“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其背景与助力，在内为不尽悦服蒋公之疆吏与将领，如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如河北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皆可引为同路……”(17)基于此种认识，作为代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感到此事不能纯以力施，“而必须出之以智取”。在他所提的四项智取之法中，针对地方实力派的就有两项：一、“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既以通电出之，是必对于各省缰吏与民间团体之反应，或有预期。我方对策，既宣布对此点入手，将中央决策要旨，召示全国，以孤张、杨之势，是为政治方面”；二、“党国元老及各省疆吏中，亦尚有夙为张、杨所敬重或张、杨认为可获同情者，如我能先占一着，争取协助，并即以此类人士出面斡旋，于事必更有济”(18)。遂对各地方实力派采取不同的方法，极尽拉拢分化之能事，欲乘张、杨意旨未能一致之际，“萃四方之压力，动之以情，或可收兵不血刃即迅速敉平之效果”(19)。从孔祥熙给阎、宋、韩等地方实力派的函电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可以看出南京对他们的态度是非常重视的。孔祥熙于13日晨发出致各省市通电，申明其主张，“并嘱各疆吏照蒋院长既定方针，以最大努力共策国家安全”。同时又分别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宋哲元、韩复榘、商震、沈鸿烈、阎锡山、冯钦哉、于学忠、刘湘等人，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劝慰，以孤张、杨。
南京政府十分重视鲁、冀、桂三省地方当局，因为宋、韩与蒋均有矛盾，却与张、杨都有联系。他们的倾向如何，会对时局发生重要影响。桂系与蒋介石积怨甚深，南京政府非常清楚。广西支持张、杨，除抗日外，还想借此机会反蒋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如内战爆发，广西就有可能以北上抗日为名，出兵于长江流域使南京政府腹背受敌。因此，南京政府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能不考虑广西的态度。
刘湘手握几十万重兵想独霸四川，而蒋又总是想剪除异己，吞并四川。1935年初，蒋以“剿赤”为由派兵入川；同年6月，又宣布裁减川军，并派胡宗南、上官云相等部入川，这就更使刘湘怀恨在心。西安事变发生时，刘湘正在大邑养病，孔祥熙深惧刘湘态度暖昧，乃急令当时正在南京的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即行返蓉，向刘湘说明中央旨意，希望其能做积极之表示。在刘航琛的游说下，刘湘乃于19日致电张学良，提出：“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立即恢复介公自由”；政治上之主张，愿“居间进言，以求解决”(20)。刘并给南京一个安慰电。南京政府为安定川康，17日令派刘湘为川康绥靖主任。18日，刘通电称22日在成都就职。刘的态度，也使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如内战爆发，他究竟与谁同路的问题。因此，刘的态度和行动支持了张、杨，牵制了亲日派的行动。
综上所述，宋哲元、韩复榘、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刘湘等对事变表示同情和支持，不能不对南京政府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对事变的态度直接或间接地牵制着南京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行动。由于几个主要地方实力派对张、杨的支持或中立，使南京政府认识到蒋介石一贯执行的吞并异己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也使其认识到抗击外敌，拯救危亡是众望所归；如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民众反对，而且会引起各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击，那就很可能危及四大家族的统治基础。因此，宋氏兄妹赴陕见蒋，表示了实行抗日的紧迫性，使蒋认识到抗日已是大势所趋，只有接受张、杨和中共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才能继续维持其统治地位。基于这些考虑，蒋最后答应了中共和张、杨的联合抗日主张，使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总之，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对张、杨和南京政府都发生着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于一点，就是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22页。
②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③《孔庸之先生讲演录》下册，第686-687页。
④1936年12月25日西安《解放日报》。
⑤《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92页。
⑥《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第501页。
⑦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第178页。
⑧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90页、191页。
⑩(11)《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35-136页。
(12)《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35-136页。
(13)(14)《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载《国闻周报》第12卷第50期。
(15)《国闻周报》第12卷，第50期。
(16)《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93页。
(17)《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67页。
(18)(19)《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61、668页。
(20)《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91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