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与西安事变
李茂盛
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对当时及尔后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的因素促成的。除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共产党的作用外，还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那么以行政院副院长兼摄阁揆、中枢大权在握的孔祥熙，态度如何?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孔祥熙是最先致电张学良表示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南京政府官员
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孔祥熙以身体不适抱疾上海私寓。下午4时忽得密报，说西安发生兵变。消息是惊人的，内容却不详细。孔听后并未确信真有其事。但他是负责财经的(1933年10月以后，任财政部长)，从南京政府的经济角度着想，惟恐这种“消息”会影响市面治安，引起金融波动。于是，立即召集上海市长吴铁城、警备司令杨虎及沪市银钱业商会领袖到私宅，告以所闻，嘱咐各自镇静，维护治安。
当晚，孔祥熙为掩人耳目，按约接待了日本来华议员。8时许，得军政部长何应钦南京长途电话，说有要事报告。孔从容谢客，出就他室通话。何告以“西安城门严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空焉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这时孔方“深虑其真或有变”①。稍后，当京部秘书处来长途电话，说接得张、杨文电(即张、杨提出八项主张的通电)。西安事变得到证实后，孔开始“惶急”。他认真回味，斟酌了电文中“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八字后，方稍许定神。于是一面计划乘车连夜返京，一面找到宋美龄商量对策。经宋美龄提示，孔决定偕端纳一同进京。
孔祥熙正拟启程，又得京部电话，转述张学良单独致孔的震电。原来事变当天，张学良除发出通电外，还以个人名义发出分别致宋美龄、孔祥熙的电报，中有“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等语。孔听后，认为有和平解决希望，马上给张学良回电，表示愿意亲去西安，说服蒋氏。据孔祥熙回忆，他“转念学良既于通电之外，独对余另发震电，是已明示尚有转圜余地，益以蒋公安全，在其掌握，尤不能遽闭谈判之门。时机既迫，乃召某秘书至，即在沪寓授复张一电”②。电报说：“顷有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电，虽尚未得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足以救国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属有利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敢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词吁请，爱国之切，另有不得已之苦衷。尚希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文亥”③
电报中有两层意思应该指出：一是孔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上，指责张学良不该对蒋实行“兵谏”；二是以委婉的言词规劝张学良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护介公”，并提示张学良，苟能有利国家，蒋介石“必然开诚接受”。这实际上是孔祥熙向张表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愿望。这在南京政府要员中还是第一个。它对深恐“擒虎容易纵虎难”、急于想洞悉南京“诸公”的态度和反应的张学良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解脱，它初步稳住了张学良忐忑不安的心情，客观上是有利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
孔祥熙对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方针
当孔祥熙还在返京途中，国民党中常会与政委会于12日晚12时召集了临时会议，就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激辩甚久，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央政策宜持坚定”，主张军事讨伐；另一种认为事变“饶有说服余地”，主张政治解决。在第一种意见占上风的情况下，会议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还决议“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显然，这个决议不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只能加深西安与南京的对立。它同孔祥熙致张学良的电报在解决办法上存在很大差异。
孔祥熙偕宋美龄、端纳于13日晨7时到京后，立即研商变通办法。何应钦详述了联席会议的情况。这时，南京又接获洛阳祝绍周电报，告以樊崧甫已率部进驻潼关，董钊师则已进驻华阴。空军不断飞临西安上空侦察，间或也对兰州作威胁性之飞行。孔听后，深觉情况严重，南京的气氛和上海不一样，和自己的主张有很多相悖之处。当天下午3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9次会议，居正主席。首由何应钦报告西安、兰州军事情况，即由张群报告中日谈判情况，复由孔祥熙报告布置沪市安定金融情况。程潜、林森、戴季陶、吴稚晖、张继均相继发言，会议虽是由孔祥熙建议召集的，但在“讨伐派”的坚持下，仍由居正宣布：“军政当局应照昨日决议严密迅速处理此次事变。”
会后，孔祥熙深感要扭转局势，难度较大。作为行政院代院长，担子很重。为了营救“领袖”，觉得有责任盱衡全局，作出周密部署。他在回忆中说：“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长，自念当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诸大计，萃于一身，责任重大，设有一着之误，即将沦国家于万劫不复，尤苦时机急迫，不容有从容探索余地。因于当日深夜，独运神思，盱筹全局，首念此事既未能纯以力施，则必须出之以智取。而智取之法，至少有四方面必须兼筹并顾：
(一)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既以通电出之，是必对于各省疆吏与民间团体之反应，或有预期。我方对策，即宜首对此点入手，将中央决策要旨，昭示全国，以孤张、杨之势，是为政治方面。
(二)张、杨通电，虽以抗日为理由，而八项之救国主张，则未有一项涉及抗日，至其所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等等，皆已走入共产党之路线。究竟其与中共之关系如何?与苏联之关系又如何?皆必须先究其内幕。其时日、苏关系杌陧不安，究竟日政府对此事件将有何种反应?亦须设法探明。故我方对策，即宜向驻京各有关使节加以警告，并密电我驻外使馆，向各该国政府探询趋向，是为外交方面。
(三)张、杨既于通电之外，复对余及中央诸同志各有私电，是明予吾人以谈判之机。如出以谈判之方式，不特可明其背景，且可进一步而加以说服。其时党国元老及各省疆吏中，亦尚有夙为张、杨所敬重或张、杨认为可获同情者。如我能先占一着，争取协助，并即由此类人士出面斡旋，于事必更有济。是为情感方面。
(四)张、杨军力微薄，远非中央之敌。但如旷日持久，则易滋生其它纠纷。杨部冯钦哉之第十七师方驻同州，是否可与东北军合作到底，是否完全盲从张、杨?似有下手余地。而西北军队，是否对于张、杨不无疑忌?亦宜设法统筹。是为军事方面。”④
以上四个方面，实际上是孔祥熙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方针。孔虽然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将此方针归结为“军事政治同时并举”，但显而易见，他所说的“军事”是指分化冯钦哉十七师，决非武装进攻西安。孔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上，其方针是很狡诈的。但他不主张用“讨伐”的办法，却对约束南京“讨伐”势力的膨胀，起了一定的作用。
孔祥熙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行为
孔祥熙依据自己的策略方针，相应地采取了以下行动：
(一)通电各省市及地方实力派稳定政局
13日晚，孔祥熙发出致各省市通电，申述南京政府的立场，并嘱各疆吏“遵照蒋院长既定方针，以最大之努力，与全国上下共策国家之安全”。同时分别致电宋哲元、韩复榘、商震、沈鸿烈、阎锡山、冯钦哉、于学忠等人，希望以国家与道义为重，顾全大局。孔的电报字字谨慎，句句动情，恩威并施，着意攻心。他在回忆中说：“当时蒋公情况不明，各疆吏多感彷徨，尤以鲁、冀、桂三省态度，更可注意。故致宋哲元(冀省)电，以容共相警，以劝张为宗；致韩复榘(鲁省)电，虽亦以劝张为言，而以蒋公安全先坚其信；至于太原阎氏，老成重望，与张为世交，张亟望其助力，故以调处之任托之；沈鸿烈、于学忠皆东北旧人，与张有旧谊；冯钦哉为杨部主力，方驻同州，与我方华阴附近之樊军长崧甫时有接触，皆可用恩威并济之方，使其内附；而时任豫省主席之商震，与正守西安之东北军刘多荃师长有恩，故也密嘱其派员说刘，以缓形势。”⑤
(二)试探外邦，安定外交
在外交方面，孔祥熙除将南京政府决策主旨通知驻外使馆外，还嘱咐他们探询各国政府的意向，以及舆论和反映，尤以探询日、苏为重点。13日下午，孔召苏联驻南京政府代表，告以西安事变情况。同时，又派樊光与日本喜多(武官)会洽，并召须磨(日本领事)，警告日本政府应约束在华浪人，不要再滋是非。
16日至17日，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五次电告东京态度，驻苏大使蒋延黻四次密报莫斯科的态度。经过认真分析，孔确信：“日本将采不干涉态度”，苏联“认释蒋有利”，“事变不致酿成国际战争”⑥。方专意致力于内部。
(三)消释三次“讨伐”浪潮
西安事变期间，南京要求“讨伐”的浪潮有三次：一是12日晚联席会议，二是16日中央政治委员会30次会议，三是19日停止进攻期满日。
第一次“讨伐”浪潮由于孔祥熙、宋美龄的介入，“讨伐”势力有所收敛。
第二次是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为谋求迅速解决，“讨伐派”主张加强军事行动。为谋求有效解决，孔祥熙、宋美龄主张通过端纳等人，继续进行政治协商。孔宋没有能遏止要求讨伐气焰的上涨，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尽管会议作出了两项与他们意愿不同的决议(1、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军；2、由国民政府即下讨伐令)，讨伐浪潮一直持续到18日，这天蒋鼎文持蒋介石的手书至京，要求星期六前停止轰炸，孔、宋方借蒋介石手谕的威力，扼住了面向西安的“大炮”咽喉。
第三次是19日，西安和南京都显得极度紧张。因为这天是星期六，是蒋介石命令暂停轰炸的期满日。南京各方要求进兵讨伐的呼声渐趋高涨，前敌将领有迫不及待之势。孔祥熙、宋美龄力排众议，认为和谈之门已开，坚持再将停战期限延长。正当此时，张学良表示欢迎宋子文入陕。宋子文也力争以私人资格前往。孔祥熙、宋美龄力赞其成。后经孔祥熙邀孙科等于19日下午在孔宅会商后，才作出两项不利于讨伐派而利于和平解决的决定：“⑦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⑧准许至12月22日暂行停止轰炸。”
由于孔祥熙、宋美龄的有力活动，消弭了南京政府中三次“讨伐”浪潮，使战车没有创伤古城西安。
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⑧。当时，内战的主要威胁来自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讨伐派”。他们主张军事进攻西安，企图以“营救领袖”之名消灭“领袖”，然后取而代之。因此，反对南京“讨伐派”扩大内战，就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孔祥熙作为行政院代院长，在事变发生的当天，第一个以政府官员身分致电张学良主张和平解决，继之又与二宋协同，坚决抑制何应钦等人对张、杨进行所谓的“讨伐”，客观上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制止内战爆发，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①《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58页。
②《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第68页。
③《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60页。
④《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63页。
⑤《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68页。
⑥《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75页。
⑦李云汉：《西安事变之研究》。
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8页。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