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七君子”案
白晓莉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沙干里，史良，王造时七人，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事隔不到一月，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停止内战，逼蒋抗日举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致全国的时局通电中指出：“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其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第三项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①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杨虎城对“七君子”的同情和支持。笔者拟就西安事变与“七君子”案相互之间的关系作如下探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向南京政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这一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响应。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马相伯等28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主张，代表了当时群众运动的共同要求。上海各界的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在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及国会成立之前，先后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工人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等等。1936年1月28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救国会，其主要负责人是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等人。此时、北平、南京、西安、厦门、香港等城市和地区也纷纷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救国会。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大会。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出席会议，共70余人，选举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5人为常务委员。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宣告成立。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向全国各界民众呼吁组织救亡联合战线，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全救会成立第二天，沈钧儒和章乃器把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亲自送给上海市长吴铁城，希望当局认可，取合法地位。而吴铁城不但不予认可，反扬言要取消一切救亡团体，逮捕救国会的负责人。全救会的领袖们毫不退缩，在《救亡情极》上公开声明：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对此，蒋介石亲自出马进行干预。1936年7月，即全救会成立一月后，蒋介石邀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三人到南京谈判。当他们到南京时，蒋介石派军统头子戴笠前往迎接，名为欢迎、实为监视。蒋介石会见沈钧儒三人时、提出全救会获得合法地位的一重要条件：全救会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沈钧儒等人当场拒不接受，所以谈判没有结果。②
全救会的领袖们的爱国主张，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以所谓“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罪名，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逮捕，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案。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和海外爱国华侨都义愤填膺，纷纷发出宣言和通电表示抗议。国际友好人士，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十几位科学家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解放“七君子”。一时间，国内外形成了营救“七君子”的热潮。
远在西安的张学良将军心急如焚，张学良一惯同情和支持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曾与沈钧儒等有过一两次接触，共同讨论过抗日救亡问题。全救会与西北各界救国会关系也很密切，而且在“七君子”被捕的前几天，全救会曾致电张学良，希望他火速坚决要求中央援绥抗日，同时电约各军事领袖“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因此，对于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的行为，张学良深感震惊。12月2日，张学良亲自驾军用飞机去洛阳谒见正在部署“剿共”内战的蒋介石，要求他释放沈钧儒等人，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张学良情急之下责问蒋说：上海各位救国会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60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像他自己说的‘爱国未遂罪”!张学良并直言不讳地对蒋介石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也勃然变色，历声地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③。”蒋介石拒绝了张学良要求释放“七君子”的要求，还对张学良要求赴绥远参加抗战的《抗敌请剿书》严加斥责：“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④张学良回答说：“东北军将领有一种普遍的看法，与其剿共不如抗日复土，所以情绪低落，可否请委座到西安分批训训话安慰并鼓励他们的情绪，我是再拿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他们了。”蒋介石沉思一会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轮流和东北军将领谈话。”因为蒋介石认为“如剀切诰谕，要必能统一军心。”⑤
12月4日，蒋介石乘专列由洛阳赴西安，张学良随行布署剿共，12月7日，蒋介石已决定以蒋鼎文、卫立煌代替张学良。9日，蒋介石给邵力子一封信，要他通知《大公极》发表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的消息，中央社及其他报刊概不发表。⑥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计划12日上午公布第6次“剿共”。1936年12月12日，随着响彻骊山的枪声，临潼兵谏拉开了历史帏幕——西安事变。当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致全国的通电中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其中之一次要求立即释效被捕之爱国领袖。
西安事变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同意接受包括释放沈钧儒等爱国领袖和其他一切政治犯的六项协议。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却背信弃义，扣押了护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不惜食言释放爱国领袖的承诺，反而授意江苏高等法院于1937年4月3日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对沈钧儒等7人提出公拆，并扩大此案、通辑陶行知等4人。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救国主张与全救会的主张相同，并要求释放“七君子”。据此，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等人的起拆书罗织“十大罪状”其中之一个重要罪名就是“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为，驯致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6月11日和25日，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对“七君子”进行审理，硬说他们和西安事变有密切关系，事先与张学良有“勾结”。检察官翁赞年还强调救国会曾致电张学良，所以，此案与西安事变有关。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法官指出：七君子给张学良打电报，乃扰乱军心，邹韬奋大声说：我们不仅给张学良将军发了抗日通电，还给其它抗日将领也发了类似通电，为什么……史良站起来巧妙地反驳；她比喻说：“如一爿刀店，买刀的，也许去切菜地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思，难道说杀了人应该乃店负责吗?”法庭上双方唇枪舌箭展开论辩。理屈词穷的法官翁赞年手足失措，大发脾气，竟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其中就有召开救国会议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这两条，单凭这两条就可以构成‘危害民国’罪，其他的反动行为更不必说了。”法庭上顿时群情愤概。审判长朱宗周只得草草宣告暂时退庭评议。
评议后的结果由朱宗周当众宣布：“关于西安事变与救国关系问题，侯向军委会军事法庭调取张学良案记录再行审核，被告等其他要求调查事项，无调查必要，会后被告等尚有可供调查参改文件，可经送法院备核。”⑦此案就这样无法继续审下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掀起了全国抗战的恕潮，在广大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国民政府终于在7月31日被迫释放被关押8个多月的“七君子”。而张学良将军却在漫漫的幽禁中度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岁月。由此可见，“七君子”案是国民党政府为镇压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必然产物。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行动，西安事变绝非爱国“七君子”所主使，更不是身陷图圄的沈钧儒等人蛊惑煽动的结果，而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逼出来的。西安事变与“七君子”的关系，正如张学良在“供词”中所言：是爱国行动。
综上所述，“七君子”虽未策动西安事变，但他们的爱国热情却激励张学良、杨虎城以同样的爱国热忱相呼应，这一点，我认为是他们的相通之处。即，他们都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白晓莉，西安事变纪念馆馆员)
注 释
①《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79年。
②胡子婴：《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③《1936年12月13日张学良对西北总部职员的训话》：《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11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⑤《蒋介石给邵力子的一封信》：《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⑥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安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⑦李文杰《回忆上海律师界为“七君子”案进行辩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