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变”前后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
刘东社
自1930年主政陕西后，杨虎城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曾尝试过一系列的反蒋活动，这也是构成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潜在因素之一。限于篇幅，本文拟仅就福建事变前后杨的反蒋动向试作初步探讨。
一、“大西北主义”失败后的联红反蒋
1930年11月，杨虎城率军打回故乡，奉蒋命筹建了陕西省政府并任主席，随后展开了剿匪治安、财政经济、网罗人才、文化教育等大规模建设举动。而蒋介石则采取了军事钳制、分化瓦解、特务监视、文化渗透等手段，限制和消弱杨部势力的发展，企图将杨部局限于关中地带，双方的矛盾遂日渐明朗化。
1931年7月，因顾祝同要统军攻打反蒋的石友三部，杨虎城乃暂代顾氏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的职务，指挥陕、甘、青、宁各省军务。杨遂借机与杜斌丞等心腹幕僚商议，“派遣几组代表团分赴西北各地，与地方势力联络感情，调查各部实力内幕和政治动向”，①逐渐形成了一个“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的战略设想。②当时，杨部对内称此计划为“开后门”，意谓潼关是前门，打开与苏联的通路即为后门，③而外界则传为“大西北主义”。8月下旬，在冯玉祥的引导、策动下，④驻防兰州的新8师师长雷中田与马文车发动军事政变，扣留了省主席马鸿宾，改组省府，以雷、马分任甘肃省保安总司令与临时省府主席。⑤“雷马事变”爆发后，蜇居川中的吴佩孚乘机入甘，招降纳叛，欲谋再起，甘局顿呈混沌状。后经蒋介石同意，杨虎城派孙蔚如率第17师两个旅及直属独立团、炮兵营入甘，迅速敉平乱局，杨原拟待孙部控制甘省后，再设法打通新疆。但蒋介石绝不愿杨部势力再向西进扩展，故仅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却于11月委派亲信邵力子为甘省主席，后又调嫡系胡宗南的第1师入甘，迫使孙军退回陕西。此前，杨虎城派人与甘、宁之陈珪璋、石秀英、李贵清、王子元、鲁大昌、马步芳、邓宝珊等屡有接触。对驻酒泉的第36师马仲英部尤为注意，且用力甚多，曾派杜立亭、朱子玉、张玉楚、艾林亭、刘佛召、杨波清、蔡雪村、李罕言、苏醒民、武志平等去马部，或联络感情，或参预谋划。孙军返陕后，马仲英部仍西进欲取新疆，却以失败告终。这样，杨虎城的西北新局面计划，遂因势事变异而未获成功。然而，杨在西北反蒋、另创局面的志向与雄心，却依然未衰，并为此而作了不懈的努力。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西征进入川北陕南，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建立起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急令杨部与川军南北合围夹击红军，却以胡宗南部在外围远远监视，企图让杂牌军与红军对攻，以达到其两败俱伤、消灭异已的险恶用心。对此，杨虎城采取了“消极怠工，避免与红军作战，支持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对策。⑥他与杜斌丞、孙蔚如等密派武志平入川，与红军联络。后经双方数次往返磋商，17路军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粉碎了蒋的阴谋。这样，杨虎城在联络实力派及地方小股武力共同反蒋的策略之外，又注重了与中共和红军的结盟，为自己的反蒋活动增添了新的进步色彩。
二、联络西南与关注“闽变”
自中原大战阎、冯受挫后，蒋氏势力一时如日中天，但各路反蒋豪雄并不甘心雌伏，大多密谋暗室，八方联络，以伺隙而动。1931年7月中下旬受冯玉祥策动，石友三部在河南起兵反张(学良)倒蒋，但旋踵即败。此后，北方反蒋派表面上暂趋觉寂，而南方的反蒋声浪却日益高涨。
1931年春，蒋介石与胡汉民因“约法”之争矛盾激化，蒋竟软禁胡于南京汤山。蒋氏此举激起了两广系的强烈反对，从而形成了宁粤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后“九一八”事变发生，迫于“共御外侮”的舆论呼声，蒋于10月13日释胡。胡旋即南下香港，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作依托，靠两广实力为后盾，展开了长期的反蒋斗争。1932年，胡汉民组织“新国民党”反蒋时，即与北方的冯玉祥、宋哲元、石友三、孙殿英、吉鸿昌、杨虎城等联系甚密。胡一再主张“南北一致”，不应“各存观望”，⑦要求大家“整齐抗日步调，俾南北两方捍卫国家能互相促进”，⑧并拟定了一个南北共起、会师武汉的军事倒蒋计划。⑨1932年5月1日，吴铁城密电汪精卫曾称：“西南相呼应。”⑩此时，西南方面异常关切冯之言行，俨然以冯为北方反蒋派之领袖人物。虽然杨虎城与冯玉祥在历史上关系并不融洽，但杨还是努力与西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刻留意着各地的反蒋动向。
当南北会师倒蒋计划失败后，胡汉民遂将北方反蒋的希望寄托到了杨虎城和孙殿英身上。1933年初，蒋介石先逼走了杨虎城倚为心膂的省府秘书长南汉宸，西安学生又第三次大闹国民党陕西省党部。4月，蒋竟以突然袭击方式，不打招呼，通过广播宣布免去杨的省府主席兼职，令杨“颇感气忿”和耻辱。(11)在对日问题上，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5日，杨虎城即通电泣告全国，主张“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12)1933年3月，杨曾亲赴石家庄见蒋，请缨抗战，但却遭蒋冷遇。同年夏，杨应召赴庐山受训，对于蒋氏大肆兜售“安内攘外”理论异常不满，曾愤慨地说：“这样只剿共而不抗日的办法，再剿几年，恐怕要亡国了。”(13)大致到1933年夏，杨蒋矛盾已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8月26日，胡汉民便电告杨：“望团结同志，密为策应。”11月27日，胡又致电杨虎城：“尚希一致奋起，共为主义效力。”当天另电吉鸿昌谓：“今后救国大计，厥惟归本主义，致力于西南、西北之联络。今平津各地势为暴日所必争，曷若萃我主力，树军事力量于西北。”(14)胡之所以关注西北，除有统军西行的孙殿英部的因素外，杨虎城的实力及其在西北的潜存影响力，则是胡派反蒋全盘计划中的重要筹码。
在胡汉民致力于联络北方的同时，李济深、陈铭枢却决心在南方起事，甚至表示：“如果广西不赞成一齐反蒋，我们自己也要反蒋。”(15)1933年11月，闽方单独行动，福建事变遂告爆发，举起了抗日与“打倒卖国媚外的蒋介石和他御用的南京国民党系统的南京政府”的旗号。(16)得悉“闽变”爆发，杨虎城异常兴奋，当即派幕僚王子安、连瑞琦等分头南下，同李济深、陈铭枢等取得了联系，约定共同反蒋。可是，“闽变”仅坚持50余天即告失败。李济深后来总结的失败原因颇多，其中有一条云：“与各方面的联络，也因为我们一些改革主张，各方面有些怀疑，不肯积极响应。所以我们发动之后，广东、广西、湖南各方面，都在观望。”(17)既然两广都在观望，那么实力与影响较小的杨虎城，也只能仅限于与闽方联络沟通而已，却势难再有大的动作。不过“闽变”结束后，杨曾大胆断言：“今后真正抗日的力量在西北。”(18)证诸后来的历史进程，倒确是一语中的。
三、杨孙联盟进图宁甘的反蒋内幕
早在“闽变”发生之前，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等已在察哈尔组建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连克康保、沽源、宝昌、多伦等察北四县，一时声威远播，引起了日方与南京当局的极大震惊。此际，活动在察绥一带的第41军孙殿英部对日作战表现不错，颇得舆论之好评。孙又利用“抗日将领”之美誉，兼并了几股残军，收纳了退入关内的抗日义勇军李忠臣部，全军已达七八万人。冯玉祥曾多次派人拉孙共襄大计，孙则另有所图而不愿公开加入同盟军，遂私下活动欲赴西北另觅出路。南京当局正恐孙部若与冯、方合流，收束察东军事势将遥遥无期，亦酝酿着将孙部调离察绥。6月27日，国民政府明令：“特派孙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19)孙氏“闻命之下，不胜欢舞”，当即“裁汰老弱，筹备军实”，(20)派员赴宁夏“接洽假道”，(21)准备开拔西进青海。
前述胡汉民关注西北，一定程度上即缘于孙氏已受命计划西进，有此天赐良机，在西北反蒋便具备了相当的可能性。为此，胡曾命熊克武北上会晤孙殿英和阎锡山等人。孙于商谈中提出：“一、如西南组府或出兵最近能实现，则即暂留晋绥，以待出动华北……总之，无论去留，一听胡先生命令。二、请西南给以名义，如政会委员及其他，亦可以示切实关系，以便号召部下。三、望西南即不能争切出兵，亦须早日组府，予以军事名义，如西北边防督办之类，当即通电讨贼……四、如上述三项不能实现，即决志西行，排除万难以赴之，拟先 取兰州以为根据地，再占凉州，与虎城联络，蒋如不加阻止，则与之敷衍，否则即通电讨贼，仍附属于西南，此时望西南亦予以援助，兰州得手后，如胡先生及熊、萧、唐、邓、邹诸先生有意前往，亦可在兰组府。否则坐视蒋贼日大，迁延愈久，打倒愈难。五、请予虎城以军事名义，使之领导西北各军，殿英愿附之，用以坚其心，遂其志，且亦易于推动也。并望津方派员切实致意，务期一至行动。”(22)随后，熊克武又面见阎锡山和杨爱源。阎、杨亦主张西南“早日组府”，表示“晋方始终追随西南之后，”且答应孙部一到宁夏境内，“即助以款三十万，弹二十万发，以后如再需要，要当源源接济，务期于成。”(23)不久，熊即建议胡汉民，密给孙氏以“政委名义，并预给以军事名义，如西北边防督办之类，以备将来军事行动时之用。至虎城不防许以军分会。”(24)另外，孙、阎、杨与熊克武会面时，均提出了“挽张(学良)”以“使十数万东北军整个为我所用”的建议。(25)倘若真能拉张学良入伙，可说各主要实力派人物都尽萃于反蒋阵营之中，唯张对反蒋一直无明确表示。显然，孙部西行屯垦仅属表面文章，其幕后却与南北各反蒋派之倒蒋图谋错综纠葛在一起。所谓夺取兰州、组府西北之腹案，自然以孙部为发难之先锋，同时却也凸现出了杨虎城具备“领导西北各军”的特殊地位。由此观之，反蒋派之用心、布置可谓良苦矣!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杨虎城与孙殿英均被胡汉民等视为反蒋之干将，寄望甚殷，但杨、孙却还另有自己一套更隐密、更庞大的计划和设想。当孙部西行与“闽变”发生后，杨部第38军军长孙蔚如于1933年12月20日致函武志平谓：“自闽变发生后，蒋氏壁垒日形动摇。我们刻已联络孙殿英西进，先解决陇南某部。西光兄此刻既不得意于东，可否能与我们协同一致，向西北方面进展，作打开国际路线之工作。倘有此决心，吾弟不防前往谒西光兄一谈究竟。”(26)此处之“陇南某部”、“西光兄”，分别指蒋系胡宗南部和红四方面军；“打开(通)国际路线”，盖即指在西北联合外蒙、苏俄，获取苏援以抗日反蒋也。当时，孙殿英对联共亦颇赞同，曾派李锡九到天津邀请南汉宸“帮他到西北”。杨虎城与中共均赞成南出面随军襄助孙氏，福建方面也给南送来了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西北特派员的委任状。(27)在孙氏西行大军中，常黎夫、崔孟博、刘继曾、韩麟符、李希逸等大批中共方面人士曾活动颇力。(28)“韩、李更分任孙军政训处长和宣传科长，为孙军之学生队开讲马列课程。”(29)亦非虚语。这批人都具有(或曾经具有)中共党员的背景，又因历史上的渊源大多与杨虎城私交非浅，联络起来自然便捷顺当。至于杨虎城方面，原“拟俟孙军进展到一定地点后，杨的部队即开始动作，并联合红军三面夹击，以摧毁宁青回军的反动势力；然后由杨和孙发出联名通电，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电报稿子已经拟好并经孙殿英签字送到西安，等候拍发，以孙的失败而告终。(31)
当然，胡汉民一派对杨、孙的这层密谋并不了解仍企望着杨、孙为其反蒋大业卖命效力。而南京方面却很快探悉到，“闽粤两方与孙勾搭似已相当收效。”考虑到“西北邻俄，而川甘接壤，赤焰未消”，如果孙部“假借共产牵动国际，与甘川相联”，则“祸患不堪设想，(31)蒋介石遂于孙部强行入宁时令马家军阀予以阻击。“四马拒孙”的宁夏战役爆发后，孙部竟连连失利。延至1934年2月10日，孙部处境又极端困难，胡汉民仍电告孙氏：“巩固宁夏，进图甘肃。倘有可为，宜图进取。否则保存实力，期为后此之抗争。(33)2月15日，胡致函陈融时还侈言：“孙殿英势力似不可侮，晋阎为助，已成公开之秘密。局面展开，或有如梯云所云，晋、陕、桂联合倒蒋、组府之望。”(34)实则孙部已是饷弹两缺，岌岌可危。孙一再电胡请陈济棠援助，但陈却口惠而实不至。无奈，胡又希望晋绥当局与杨虎城予孙以实际援助，然已缓不济事，结果，孙军全线溃败，孙本人只好于3月20日通电下野。
孙部的惨败，固然使胡汉民系在西北组府反蒋的图谋化为泡影，却又何尝不是杨虎城开创西北新局面的努力的再次受挫。此后一些时间里，杨虎城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与各反蒋派的密切联系，但却毕竟再难有大的图谋与举动。直至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这一局面才又有了实质性的新变化。
四、结语
纵观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恐怕在各地方实力派人物中很难找出几个没有反蒋经历的，杨虎城也不例外。1931—1934年间，杨虎城因在抗日、“剿共”、实力发展等问题上，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政见分歧和利害冲突，曾卷入了国内几次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倒蒋行动中，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不过，由于杨虎城的参预及某些机缘的巧合，遂使30年代的阵阵反蒋怒潮溅起了一股股奇异的浪花，即西北地区愈来愈受到反蒋派的格外垂青。其间，反蒋派组织与人员构成之错综复杂，令人叹为观止：主张反蒋抗日者有之，只反蒋不抗日者有之，反蒋联共者有之，反蒋又反共者亦有之，甚至以反蒋进行政治投机、谋取一已之私利者更有之……无疑，将反蒋、联共、抗日三者结合起来的思想或主张，应当具有客观的历史进步意义，而杨虎城即是这类思想的典型体现者之一。综观杨虎城此一阶段的反蒋动向，早期侧重于联络各实力派及地方武力，以扩展自己实力、伺机军事倒蒋为主，“闽变”前后则更加注意了与中共和红军的联络协作，代表了国民党内最进步的反蒋势力的认知水平。这一段反蒋军政活动虽无成功的记录，却也为杨虎城以后的政治生涯积累了丰富而又宝贵的财富。一是对蒋氏的政治性格与惯用政治手腕、作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二是其联共抗日的信念追求变得更为坚定；三是与各反蒋实力派、政治小派系建立了更为广泛密切的联系；四是对各类的反蒋举动有了更清晰的分辨与抉择能力；五是从失败中总结出了对蒋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一切，为他日后力主扣蒋并与张学良毅然发动西安事变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安兵谏的原因，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在一点一滴地日积月累着，只不过是人们并未予以特别的关注罢了。
(刘东社，陕西教育学院人文环境系副教授)
注 释
①②《杜斌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31)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参见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李世军：《冯玉祥与雷马事变》，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⑤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8月30日。
⑥(11)(13)(18)《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出版社，1986年版。
⑦⑧⑨(14)(25)(33)(34)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海外访史录》，《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⑩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案卷号5417，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2)西安《民意晚报》，1931年9月24日。
(15)尹时中：《福建事变中我代表李济深陈铭枢赴广西到瑞金洽谈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1辑。
(16)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版。
(17)李任夫：《回忆与怀念——纪念李济深先生百年诞辰》，《李济深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21)《东方杂志》第30卷第15号、第23号。
(20)(30)(32)《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
(22)(23)(24)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6)靳英辉、李长林：《孙蔚如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7)南汉宸；《我在杨虎城部的工作》，《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28)参见米暂沉：《杨虎城传》，第64页。无文：《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版。
(29)周昶陆、赵志明：《韩麟符》，华龄出版社，1993年版。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