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西安事变之结局
张天社
西安事变是以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目的的。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蒋介石反而囚禁张学良，并纵兵西进，形势一度出现反复，西安事变的尘埃尚未落定，西安事变的走向尚处在扑朔迷离状态。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关键还取决于政府最高负责人蒋介石的态度。我们认为，在经历了西安事变的阵痛后，蒋介石虽然对张学良、杨虎城怀恨在心，进行了报复，但他对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还是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最终使西安事变取得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积极结局。
一、对西安事变性质的认识和对张杨的报复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当晚，南京国民党中央就认定张学良为“叛国”行为，决定“严办”。16日，南京政府颁布讨伐令：“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不得不明令讨伐。”①
12月26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西安事变并非叛国，“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②这一点，蒋介石、宋美龄也亲身体验到了。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余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②所以，蒋介石在回到南京后，并不沿用国民党中央的“叛国”定性，更多地是从道德和纪律的角度指责张杨的行动。12月27日，蒋在著名的《对张杨的训话》中，多次指责西安事变为“坏德荡经之事”、“蔑法毁纪之事”、“毁坏纲纪之举动”，无一处提到“叛国”两字。28日，蒋提议撤销了何应钦的讨逆军总司令部和东西两路军司令部。31日，南京军事委员会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所指控罪名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的暴行协迫”，根据陆海空军刑法，“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①军法会审对张学良也定为“对于上官暴行胁迫案”，并非叛国案。所以，蒋在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中说：张学良是“惑于人言，轻于国法，躬蹈妄行”。①1937年11月4日，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来回管束”。①
蒋介石不同意国民党中央的“叛国”定性，并非他的宽宏大度，因为西安事变本身就是爱国行动。但是，西安事变不仅粉碎了蒋介石一举消灭红军的计划，也使蒋吃尽苦头，蒙受耻辱，蒋对此耿耿于怀，所以他在回到南京后，就对张杨进行报复。蒋介石在导演了审张、判张和赦张的闹剧后，他就以“严加管束”为名，囚禁了张学良。
蒋介石囚禁张学良，无疑是对西安事变的反对，自然引起西安各方强烈不满。蒋囚张，还有压迫西安各方听从南京处置的目的。所以，当西安各方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恢复张学良 公民权时，蒋介石电告东北军各将领：“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③但是，当东北军移防完毕后，南京政府仅仅恢复了张学良的公民权，对于释放张学良一事，蒋介石却食言而肥，不再提及。
至于杨虎城，在事变后初期，因未赴南京，所以较张自由，但后来却代价更大。蒋介石囚禁张学良后，对杨虎城又打又拉。1937年3月，杨虎城奉命溪口谒蒋，蒋一面表示宽大为怀，一面迫使杨虎城辞职。4月，杨虎城辞去所有职务。6月，又被迫出洋考察。抗战爆发后，杨虎城满怀爱国热情，准备回国投身抗日战场，但他一抵国门即遭软禁。1937年11月，杨从海外归来后飞抵南昌，就被军统特务囚禁起来，从此，他继张学良之后失去自由。
如果说蒋介石囚禁张学良，还有一纸文书足以遮遮掩掩的话，那么他囚禁杨虎城，则完全是为了发泄私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失败，蒋介石又把大陆失败的责任推到张、杨身上，认为天下是被他们弄丢的。所以蒋在1949年毫不留情地杀害了杨虎城，对于张，却碍于昔日的交情，留他了一条性命，但至死也没有释放他。
二、中央军进驻西安，拆散西北三位一体，但保存东
北军、十七路军实力，以为抗日备用
事变之前，蒋介石就有将东北军、十七路军调出陕西，由中央军进驻围剿陕北红军的打算。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以恢复秩序为名，复调大军西进，准备攻占西安，继续推行他以中央军控制全国各地的政策。1937年1月，蒋介石提出了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甲、乙两案，让西安方面择一而行。甲案是东北军、十七路、红军仍集结在陕甘两省，乙案是将东北军东调，拆散三位一体，但两案重点都是中央军进驻西安。
为了使中央军尽快占领西安，蒋介石多次密电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安城，然后相机再用根本解决，是为上策。③当杨虎城反对中央军队西进时，蒋介石明确函告杨虎城：“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③蒋介石斥责杨虎城“使(中央军)不得越潼华以西”主张，说明中央军进驻西安不容让步。
在蒋介石的军事威逼和政治分化下，尤其是二二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决定接受乙案，全军东开。2月8日，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蒋介石完成了占领西安，控制陕西的目的。3月，东北军开始东调，红军也从关中返回陕北，西北三位一体瓦解了。
蒋介石在控制了陕西及西北，拆散了三位一体后，即着手整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十七路军原来只辖孙蔚如三十八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冯钦哉第七军(也只有一个师)及特务团和警备旅等直属部队，总计不过六万人，在西安事变中，冯钦哉叛变投蒋，后来警三旅等也投靠南京，另立旗号，余者不过三万余人，蒋介石“对十七路军的部队只是限令孙蔚如军长的三十八军编为两个师，并撤销了十七路军的总指挥部而已。”④三十八军除下辖两个师外，还有三个警备旅，总兵力三万人左右。所以，可以看出，除叛变者外，蒋对十七路军的整编，只是按照中央军的统一编制进行，其实力并未减少。
东北军东调后，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互不统属，东北军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已不存在。4月，南京政府成立了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整编东北军。南京政府规定整编的原则是：“纠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渐变成国家武力，能担负国防责任，以作恢复失地先锋为主旨。”⑤东北军亦按中央军编制，每军两个师，共编为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七、四十九、骑兵军共六个军13个师，6月底基本整编完成。在整编时，陈诚说：这次整编，“为将来抗日做准备……以军为单位，自行调整，不增不减”。⑤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前共有六个军24个师约20万人，除在内战中损失了近三个师，西安事变期间两个师投蒋外，所剩兵力不过14万人，整编虽减少了11个师的编制，但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师即是一万多人，所以整编后东北军兵力仍有13万多人，实力并未减少。
蒋介石在撤销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名义后，之所以没有大规模缩编两支军队，一是为了收拢人心，安定地方，害怕引起两军的反感，发生冲突；二是全国抗战在即，保存这两支部队的实力，增加国防力量，以为抗日备用。这一点，国民党中央在开始处理陕甘军事善后时，就确定了下来：“(一)为保存国家实力准备对外起见，陕甘军事之善后主用政治方式解决之。(二)入陕及原在陕甘……诸部，划分一定区域，各入国防准备位置，由中央严加整理充实。”③因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善后处理，还是较为现实和明智的。
三、内外政策开始了实质性变化，内战在事实上
已经停止，一致对外的局面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前，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已经出现了若干变化，对日态度逐渐强硬，对内寻找共产党谈判，企图收编红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囚禁张学良，纵兵西进，大规模内战又有重新爆发之势。局势的恶化，使西安事变的成果几乎前功尽弃。但是，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也认识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潮流的不可逆转。如果内战爆发，其规模将远远超出国共战争，而演成南京政府与西北三方的全面内战。所以，蒋在囚张以后，还是十分谨慎地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
当蒋介石派大兵西进时，就确定了“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⑥他将这一策略广泛告知尚在禁中的张学良，在西安的杨虎城，以及统兵西进的顾祝同。蒋在致顾的电文中说：“望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之目的。”①蒋让顾做好军事进攻的一切准备工作，定期攻克西安。但他又十分清楚战端不可轻启，攻击命令不可轻下，所以他特意告戒顾祝同等：“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至总攻击令，必须候中核定为要。”③这些都说明了蒋在西安事变后对内谨慎态度。由于杨虎城等坚持和平解决的初衷，使中央军和平进驻西安，终于避免内战的再起。
对于南京政府内的亲日势力，蒋在回到南京以后，尽量抑制他们的行动和力量扩大。12月29日，南京政府根据蒋的提议，撤销了何应钦讨逆军司令部，以缓和与西安对立的局势。1937年1月，汪精卫从海外回国后，蒋约汪在溪口会晤，使汪赞成南京政府的决策，没有继续亲日的言行。此前，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曾奉命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谈判，准备全面调整中日邦交，但终因日本要价太高，谈判在西安事变前已经结束。这次长达两个多月的谈判虽较秘密，但也遭到全国舆论的反对。蒋回到南京后，即令张群辞职。2月25日，南京政策明令免去张群外交部长一职，另由亲英美派王宠惠充任。这些事件说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西安事变前，虽然蒋介石曾通过几个渠道寻找共产党谈判，但其条件十分苛刻。蒋的真正目的，还在于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以绝后患，所以他多次严令张、杨进攻陕北。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说：“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③表现出十分痛惜。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对是否继续进行剿共战争进行过一番思考。当时，中央军拥入西安并控制了西北，三位一体已经瓦解，这在客观上为进攻红军确实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时，张学良迫于压力，曾向蒋上了“剿匪”和“匪不剿”两种方案的意见书，③陈立夫也向蒋建议：“中央军各部继续全线西进，夺取延安，一举消灭共产党。”⑦，但是，蒋介石却加以拒绝。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被“情同骨肉”的部下张学良所扣留，生死难卜，处于敌对地位的共产党却派周恩来到西安调停，并力主和平解决，蒋氏夫妇对此心存感激，也认识到共产党联合抗日的真意。在西安宋美龄对周恩来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②蒋介石也亲口对周许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⑧所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也没有再发布过进攻红军的密令。1937年1月初，蒋介石撤消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设西安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暗示剿共战争的结束。
2月7日，蒋在关于中央军进驻西安城后应注意各事项致顾祝同的密电中说：“对恩来及共产代表态度……可多与之说感情话，最好派代表与之接洽。”③在拨发西安事变善后经费时，蒋同意给东北军一百万元，十七路军二十至三十万元，还特意给红军五十万元。③拨给红军的经费还在十七路军之上，这是南京政府第一次接济红军费用。稍后，蒋介石还电邀周恩来到南京与他谈判，国共关系明显好转。
总之，中央军进入西安，极力向共产党和红军表示好意，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战争在实际上已完全终止，国内和平已经实现，一致对外的局面初步形成。
1937年2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确定了当时的五项方针，其中说：“对内避免内战。”
“(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战。”⑨根据这一方针，同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对日问题，表示“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在国民党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抗战”二字。关于对内问题，宣布“停止内战”、“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②会议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实际就是停止内战的决议案。会后蒋介石密令所属，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刺激性字眼。⑩所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才最终使西安事变的结果落到了实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消极方面，他对张杨进行了人身报复，派兵占领西安，拆散西北三位一体。在积极方面，他对西安事变的认识不同于国民党中央的“叛国”定性；保留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实力，以为抗战备用；抑制亲日派力量的增长；完全停止了内战，开始接济红军，使国共关系明显好转。西安事变的最终结局，是在牺牲了张杨之后，达到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目的。而这一结局的取得，与蒋介右的作用密不可分。正是由于蒋介石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及时调整了内外政策，才 使张学良、杨虎城的愿望得以实现。所以，在西安事变最终取得的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结局中，蒋介石的作用，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
(张天社，西安联合大学讲师)
注 释
①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39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④米暂沉著：《杨虎城将军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⑤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⑥西安事变小组编：《西安事变简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⑦杨天石著：《海外访史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⑧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
⑨[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美]斯诺著《西行漫记》，上海，三联书店1979年版。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