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高福源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作用
糜斌茹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逼蒋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其中，当时任东北军团长的高福源为张、杨联共抗日，发动西安事变以及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过特殊的贡献。
高福源，字少卿，祖籍河北盐山，1901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县博洛铺乡马家屯村(原属海城)。高福源少年时勤奋好学，小学毕业后被其父送到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北京辅仁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为救国救民，投笔从戎，于1923年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学习，翌年毕业后，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高为人正直，性格刚强豪爽，在学习期间，刻苦努力，深受王以哲和张学良将军的赏识，在东北军中任连长、参谋、少校团副等职。1927年，张学良成立东北模范学生队时，任命高为教育处主任。1929年，东北陆军步兵第一旅成立步兵教导队时任该旅团副的高福源被委任为教导队队长，不久，又被调到东北陆军讲武堂军事研究班第三期深造，中途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肄业。事变次日，他受命为中校团副，本欲率部与日军决一死战，因东北当局执行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退入关内。日后，每言及此，他都以身为军人未能抗敌报国为耻。1933年初，高任六十七军参谋长，深受军长王以哲信任，在长城抗战中，协助王以哲指挥作战。在张学良出国期间，高福源同其他东北军官兵一样，外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内受蒋介石嫡系部队排挤，内心充满愤怒的情绪。1934年，六十七军由河北调往豫南，高福源已任六一九团上校团长。1935年9月，高随张学良将军来到陕西奉命围剿北上抗日的红军，不料和红军刚一交手，自己却成了红军的俘虏。
1935年，蒋介石为了围剿在陕北的红军，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为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之职。张学良到西安后，即奉蒋介石之命围剿陕北的红军。当时的高福源已经是东北六十七军六一九团的上校团长，他被派往榆林桥驻守，任务是确保洛川、甘泉一线交通畅通。高福源在思想上与东北军其它官兵一样，因亡省亡家有抗日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但在行动上却又被迫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驱使，加入“剿共”行列。1935年10月25日夜，红军十五军团乘高部立足未稳，向榆林桥发起了猛攻。几次交锋之后，天亮时，战斗全部结束，六一九团所属4个营被全歼，高同另外两名被俘营长一起被红军解往瓦窑堡关押。
高福源由于受负面宣传影响，以为红军抓住他必杀无疑。因此开始思想很抵触，态度也很顽固。他对徐海东说：“我是个军人，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徐海东对他说：“哪个要杀你，你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现在东三省都让人吞了，不知道吗?你要有点骨气去打日本人，你们东北军的兄弟，见了红军枪都朝天上放，你还充什么英雄好汉来跟红军拼杀呢?”一句话说得高福源无言以对。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开办了白军军官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人包括在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军官、特种兵和政训人员120余人，高福源为班长。邓颖超、博古等给他们上课，启发他们团结抗日的觉悟。上级发给他们材料，让他们学习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纲领。所发材料，高福源都感到特别新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他连续读了多遍。宣言里精辟的抗日主张，共产党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深情，使遭受蒋介石反共宣传的高福源如大梦初醒，表示要热烈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在此期间，高福源还认真学习了红军赠送给他的《大众哲学》、《世界殖民独立运动》和《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等进步书刊，思想观念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为了争取东北军抗日，中共中央和红军十分关心被俘的东北军军官的生活和思想情况。高福源被俘时没有棉衣，红军就把在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棉衣首先给他一套御寒，还给他医好枪伤，使高深受感动。周恩来十分关心被俘东北军军官的思想转变，曾亲临学习班，召开大会，深入浅出地为全体学员做了一次报告，形象生动地分析了抗日形势，指出全国一致抗日的重要性，并号召全体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周恩来精密细致地分析和亲切的话语，给了高福源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在这期间，彭德怀也专门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 理，揭露蒋介石不抵抗主义，企图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彭德怀还请他参观军事驻地和军事表演；观看红军演出的话剧和抗日歌曲，使他深受教育。他认为红军抗日，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是真诚的，但他对共产党有很多疑问，对时局也有很多不解之处，最主要的是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怎样结合?因为高认为东北军官兵也都是爱国的，他们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他们同样积极要求抗日，可他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他们不得不来到陕西围剿红军。于是彭德怀又根据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采取 民主讨论的方式同他谈了两天和一个晚上，完全解除了他的思想疑虑。经过多次交谈，高福源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表示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的主张，还表示要帮助共产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由于政治觉悟的逐渐提高，高福源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福源为联共抗日积极奔走的第一个行动是只身赴甘泉。1935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彭德怀派兵护送高福源回到被红军包围的甘泉城。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向守城的营长周祖尧等人宣传红军是真诚抗日，并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道理，指出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和红军打仗，是一石二鸟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目的是两败俱伤。开始周祖尧拒绝了，并提出让高留下来共谋守城之策的要求，高福源认为甘泉城是守不住的，不愿再第二次俘虏。他一再向周刻陈利害，才打消了周坚守甘泉的念头，产生了与红军和谈的愿望。不久，红军与守城的东北军成了友好邻居，当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红军路经甘泉城时，东北军官兵成群结队在城墙上鼓掌欢送，红军指战员高呼，欢迎东北军兄弟和我们一同打回老家去!城上城下激荡着团结抗日的口号声。这其中包含着高福源奔走斡旋努力的结果。
经过与共产党人接触，高福源进一步认识到“抗日救国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1936年1月初，他向彭德怀表示，愿为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而奔走。他说，东北军不仅下层官兵，就是张学良、王以哲也有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如果张、王能够了解红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能够与红军合作抗日的。高福源对彭德怀表示：“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愿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将军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彭德怀答复说：“我们相信你!”高接着问：“你们真的相信我，敢放我回去吗?”彭肯定地说：“军中无戏言，一言为定。”高坚定地表示：“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彭总送高二百元钱零用，派人把高送回。
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和王以哲之后，张学良和王以哲听高详细讲说红军的情况。高就将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和感受和盘托出，还陈述了共产党的联合抗日方针，指出联共抗日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希望张放弃反共与红军联合抗日，并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写给张学良的信。张接过信，认真地看了几遍，问道：“他们还有别的意见吗?”高回答：“李克农先生告诉我，如果你有真诚的表示，他们愿派代表来谈判。”张学良征求王以哲军长的意见，王军长说：“我看可以和红军谈判，现在我的部队也指挥不灵了，士兵们经常和红军来往。”张学良沉思良久，最后问高福源：“你认为应该怎么办?”“报告副司令，一句话，联合红军打回老家去!”高回答得十分干脆。最后，张学良表示基本同意高的意见，并要求高福源尽快回苏区，请红军方面派一名正式代表来当面商谈。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向中共领导人汇报了和张学良、王以哲的谈话情况，并递交了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共中央决定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王以哲。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东北军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2月21日，李克农等人由瓦窑堡前往洛川。这次洛川会谈，张学良除同意双方已达成的局部停战协定外，盼望能与毛泽东或周恩来会晤。3月16日，随红军东征行动的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又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同李克农一起去扶施(今延安)和张学良会晤。4月9日，周恩来与由洛川赶来的张学良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举行了友好会谈，议定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帮互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并使中共中央接受了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的主张，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会谈建立了电台联系。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意义，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是一个极大的收获。高福源对促成这次会谈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6年3月，高福源即重返东北军，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他经常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苏区人民的自由生活，官兵平等及优待俘虏政策。他还在东北军学兵队讲演说，红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我们对红军作战，就等于对家乡父老的背叛，是民族的罪人。那些饱受流浪之苦的东北军子弟，都深为他的讲话所感动，为红军的爱国主张所感染。
西安事变前，高福源被张学良调到身边工作。12月，晋升为少将，任一○五师第一旅旅长。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高福源按张学良的指派，到开封拜会河南省主席商震和绥靖主任刘峙，向他们说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宣传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
高福源之所以能由一个参与“剿共”的旧军人，转变成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新战士，除了受共产党人的耐心教育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外，主要还在于他本人就具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有着追求真理的的远大志向，是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知识青年，加之他为人豁达爽直，嫉恶如仇，敢于直言铮谏。为了抗日，他能冒着杀头的危险返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放弃“剿共”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最终成为在西北“剿共”战场上张学良、王以哲和共产党合作的信使，加速了东北军和红军的联合抗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对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有着特殊的作用。由此可见，高福源在西安事变前后所起的作用是当时整个东北军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的必然结果，历史正是在这必然与偶然之中推出高福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被扣，东北军一时群龙无首。在如何援救张学良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意见分歧，矛盾激化。1937年2月2日，不顾大局的少数盲动分子感情用事，一意孤行，将有功于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将军杀害。高福源是东北尽人皆知的进步分子，一直受到张学良和王以哲的信任和重用，因此亦遭到某些保守将领的嫉恨。事件发生后，为缓和内部矛盾，高福源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前线，欲向一○五师师长刘多荃说明真相，以挽回危局。但遗憾的是刘已下令回师西安，并借机令高的部下，二团团长葛宴春于2月4日将高福源逮捕，秘密枪杀，铸成千古奇冤。高福源的遗体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由其家属和堂弟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直到1981年才将遗骨找出，陕西省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将骨灰和遗像安放在西安烈士陵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高福源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这一切的发生是历史的悲剧与遗憾，但是高福源在中国现代史上力促张学良与红军上层将领会晤，加速了西安事变发展的进程，功不可没。
(糜斌茹，西安事变纪念馆)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