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晤
何江亚 范克明
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抗日大计。周恩来一行于1936年12月17日抵达西安住张学良公馆东楼。由于工作十分繁忙，日程未安排与蒋介石会面，两人虽近在咫尺，却未谋面。眼看谈判即将结束，为把达成的协议落到实处，使蒋真正从思想上解决团结抗日问题，周恩来认为与被扣后始终隐身幕后的蒋介石见见面是很有必要的。12月24日，三方谈判结束后周恩来提出去看看蒋介石，张学良、宋子文无异议，只是宋美龄略有迟疑，但见张、宋二人乐促其成，也不便拒绝，只是说这几日蒋先生身体欠佳，不能多说话。周恩来表示理解，说不去多谈，只是去看看他。
当晚十点，周恩来由张学良、宋子文陪同来到蒋在西安的临时住处高桂滋公馆，再经宋美龄引导，即步入蒋的住室，果然见蒋正合衣而卧，闭目养神。“委员长，你看谁来了?”走在前面的张学良快人快语，先声夺人。“起来，起来吧，周先生来看你了”。宋美龄轻声对蒋说，并小心翼翼地扶蒋起身。
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蓄须明志的周恩来因换了环境，更主要是工作需要，他剪须易服，精神焕发，只见他敏捷地走过去，主动向蒋致意：“蒋校长，你好!”蒋介石这才缓缓坐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这个穿着朴素似曾相识的来客，也许是室内灯光较暗，也许是华清池的枪声使他心有余悸，所以他一下子惊呆了，好一会，才恍然大悟，语调苍凉地说：“啊，你，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与蒋介石是老相识，早在二十年代初，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时，他们就是同事，那时蒋介石是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因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彼此尚能合作共事。但孙中山先生去逝后，蒋介石、戴季陶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开始反共，他们反对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把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当然，在蒋背信弃义之初，周恩来也曾在广州劝其悬崖勒马，但他忠言逆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大屠杀。周恩来和他的战友被迫转入地下，投身 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掀起了新的革命风暴，正可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这下更使蒋介石气急败坏，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并下令捉拿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和上海3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共党要犯”周恩来确曾在上海遇险，被敌人扣留，幸而得一位同情革命的爱国志士的帮助，才化险为夷。几年后，曾长时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作为党在白区工作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再次遭遇到很大的危险，成为国民党重点搜捕的对象。一心要将周恩来“缉拿归案”的蒋介石，曾不惜以八万银元的重金悬赏捉拿周，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出动大批特务，在上海日夜巡捕，但仍一无所获。其实周恩来当时就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工作。后来周离沪奔赴中央苏区。这位精明强干、多谋善断的周恩来竟怡然自得地站在了他的眼前，使蒋不胜沮丧之至，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人泣，步步为营嗟何及!”一时间，委员长方寸大乱，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但停了一会，他还是强打精神地说：“啊，周恩来，你来了，请坐，请坐!”
周恩来见蒋形容憔悴，满嘴的牙全掉光了，才过五十来岁，就像个没精打采的老头，昔日威风，踪迹全无，不禁感叹地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未见了，你看来比从前苍老些，怎么样，这些年还好吧?”
“啊，唵，好、好。”蒋介石诺诺连声。他虽然也知道，这次他“栽”在西安。中共没有趁伙打劫，落井下石，而是采取和平解决，对他实在是高抬贵手了，他一方面感到愧疚，一方面又难免心存疑虑，因为过去双方结怨甚深，所以对周恩来有些戒心，甚至避之唯恐不 及，不料冤家路窄，竟又狭路相逢。想躲也躲不掉了。他不得不谨小慎微，话也专拣好听的说：“是的，唵，我们多年未见了，这些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很多是误会，当然，也有些事处理不当，虽然是下面的人干的，可责任要由我负，今后不会那做了。不过，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见他对过去的所作所为已有所悔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霸气十足的蒋介石，爱国志士的壮举对他也不能有所触动。当然，这也不是说药到病除，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就从蒋最后的那几句话看，他仍在摆谱，仍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架势。周恩来认为此时应该把话说清楚，让他知道，这还要看他说的是什么话，走的什么路。所以周恩来说：“这就要看蒋先生怎么当这个家，实行什么样的大政方针了。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周恩来坦诚、机智、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谈话，使蒋介石不得不佩服，却又不是那么心甘情愿。这次兵谏，虽然使他的头脑比过去清醒了点，可对无条件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彻底抛弃其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似乎还有某种保留，可由于现在的处境又不便明言，因而显得有些尴尬。
为了打破僵局，同时也是为了不使蒋过于难堪，周恩来随后的谈话比较随便，主要谈到共产党其实是很早就把国民党作为朋友，愿意与他联合，并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不知为什么后来国民党一定要反共，一定要消灭红军，甚至把它看得比抗日还重要。
宋美龄见周恩来谈的问题很重要，是本着团结的愿望出发，而且态度诚恳，语气缓和，认为他们应该好好谈谈，以清除误解。可蒋却瞻前顾后，迟迟没有开口。他不肯谈，主要还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周恩来的看法不同，相去甚远，只见他“唵，唵”地似乎想说点什么，却又嘎然而止。最了解夫君的宋美龄这才发现，她刚才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实际这个问题蒋不好谈，他确有难言之隐，不少事他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为了扭转这被动局面，她忙在旁帮着说：“过去有磨擦是不好的，我等皆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总之，内战再不会打了。这次，多亏周先生不辞劳苦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蒋介石看到夫人替他解了围，话也颇为得体，心里稳定了些，但仍有意避开这个敏感的话题，而热衷于与周恩来“叙旧”，他动情地说：“恩来，你不晓得我这个人并不总是冷冰冰的，而是重情义的，我们虽然分别多年，可我却常常想到黄埔军校，想到你，想到我们合作共事的那些难忘的岁月，想当年我们既是相互尊重的同事，又是齐心协力的战友，这你应该还记得吧”?
“是的，这我记得”。对蒋的这番表白，周恩来赞同，却也认为这不全是他的心里话，他之所以这么说，不能说没有一点真情，但与他套近乎，以使自己早日得到解脱之意也不言而喻。周恩来也坦言以告：“蒋先生怀念黄埔，不忘旧情，这我想信，并有同感。但当时的大好形势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因为有了共同的目标，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合作，革命事业才生气勃勃。可是，后来贵党抛弃了三大政策，把苏联和中共当作敌人，镇压工农运动，大好形势，一落千丈，以致从此后，内战连绵，日寇入侵，国无宁日，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却还在剿共，人民能不反对吗?不是张、杨不听你的话，是士兵不愿再打内战，正可谓：“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终于引发兵谏，方式虽然不是很好，可却是为了抗日爱国的，我想蒋先生对此不会介意吧”?
周恩来声音不高，却辞严义正，掷地有声，使蒋不能不反思自己过去一意孤行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周故然曾是他的部下，可此人才华横溢，聪明过人，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不是周的对手，生怕再谈下去，他会更为狼狈，所以一改先前吞吞吐吐状态，忙说：“恩来，你谈的好，有道理，过去有很多事没办好。打内战也是欠妥的。今后我一定按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去做，决不重蹈复辙了”。
据《周恩来选集》中周恩来有关此事的回忆，随后蒋介石又向他作了三点表示，即：“(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周恩来)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周恩来此番见蒋，主要是想尽量使他答应的事情和所作的承诺，能够兑现，不再反悔，现在看他对团结抗日已有认识，也表示愿意与包括红军在内的各种力量一致对外，抗击日寇的侵略，看他身体欠佳，不宜久坐，所以便草草结束了在蒋被扣西安后唯一的一次会见，很快即辞出。可蒋介石着实紧张了一阵，周恩来走后他才松了口气，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冷汗……。
(何江亚，西安事变纪念馆馆员 范克明，长安大学社科系教授)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