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虎城的政治主张与爱国实践
石八民
杨虎城，他在自己的一生中，曾经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并且随着形势发展和自身认识的不断变化极时进行调整。他的一些政治主张与实践，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就杨虎城拥护三民主义、从联共抗日思想主导下的军阀政治到发动西安事变这三个时期主要政治主张的确立过程、相互转换与实践过程作以下论述，言之不及，恭望指正。
一、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
上世纪初，正值满清末年，政治腐败。陕西渭北一带，天灾人祸，连年不断。地方官吏强征暴敛，土豪恶霸横行乡里，强取豪夺，致使民不聊生。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许多民众在无以为生的情况下奋起抗争。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杨虎城这个来自社会最底层，出身贫苦，幼年失学，少年丧父，稚嫩的双肩要承担家庭生活的重负。为了改变自身生存条件揭杆而起，打死了横行乡里的恶霸李桢。组织中秋会，打富济贫，扶弱抑强，反清抗暴。最初他揭杆而起只是为了改变自身命运进行自发地反抗，并无明确的政 冶目的。杨虎城后来为军阀争地盘的同时，其势力逐渐壮大。这种争斗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杨虎城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环境，他感到前途茫茫。正在杨虎城无所适从之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救国护法运动轰轰烈烈的在南方首先展开。追随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成为杨虎城后来长时期的政治主张之一。尽管军阀政治，利己政治与之并存，但这些构成了杨虎城这一时期政治主张的主线。
1918年，杨虎城率部脱离军阀战争，参加靖国军。他说，“举义：是为了响应孙中山大元帅护法救国彻底革命的号召，不是为某人的地位名利而抛头洒血耍二杆子的。”由此明确地道出了杨虎城的政治主张——就是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然而由于杨虎城对孙中山革命的认识理解不深，他的“救国护法”是建立在使之成为“振兴陕西的转折地。”这一目标之上。在一定程度上又说明了他狭隘的地方主义倾向，说明他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信仰“天下为公”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者，只能算作他这一时期处于从封建的军阀政治向资产阶级民主政 冶思想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既有地方军阀政治思想存在，又有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存在，同时他还对共产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有一些粗浅地认识。只是在不同时期哪一种思想倾向占主导地位。从杨虎城信仰三民主义以后的行动来看，孙中山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在杨虎城政治主张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杨虎城参加陕西靖国军，是追随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开始，由于参加靖国军的各派势力成份复杂，各自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因此当孙中山革命受挫后，各地方势力纷纷接受北洋军阀改编，放弃革命旗 帜，只有杨虎城不改初衷，独树义旗。表现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忠诚和杰出的革命气节。虽然在北洋军阀围攻下败退陕北，他仍坚持请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仁先生到广东去找孙中山先生，看今后怎么办。他“带队伍去沙陀国(陕北)，敬候待命”。这些表明了杨虎城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忠诚和坚定的信仰。
1922年5月，杨虎城退居榆林，结识了民主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等，通过同这些人的交往，使他对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虽不完全理解，但却有了一定的认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确定了三大政策，同时确认了杨虎城同共产党人合作做法的正确。
1924年，杨虎城刚刚加入国民党不久，加之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与杨虎城的想法较为吻合，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便是杨虎城推崇的政治主张。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上当时他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不足，他只能先侧重于联共和扶助农工的部分实践。
1926年3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在国共继续合作的基础上，国民党准备北伐。此时陕西的国民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变化。1926年初，国民军在河南与直系军阀的战斗中失败，退回陕西。直系军阀刘镇华，率领十万“镇嵩军”尾随入陕，包围了西安。杨虎城在共产党人魏野畴的建议下，经过反复考虑，进入西安。同国民军第二军第十师李虎臣等部共守西安孤城。在西安城内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坚守西安孤城八个月，最终取得胜利。这次战争是杨虎城信仰三民主义联共政策的又一次实践。有力地巩固了国民军在西北的根据地，策应了北伐战争。
二、联共思想主导下的军阀政治
从1927年杨虎城东出潼关，到1930年主政陕西的最初几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极为混乱的历史时期。君主政治、地方割据势力倡导的军阀政治、民族资产阶级倡导的民主革命和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并存。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不断地变化，逐渐脱离孙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杨虎城也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主张。取得西安反围城斗争胜利后，杨虎城就任冯玉祥国民军第十军军长，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此时的国民联军同广东国民政府联合反对北洋军阀，国共合作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1927年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清党，国共合作破裂，冯部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先后到杨部，这使杨虎城十分高兴，他任命许多共产党人担任要职，并在军内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不久，又同高桂滋第十九军中的共产党人联合成立中共皖北特委。正如尼妯韦尔斯所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到处都搞反革命清觉，只有一个地方未搞，就是杨虎城将军统治的那个地区”!当国民党政府命令杨虎城清党时，杨虎城于1927年冬向皖北特委郑重提出入党要求，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将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由于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左倾思想，杨虎城的要求未被批准。
杨虎城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未被批准，使“杨的思想很苦恼，改编部队不要，入党又不成，又不愿到蒋冯那边去。”在这种互相矛盾的心理支配下，1929年5月杨虎城决定反冯附蒋，参加了1930年爆发的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这一时期抢占地盘，扩充实力的军阀政治便成为他那一时期政治主张的唯一选择。1930年，杨虎城率部攻入潼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先后兼任潼关行营主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十七路军这个军事集团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为杨实践军阀政治创造了条件。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新军阀，没有一个能斗过蒋介石的，能同蒋介石斗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我们要同蒋斗，只有同共产党合作”!再一次明确地道出他的政治倾向。
杨虎城在主政陕西后，任命共产党人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并在军中大量使用共产党人，扶植培养进步力量，利用共产党人帮助其治军理政，以达到与蒋抗衡的目的。同时整顿吏制，兴修水利，兴办教育，提倡地方建设，达到丰富地方，充实自己。意在安定。杨虎城为了继续实践自己的军阀政治的主张，扩大地盘，还提出建立西北大同盟。1932年，杨虎城欲将陕、甘、宁、青联为一体，进而控制新疆，借机派孙蔚如领兵攻占兰州，但国民党政府仅任命孙为甘肃宣慰使，没有按贯例任命其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不久又调孙部到陕南剿共前线，从而破坏了杨向西北发展的计划。1933年，杨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也被蒋以非常手段剥夺，这些都沉重打击了杨的军阀政治主张，迫使他必须做出新的选择。
三、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
杨虎城的军阀政治受挫，扩充实力，扩大地盘的目的非但没有达到，反而已有的权力，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也在逐渐地削弱。他的省政府秘书长，共产党员南汉宸被迫离开陕西，就连自己的省政府主席之职也被剥夺，国民党政府逼他“剿共”。虽然他已经秘密同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但他的言行处处都受到蒋介石的牵制。他的军阀政治受到严重威胁，这些又一次迫使杨做出新的选择，而当时的外界环境给杨的选择创造了条件。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全国民众抗日呼声不断高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中国民众的抗日要求。加之中共政策的转变，各民主党派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遍及国内外。杨虎城新的政治主张的实施，首先是同共产党建立了全面的合作。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10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及时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在西北先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全面合作关系。1935年11月，在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南汉宸，派申伯纯到陕西向杨传达《八一宣言》。杨虎城对宣言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极表赞同。12月，中共中央派汪锋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同时，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达成互不侵犯；互设电台；互通情报；设立交通站，掩护中共人员和运输物资，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的四项协定。该协定经中共同意后，1936年4月，正式确定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实现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主张。当然，杨虎城联共的实现，也是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正如杨虎城所说：“‘九·一八’事变后，……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及至“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使我感觉有了希望。及至中共中央毛泽东派汪锋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对头了，也和我们有了合作的条件。”这段话客观地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调整的过程。
杨虎城确定同中共合作抗日关系后，积极着手抗日的准备工作。1936年8、9月间，中共中央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杨虎城改造部队。杨虎城则在部队中大量使用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支持民众抗日运动，同张学良将军举办王曲军官训练团，为抗战作干部筹备工作。由于国内形势发展和张学良联共逼蒋抗日主张被中共所接受。1936年杨虎城与张学良在抗日旗帜下联合。1935年9月，张学良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之职，率东北军入陕围剿红军。由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同处一地，双方官兵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张、杨之间也存在隔阂。中共抗日政策转变后，张、杨分别同中共达成合作抗日的协定。双方共同的抗日愿望，使张、杨逐渐消除了隔阂，加强了团结。这样，在西北初步形成了十七路军与红军、东北军联合抗日的局面。杨虎城联合抗日主张在局部实现。其次是杨虎城与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和国共第二次合作。1936年12月12日，杨虎城为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同张学良将军联合实行兵谏。事变后，西安方面提出八项救国主张，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要求。西安方面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通令解放政治犯。这些都体现了杨具体实践。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后，杨虎城与周恩来密切合作，与南京方面进行有理有节地斗争，苦撑危局。二·二事变后，杨虎城及时与周恩来商议、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地制止了东北军的内讧。如果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标志着全民抗战的开始，那么，它也就标志着杨虎城将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政治主张得以实现，使这一时期杨虎城的政治主张在民族大义面前得以升华。而他为了实践自己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在民族危难之时，毅然舍弃了个人和集团利益，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杨虎城将军的政治主张，是随着历史形势发展、政治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与时俱进、是适应历史潮流的。从他开始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实践“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到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失望，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受阻，实践联共政策主导下的军阀政治，还是在共同抗日旗帜下和共产党联合，直到最终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实践联合抗日政策。这些体现了杨虎城将军逐渐丰富，日渐成熟的政治才能和爱国精神，从而充分地证明杨虎城将军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的英雄。
(石八民，西安事变纪念馆副研究员)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