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张、杨联合发动西安事变的内在原因
许丽伟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西北剿匪总部”代行总司令职权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率部在西安举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多年来史学界对张、杨合作所为尚无异议，但对他们之所以配合默契，所见各不相同，本文将从他们的品格成因等诸多因素中探究其之所以如此的内在原因。
“性格差异如此之大”有人对张、杨联合感到不解，认为虽同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有诸多不同。其一，从家庭背景来说张学良出身于军阀官僚式的富豪家庭，所受教育兼备封建正统意识和西方基督教文化，性格真诚坦率、富于理想。同时他继承父业，仕途平坦，不足30岁便统帅东北三省。年少有为，造就他敢作敢当的行为作风。相反，杨虎城出身于一个遭际悲惨的贫苦农民家庭，来自社会的最低层，饱经风霜的岁月从小就造就了他坚强不屈、反抗压迫的意识和劫富济贫的“刀客”精神，但其狭隘的小农意识和有限的文化水平，又使其斗争目标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张学良相比，杨政治经验丰富，警惕性高，对前途缺少幻想。其二，他们二者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同，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特殊，既非一般的军阀之间的关系，亦非一般上下级关系。张几次出兵助蒋，使蒋完成了全国统一，中原大战后，张被封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副总司令，管辖六个省及平津两大城市，权力和地位仅次于蒋。他俩还有着不寻常的私交，二人是结拜兄弟，张尊蒋如同父执。杨虎城则因实力弱且非嫡系等原因，虽受蒋管辖，但与蒋关系不深，并在经略大西北和对待共产党两个问题上与蒋发生过尖锐地对立。再者，二人为不同系统的地方军队首脑，由于杨在陕经略多年，因而对与蒋关系密切、拥重兵入陕的张学良有过猜疑与隔阂。
但是这些事实，为什么最终没有成为他们联合一致发动兵谏的障碍，我认为除了学者们具有共识的原因——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民族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它使得一切小团体利益服从于民族大利益，使得张、杨摒弃前嫌、共御外辱融入时代潮流。这些无疑为他们二人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基础。本文将侧重张、杨之所以联合兵谏的思想、性格成因，研究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精神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爱国主义精神是张、杨联合的最根本原因。
张学良素有爱国心，在他15岁时，就“立志为国家做事”“立誓救中国”，并矢志不渝。数年后他曾多次对人讲：“我不敢用‘爱国者’三个字，我倒是愿意接受，我从小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东北人受日本的压迫很厉害。‘二十一条’的时候我真是痛苦，我到现在还是痛苦的……所以才出来做事，虽然那时候我年轻，但也抱着牺牲”。他一直主张中国的统一与富强，在蒋与日争夺东北时他易帜服蒋，以期用全国统一的力量与日本侵略者抗衡。1931年“九·一八”事变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使东三省沦陷，他以误国自责：“余心中十分难过，假如不因‘爱国’二字，张氏父子无今日之结果，生命财产，一切损失，造成外则为邻国之仇，内则为国人唾骂，……好在年富力强，报国日长”。1933年1月，张学良在北平为榆关失守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今我国委曲求全即无效，全世界尽力和平亦无效，到今日惟有以吾人之精神和血，以保护我祖国，以维持正义而已”。他表示：“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求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幸而成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1934年他出国考察回来后，说：“我们人活着为了什么?只是狭义的为了自己吗?决不是的!我们要为大众而活着，为国家而活着……”由此可见从小立志救中国形成了张学良的思想基调。因此笔者认为纵观他的一生，在国家与民族大义面前他的这一做人原则始终是主线。在民族危难的严峻时刻，在数次请缨抗战均被蒋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驳回而多次苦谏、哭谏不果后，张、杨采取了爱国非常之举“兵谏”。西安事变后，他说：“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欲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那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亡的决心!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沿着这些爱国言语与实践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学良拳拳爱国之心，对其兵谏之举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样具有强烈爱国心、民主思想的杨虎城将军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曾积极投身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又较早地受到魏野畴、南汉宸等共产党员思想的浸染，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主义的忠实捍卫者，一个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思想熏陶洗礼的爱国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杨抱有坚定的抗日决心和誓雪国耻的壮志。“九·一八”事变后，他发出泣告全国通电，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呼吁“共御外侮”。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杨虎城是最早提出 “摒弃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将领之一。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杨向蒋请缨抗战，被蒋拒绝。多年与蒋交往，使其对蒋较之张学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12月12日事变爆发前，杨对部下将领讲话说：“借此机会，整顿一番，抗日的来，不抗日的走。这个团体当初还不是几枝破枪干成的?!整顿一下，走新路，会成功的；即使失败，为了救国，把这个摊子摔个响亮，也值得!”
张、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个人荣誉和集团利益于不顾，在很清楚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仍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并勇于承担后果，为此他们付出巨大代价，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这是他们共同所具有的卓越品质所决定的。
二、内外交困迫使张、杨联合兵谏
虽然国内外各方的巨大压力是促使张、杨采取非常行动的直接原因，但是自鸦片战争初期民族意识觉醒以来，西安事变前夕，空前的民族觉醒与张、杨思想上产生共鸣，这是促使他们行动的原因所在。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略的野蛮手段占领了东北三省，并不断将魔爪伸向上海和华北，蒋介石命令“不抵抗”，致使大片国土沦丧，民族矛盾激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使得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素有爱国情怀的张学良、杨虎城凭增压力，备感惭愧，以致张说：“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攻取，而在外敌侵略下一省省地丧失，这样下去必然失掉人民的支持，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消灭。”
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抗日救亡”在客观上成为中国最为迫切的历史主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当时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在这一历史大背景、大趋势下，各种爱国主义行动大会聚，全国各个政治集团、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主演了诸如凇沪“一二·八”抗战，《新生》周刊事件，福建事变，“一二·九”运动，两广事变，“七君子”事件，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等。举国的抗日热潮大大激发了张、杨的爱国热情，面对群众对“不抵抗”行为的指责，二人承受极大压力。
面对日寇的节节入侵，作为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仍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得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也使得力主抗日的张、杨与蒋的矛盾日深。特别是与蒋关系颇深的张学良也开始反对蒋的错误主张。
1935年，蒋命张在西北与杨部共同“围剿”红军，在短短几个月内，东北军损失近3个师之众，17路军3个警备旅被歼，损失惨重，蒋非但对其全无关切之意，反而取消了被歼东北军部队的番号，减发军饷。并电杨说“国家养兵，失败如此，曷胜浩叹”，话中不无讥讽之意。张、杨所部对内战已“军无斗志，士多反蒋”，特别是背井离乡的东北军，“只有一个主张能打动他们，他们也只效忠于一个思想，那就是要从日本人那里恢复东北”，面对部下“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你自己，可我们怎办?”的责问，张、杨处于相同困境，承受相同压力。在“围剿”红军的一连串失败后，促使张、杨在对与红军打内战没有出路的自身反省中有了共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
张、杨和蒋介石在如何对待日本侵略和如何对待共产党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思想和立场。这种矛盾由于蒋再临西安督战而尖锐化、公开化。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对张、杨“围剿”红军毫无进展失去耐性，亲自飞抵西安督促二人进攻，他置张、杨“停止内战”的请求不顾，反命令张、杨立即将全军开赴前线，否则东北、十七路军将会分别被调到福建、安徽，由中央军自己“剿共”的最后通牒，这两种办法均非他们所能接受。二人轮番对蒋进行“苦谏”“哭谏”，皆被蒋拒绝，蒋说：“我即定的计划，有人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实际上说已无先抗日的可能。由此二人意识到在报国无路的困境下，唯有“兵谏”。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在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爆发，这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
1935年下旬，中共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和政策，使张、杨在不同场合与中共达成共识，通过扶施(今延安)谈判，张学良以真诚的爱国之心促使中共将“反蒋抗日”政策调整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在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推动下，时代的需要便成为以后东北军，17路军与中共三位一体合作的基础。
三、对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拥护使得张、杨能够联合
尊重蒋的领袖地位，联共抗日是张、杨联合发动兵谏的目的。虽然张、杨所受教育不同，但是从两人的文化人格上来看，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正规”观念，“忠效”思想仍深深地影响着张、杨两将军二人，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忠君”思想。从张学良一贯“高唱拥戴蒋介石为领袖，一切唯蒋之命是听，对蒋以父执视之”，以及杨虎城称“我辈之于蒋公，犹子弟之于父兄，”等言论再看兵谏之前他们一系列苦谏、哭谏“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事后张学良躬亲陪蒋回宁，请求“处以应得之罪”，以“振纪纲，警将来的作法。”即便与蒋有矛盾，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两将军仍一再表示拥护南京政府，绝对忠诚于蒋，决无分裂中央政府或另立权力中心的丝毫想法，即使是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两人在舆论方面也只是隐晦式批评，他们断言“安内攘外”误国误民，却归咎于“宵小”的包围和“政客的怂勇”。“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蒋氏一身进退系整个国家安危，民族存亡，”“领袖之措施，实系国家之存亡，”这番把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看作是系于某一最高权威一念之间的言论，这一点可以反映出张、杨的“君本”思想。事变后，张、杨一再申明，兵谏“决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方法。……”在他们看来，尊重蒋的领袖地位为效忠，而保国抵抗侵略更是为蒋效忠，后者的意义在民族生死存亡时刻才最为重要，兵谏“既非内争，亦不赤化，”是为民请命，舍生取义，实为不得已而为之。只要救国的“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以上言谈清楚地表达了张、杨的爱国情怀以及传统忠君思想所造成的历史局限。
四、复杂的形势使得张、杨必须联合
西安事变是陕西各界人民积极支持下的产物。而这种群众基础的形成，与张学良和杨虎城长期以来积极支持和保护抗日爱国运动，并一贯坚持进步与民主的立场密不可分。所以在当时他们彼此脱离任何一方的合作都不可能成功。所以杨虎城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而张学良表示再考虑之时，就已经决定了二人必须的联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杨西安事变前在思想上的不断磨合是以民族大义，民众爱国呼声，为合作动力和基础的。而思想品格成因，由张学良学贯中西的文化人格，与杨虎城饱经战乱，纵观国内外政治，国民思想素质、形成了他们超前于他们那一时代军政首脑的文化意识，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因此，尽管杨虎城比张学良在年龄上大了一些，但是，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铸就了自己远见卓识，睿智豁达的思想品格，笔者认为这是他们联合“兵谏”的根本原因所在。
(许丽伟，西安事变纪念馆馆员)
参考书目 ①吴天威[美]《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一个转斩点》，《西安事变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詹姆士·贝特兰：《杨虎城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王菊人：《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5期。 ④陶菊隐：《张学良的前半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⑤斯诺：《红色中国杂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⑥《张学良文集》香港同港出版，1996，张学良：《对北平报界之解释》。 ⑦《张学良文集》香港同港出版，1996，张学良：《怎样纪念国难严重期中的国庆》。 ⑧张学良、杨虎城《告东比军、十七路军将士书》。 ⑨(台)《革命文献》第94辑。 ⑩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