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兄妹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李传信
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为和平解决事变，表现过极大的勇气和胆识。这首先由于他们是蒋介石的姻亲、妻子，又与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张学良有深厚的情谊。我认为除此之外，还因为他们也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担忧。虽然他们不同意武力扣蒋，但在感情上同情张学良，在政治上不乏与张有共鸣之处。
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改变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促使国民党营垒发生了破裂，蒋介石南京政府内部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认为内患甚于外敌，“头号敌人”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甚而主张加入日本的防共协定，共同“反共”。另一派认为“头号敌人”是日本，国难当头，主张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后一派的代表是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李宗仁、张学良、杨虎城、李济深，顾维钧等人①。
属于“欧美派”的宋子文能成为“联共抗日”派的重要代表，也同张学良一样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宋子文追随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九一八事变时，任财政部长和国民党特别外交委员会副主任的宋子文，赞成蒋介石的“不抵抗”和依赖国联的政策，支持“攘外必先安内”②。1932年1月7日，美国务卿史汀生发表照会，“不承认”九一八事变在东北造成的后果。接着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和淞沪抗战，宋子文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到1932年底，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却积极“剿共”，表示“不甚满意”，而建议“将东北从日本手中夺回来”③。1933年初，日本进攻热河，身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长的宋子文，支持张学良在热河一战。2月中旬，他专程赶到北平，并在张学良陪同下赴承德视察，还为热河抗战增拨补助经费④。同年3月，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美国认为中国“目前的要务”是团结一致，“如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世界上任何反对中国的国家“均难得逞”⑤。5月初，宋子文出席世界财经会议，为了摸清美国在中日冲突中的态度以及争取美、英和国联的援助⑥，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欧美之行。他首先应邀到华盛顿同罗斯福进行了“令人满意”的会谈⑦。6月30日宋子文在伦敦召集驻苏、法、英的使节颜惠庆、顾维钧、郭泰棋等人会晤，以广泛讨论和制订中国近期的内外政策。他们全面分析了形势的严重性，认为塘沽协定后的形势与“甲午战争后的形势颇相似”，担心欧洲政局的持续不稳，可能导致“第二次世界性灾难”的大战，那时，日本必然乘机“再次向中国猛扑过来”。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制定一项持久抗日和迅速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国际危机的积极政策”。在《塘沽协定》后，虽“不宜也不易于”对日重新进行军事对抗，但“应激励在东北的义勇军活动”，加强“对日货的抵制”，在外交上争取苏、美，与英结成经济联合战线。他们主张在国内“绝对有必要千方百计地”实现各方面的全面的和解，“以组成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应付目前的危机，并“为即将来临的更大危险作好准备”。他们提出要加强国内建设，制订国防计划，建立基础工业，发展战略运输网等⑧。这次宋、颜、顾、郭等人的伦敦会晤，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内“欧美派”的政治态度的重大变化。
8月，宋子文回到中国，把他们在伦敦讨论的意见转告了政府首脑。蒋介石、汪精卫虽同意加强国内经济和国防建设，但仍顽固坚持“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对外仍“暂定为避免与日本冲突的完全消极之政策”⑨。10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宋子文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及在江西耗费巨额军费”，表示“异议”，而于10月25日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长职务，同意保留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继续致力于国家建设，为抗战作准备⑩。
1935年，欧洲局势更趋紧张，日本也加紧推行“分割华北的政策”(11)，可耻的《何梅协定》出笼了。蒋介石虽不承认“满洲国”，但对“共同防共”，认为“可以接受”(12)，“最合心意”(13)。1935年11月和12月，汪精卫和唐有壬先后被刺伤、刺死，蒋介石再度兼任行政院长，张群任外长，继续实行对日的“安抚姑息”政策。南京政府内的抗日派认为这种政策“越来越站不住脚”，主张“继续加强抗日”(14)，要抗日就必须停止“剿共”，实现举国团结。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下，发生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运动。面对华北危机和全国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政府也被迫“很迟缓地与不坚定地”改变它对日退让的政策(15)。1935年冬到西安事变前，经蒋介石同意，国共两党进行了极其秘密的接触和谈判。宋子文积极支持、参与，甚而一度主持了这一秘密接触(16)。正因为如此，1936年8月，毛泽东曾致函宋子文：“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17)信写得情真意切，寄以厚望。
总之，到西安事变前夕，宋子文在政治态度上已经演变为与国民党左派“比较接近”了，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和团结的对象。从私人情谊到政治思想，宋子文与张学良可说是心心相通。宋子文力主和平解决事变，既由于与蒋、张的“特殊关系”，也有其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担忧的重要原因。在国民党内，他是“最佳的调停人选”(18)。
至于宋美龄，在宋氏家族中，她把哥哥当成自己的“保护人”，她也“不完全赞同”蒋介石的“信念”，“信仰思想自由和合理的磋商”(19)。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她也“力主和平与抗日”(20)。
二
由于宋氏兄妹与蒋介石和张学良有“特殊关系”，因而对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起了特殊的、外人所不能起的作用，其积极方面是基本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坚决反对和阻止“讨伐派”的军事进攻和轰炸西安，为避免内战，进行了紧张而富有成效的努力。
西安捉蒋之时，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都不在南京。事变突然爆发，张学良的交通处长叛变，扣压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急电向何应钦告密(21)。消息传来，有的“高兴”，有的“大惊”，在南京出现了寻找“新的组合新的向心力”(22)。当天下午和深夜，连续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何应钦、戴季陶、居正等“大发议论”，“主打”(23)。戴季陶更是“愤激失常”(24)。在戴季陶的提议下，不顾冯玉祥的反对，何应钦取得了指挥调动全国军队的权力(25)。他们急电在德国“养伤”的汪精卫，要他“立刻回国”(26)；他们立即控制国内电讯，造谣说“西安已经赤化”，“蒋介石被杀”，声言要为蒋报仇，派出飞机30余架到西安上空示威。“讨伐派”的气焰嚣张，使主和的孙科“也不敢说话”(27)。
当13日晨，孔祥熙、宋美龄、端纳等由沪抵京时，西安和南京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张学良来电一再表白，对蒋“决不妄加危害”(28)，“绝对保证”蒋的安全；南京则置蒋的生命安全于不顾。蒋介石个人的安危，这时成为时局的焦点。宋美龄敏锐地感到，“有些蒋的政敌”想抓住这个机会“夺取蒋的权力而除掉他”(29)。她对这种“在尸体上开宴会”的行径，感到“愤怒和震惊”(30)。她立下决心，勇敢地站出来，全力阻止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轰炸和进攻西安。她与“讨伐派”进行了“风暴般的争议”(31)，并质问他们：不顾蒋的生死，扩大内战，“谁愿出来负责”(32)，她要何应钦解释：“开了战，还能停下来吗?”“要杀死我丈夫吗?”(33)有人流露出对她的蔑视和讥笑：“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宋美龄则回答说，她的请求并非仅是一位妻子的请求，而是“为国家计”，必须“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她还召集黄埔系军官训话，解说利害(34)。由于宋美龄坚决反对轰炸和进攻，终于使何应钦等“胆怯心虚了”(35)，“不得不收敛三分”(36)。
受孔祥熙嘱托留沪照料金融和市场的宋子文，14日上午对新闻界发表谈话，首先宣布“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他认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须用有效的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他表示由于他本人与蒋、张的“特殊关系”，“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极愿尽最大之努力”。并说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他还宣布：端纳已抵洛阳，即将转西安(37)。宋子文的公开谈话，打破了“讨伐派”的新闻封锁，揭穿了蒋“已被杀”的谣言，实际上把国民党内的“武力讨伐”与“和平谈判”两派的矛盾公开于世，明确表达了宋氏兄妹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
第二，派出端纳，传递信息，沟通关系，迈出了宁陕对话的第一步，为和平解决事变带来了希望。
宋氏兄妹知道，当时最紧迫的问题，除了极力阻止进攻和轰炸西安外，就是迅速派出使者前往西安，弄明真相，疏通渠道，缓和宁陕之间的对立，缓解蒋、张之间的僵持局面，并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为此，决定派端纳去西安。
14日下午，端纳到达西安，他详尽地了解了张、杨发动事变的根本目的，知道张学良“绝无伤害”蒋之意。在张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转交了宋美龄给他的信。端纳劝蒋不要坚持己见，应采纳张、杨二将军“联共抗日”的主张。宋美龄的信中说：南京现在是“戏中有戏”，更触动了蒋介石(38)。蒋的态度变得缓和下来，他开始以“十分精明和现实的方式”(39)来对待事变，“心平气和地”讨论了面临的问题。到15日上午，蒋“已原则上同意”张、杨的主张。于是张学良电告南京，欢迎派有权处理的人员来西安(40)。应该说，端纳的西安之行，是“朝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41)，是“局势的一个转机”(42)。
第三，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直接参加谈判，并达成协议，对和平解决事变起了重要的媒介和催化作用。
蒋介石原则上同意八项主张后，只等南京派员来商谈条件和保证了。可是南京的“讨伐派”认为张学良邀请孔祥熙、宋美龄等去西安，“目的是使更多的宋氏家人陷入他们险恶的圈套”(43)，他们仍然坚持军事进攻和轰炸西安。在“讨伐派”的坚持下，16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关于讨伐张学良的决议》，并颁《讨伐令》。同一天，南京派飞机再次轰炸渭南、华县及三原等地，陆军亦形成东西夹攻之势，宁陕形势又趋紧张。宋美龄在南京一面“尽全力阻止南京与西安宣战”(44)，一面与在洛阳的端纳通话，要他返回西安，要蒋介石下手令制止何应钦等的军事进攻和轰炸。蒋介石的手谕迫使何暂停轰炸和进攻三天。
17日，宋子文应召由沪到京，商讨赴西安事宜，但“阻力横生”。宋子文“力排众议”，终于成行(45)。20日上午，宋子文飞抵西安，受到张、杨的热情欢迎，得到单独与蒋介石自由谈话的优待，并与张、杨详谈。宋子文对停止内战、改组政府、驱逐亲日派、联共抗日是同意的。由于他是“以私人资格”来西安的，无权代表蒋和南京政府，所以提出“能代表蒋方的人，非宋美龄来西安不可”(46)。经蒋、张、杨同意，21日宋子文由西安直飞南京。
也就在21日这一天，毛泽东电告潘汉年，指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组成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他要潘向陈立夫提出“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在五项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并说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47)。同时，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提出“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的六项条件，指示周恩来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48)。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参与谈判和“调停双方”，为宋氏兄妹亲赴西安谈判，达成协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宋氏兄妹于22日到西安。蒋介石委托他俩为全权代表，在中共六项主张的基础上，于23日、24日，同张、杨、周进行了会谈，达成了协议(49)。
但蒋介石提出只以“领袖人格担保”，自己不参加会谈，不签署任何政治文件，不作公开广播讲话，而委托宋氏兄妹作全权代表，“绝对负责任”。这样，他既可保持统帅、元首的威严，不给亲日派、“讨伐派”以打倒蒋的把柄；又可取得张、杨的同意迅速回京；还可以为以后否认协议，保持主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宋氏兄妹特别是宋子文当时参加谈判的实际表现来看是积极和真诚的。周恩来、博古在12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曾说：“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达成的协议，并说：“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50)应该说，这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和评价。
三
除了“特殊”的积极作用之外，宋氏兄妹的所作所为也有着不可否认的消极影响。
事变发生后，孔祥熙当即提出必须“以智取”。他提出对张、杨要“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51)，然后就纵横捭阖从政治、外交、军事、感情等方面对西安进行分化和争取。端纳和宋氏兄妹亲赴西安，对重感情、富侠义的张学良，更是充分发挥了“乱其心”、“动之以情”的作用。
张、杨是西安事变的共同发起者、组织者，对捉蒋、放蒋等重大问题统一认识，协调步伐，至关重要。事实上，从事变开始两人的思想就不完全一致。张对捉蒋后下一步想的是：“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拥蒋思想未变。杨虎城虽然也同意这一说法，但由于经历过长期复杂的斗争，政治经验丰富，比较“深沉多疑”。杨知道蒋的为人不可信赖，且手段毒辣，不扣则已，扣即不轻易放他(52)。因而，孔、宋等担心“杨虎城的意图来之不善”(53)。
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代表未到西安前，由于蒋斌背叛，黄永安、冯钦哉相继投靠南京，万福麟按兵不动，何应钦“讨伐”、封锁，阎锡山两面三刀，盛世才反复无常，苏联横加指责，国内不少人认为事变的手段与要达到的目的不一致，因而不理解，不赞同张、杨之举，加上西安内部也不完全一致，等等，张感到“彷徨束手，问策无人”(54)，十分焦虑。端纳的到来，既使蒋惊喜，也使张稍感宽心。端纳认为张是“在西北的同僚的鼓动下采用了暴力”，他要“抵制其他将领”对张的影响与“左右”(55)。在端纳之后，宋氏兄妹接踵而来。宋美龄自信“倘能与张当面商谈，必能以余信心感其迷懵”(56)。他们的到来，既影响了蒋介石的态度的变化，也直接对张学良施加影响，使张、杨之间在对蒋的态度上的分歧加深了，扩大了。宋美龄也承认：“我等此来实已造成彼方内部之分裂，端纳入陕，张学良即招群疑；自子文及余与彼等谈话后，张坚主立释委员长，西安将领竟目彼为‘我方一分子矣’……”(57)
经过谈判，协议达成了，蒋作了“承诺”，又有宋氏兄妹保证“绝对负责任”，于是问题就集中在蒋何时回京?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回京?24日晚，高崇民写长信给张学良，再一次主张“有条件的放，比较有把握”(58)。25日晨，宋子文已收到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写给他的联名信，提出：只由“领袖人格”做保证不行，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出潼关，否则，决不放蒋。中国共产党原则上同意放蒋，提出“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介石不再动摇时才释放”(59)；为了防止蒋的反复，认为蒋“在走前还必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不同意25日“蒋走、张去”(60)。杨虎城认为，在放蒋这一重大问题上，必须三方面取得一致，他主张放蒋以前，还必须有一套布置，不同意匆匆忙忙就放(61)。当时蒋急于要离开西安，张学良担心节外生枝，也急于甩掉包袱，宋氏兄妹又用各种方法怂恿张在25日圣诞节放蒋回京，讨个吉利；还提出“要打铁趁热”，早日进行“联合政府”。他俩还“赞成”张“同行”送蒋回京(62)。再加上其他因素，张学良不顾各方的劝阻，便仓促决定当天下午送蒋回京。他找来杨虎城，经过激烈的争论，杨只得同意了张的决定。周恩来通知博古在下午两点同张学良谈话，但通知被耽误了。张学良在中共代表的通知未送到前，他亦未向正住在他家里的周恩来和博古告别(64)，便于下午4时陪同蒋和宋氏兄妹匆匆奔向机场，飞往洛阳，遂使西安方面从优势地位转而处于劣势地位，并且终于演成了他本人一生的恨事。
总之，宋氏兄妹和端纳亲赴西安，加强了对张学良的直接影响，加深了张、杨在对蒋的态度问题上的分歧。他们极力怂恿张仓促放蒋、送蒋，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宋氏兄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消极影响。至于张学良到南京后被“审判”、“管束”，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改组成为泡影(只把外长张群换为王宠惠)，杨虎城被迫出国等等，则是宋氏兄妹在西安时所始料未及的。
西安事变展示了一幅极其错综复杂、异常纷繁的历史画卷。透过现象，我们看到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内部的“联共抗日”派和“亲日反共”派的一次大较量。汪精卫在热那亚就扬言，蒋“即便释放”，也“不易再担当起他离开的职务”(65)。在南京又有戴季陶、居正等捧何应钦而排挤蒋、孔、宋等“剧烈的斗争”(66)。与张学良有个人恩怨，特别是在事变中被扣的将领和党政要人回到南京后，“大都不主和”(67)，要进行报复。蒋介石费尽了心机，在西安只以“领袖人格担保”，一到洛阳立即炮制了《对张杨的训词》；回到南京表示“现在一切均应听中央之决定”，并“深觉负疚”，“拟请辞职”(68)，接着导演了“审”、“判”、“赦”、“管”张的丑剧。这时宋氏兄妹的处境和心情怎样呢?傅斯年曾在致蒋梦麟、胡适等的信中说：“宋初返时，长行政院之说甚盛，继以此间空气对宋极恶而罢。蒋之一再请辞，其中实有作用。”又说：张“最近因军法审判，生气得很。‘家族’、‘外戚’、‘部曲’皆一致保护之，称赞之，安慰之。”(69)看来，宋氏兄妹这时也无能为力。据说，宋子文曾问蒋介石：说话算不算数?还同蒋吵了一顿(70)。以后曾深感内疚地对张学思说：“张汉卿亲自陪蒋先生回南京，是我担保的。万没想到蒋先生变了卦，弄得我不够朋友。”(71)最后除了在可能范围内对张给以生活上的照料，竭力保护其生命安全外，只能“耸耸肩”，无可奈何。宋美龄也只能以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为张辩护，而与蒋介石斥骂张的《西安半月记》同时刊布，大概是感到有些对不住张学良吧(陈公博当时就看出蒋氏夫妇各写各的，互相矛盾，可是宋美龄“不肯改”)(72)!?
①《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第320、349、360-361、371、373页。
②《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419—418页。
③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第194页。
④《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27、68—69页；《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67页。
⑤⑥⑦《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第220—221页，第221—222页。第237页。
⑧⑨⑩《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第244—249、266、274页。
(11)(12)(14)《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第318、318、319、326、349页。
(13)《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5页。
(15)《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3页。
(16)《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3期，第16、18页。
(17)《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页。
(18)斯诺：《西行漫记》第378页。
(19)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第102、288页。
(2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页。
(21)《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6—27页。
(22)斯诺：《西行漫记》第368—370页。
(23)(25)(27)《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第30、32页。
(24)陈布雷：《回忆录》第33页。
(26)《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第369页。
(28)《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32—133页。
(29)黄仁霖回忆之六，见台湾《西安事变史料》下册，第282页。
(30)(33)斯诺：《西行漫记》第370页。
(31)(32)《宋氏家族》第230、232页。
(34)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35)斯诺：《西行漫记》第370页。
(36)《宋氏家族》第230、232页。
(37)《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53页。
(38)《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31页。
(39)(40)(41)斯诺：《西行漫记》，第37l、377、378页。
(42)《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89页。
(43)(44)《宋氏家族》第234、238页。
(45)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46)《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32页。
(47)《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4期第11页。
(48)《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6页。
(4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一73页。
(5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51)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52)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杂谈》第52页。
(53)(55)《宋氏家族》第222、230页。
(54)《张学良自述》。
(56)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57)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58)《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35—36页。
(59)《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4期第12页。
(6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61)米暂沉：《杨虎城传》第139页。
(62)《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35页。
(63)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6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24页。
(65)《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第372页。
(66)(67)《上海文史资料》第6辑，第38页。
(68)(69)《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343、344页。
(70)《张学良离开西安前后》，载《党史信息》1986年第13期。
(71)刘永路、吴国良、胡序文：《张学良将军》第117—118页。
(72)陈公博：《苦笑录》，载《人物》1986年第2期，第181页。
(作者单位：湖北江汉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