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系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李云峰 田建军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又有宋氏兄妹和端纳往返奔波、多方斡旋，地方实力派虽有差异，但总体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等等。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本文仅就黄埔系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加以简要论述。
一、蒋介石与黄埔系
所谓黄埔系，特指南京国民政府中由黄埔军校毕业或曾在该军校任职，且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军政人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一心要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骨干。但蒋介石在当黄埔军校校长以后，逐渐违背了孙先生的意志，采取种种手段，培植私人势力。
他向学员灌输封建的忠、孝、仁、义思想，要学员以“我(蒋自谓)的意志为意志，服从我的主张”。①对忠顺服从者许以高官厚禄，视为亲信；对稍有异心者横加指责，无理刁难，把校长与学生的关系变成了主子与奴仆的关系。在他的软硬兼施、恩威并用下，无形中便产生了一个忠于他本人的军事集团。这就是黄埔系的雏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他集国民党的党权和国家的行政、军事、财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了全中国最大的独裁者。在此期间，大凡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或曾在军校任职的工作人员，只要投靠蒋校长，便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胡宗南、桂永清、戴笠、关麟征、俞济时，刘峙、顾祝同、周至柔、王敬久等等，都屡次被提拔、擢升、重用，成为蒋的嫡系，黄埔系便最终形成了。
黄埔系既是蒋介石推行独裁统治的产物，也是他建立独裁统治的强有力的支柱。
经过多年发展，黄埔系绝大部分在南京政府的军政系统和军队中充任要职，几乎垄断了有关的各个要害部门。他们官势显赫，盛气凌人，从不把地方杂牌军放在眼里，甚至敢于公开对抗国民政府的命令。而对于蒋介石本人，则感激涕零，忠顺有加，崇拜得五体投地，几近盲从，很少有忤逆之言。他们处处“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甘愿作蒋的马前卒，效尽犬马之劳。蒋的话对他们如同圣旨，言必信，行必果，认为违背蒋的意志就是忘恩负义、大逆不道。因此，黄埔系就成了蒋排除异己，战胜对手的有力工具，是蒋维持独裁统治至关重要的筹码。
上述情况表明，蒋介石和黄埔系的关系不只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两者相互利用，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黄埔系军官大惊失色，如丧考妣。刘峙“立即面如土色，坐立不安，徘徨无主”。②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嚷叫”，甚至想寻找能飞檐走壁者一同去西安救蒋。③汤恩伯“竟至数日食不下咽”。④南京复兴社社员“一片骚动，慌乱万分”⑤……。可以说，这是南京政府中反应最强烈的一个集团。
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安全救蒋成了整个黄埔系的唯一目标。然而，由于他们各自的社会阅历、处世经验和对事变认识的不同，所主张的解决事变的方式也有差异，并由此形成了少壮派和稳健派。事实表明，这两派在前期差异较大，在后期渐趋一致，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少壮派由力主讨伐转而支持和解
黄埔系少壮派主要以桂永清、俞济时、王敬久、贺衷寒、董钊、邓文仪、李玉堂等为首，他们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易于冲动，过于担忧蒋的生命安全，因而极力主张以军事手段迅速制伏张、杨，救出蒋介石。
邓文仪任书记的力行社是最早主张讨伐的。在事变爆发的当天下午，一接到电报，他们就立即开会，决定动员军队包围西安。邓“冒昧作主”，以团体负责人名义，发了两封急电。⑥一封给驻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一封给驻洛阳和潼关之间的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要他们迅速向西安靠拢，“应付变乱”。到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明令讨伐时，董钊部已占领潼关，进至赤水一带，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无险可守，对西安构成严重威胁。俞济时、王敬久、霍揆彰、李延年等178名青年军官情绪至为激昂，发出通电，要求明令讨伐。电云：“张学良犯上作乱，使我统帅无法行使职权，闻讯之余，群情共愤，誓与张不共戴天，并恳求政府，即日明令讨伐。”⑦桂永清“时任教导总队队长，竟至不听命令”，⑧自动集中德械装备的中央教导队1.2万余人，13日从南京出发，驰赴陕西救蒋，17日到华县，18日占渭南。黄埔系少壮派为主的复兴社也几次开会，多数人主张立即调派重兵包围西安，同时派飞机从空中进行威慑和侦察，用武力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以防张、杨劫持蒋介石逃出西安。他们认为，如此做，张、杨就不敢加害于蒋，估计张、杨也无与蒋同归于尽的打算，从而可使蒋早日脱险。⑨
从少壮派的言行不难看出，采取军事行动只是他们运用的手段，救出蒋介石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就与主和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有可能实现转化，由反对转向配合主和派的和平行动。
蒋夫人宋美龄为了营救蒋介石脱险，一面反对何应钦的“讨伐”主张，一面积极对黄埔系军官做工作。她急切地指出，军事行动操之过急，有可能危及蒋介石的安全。邓文仪等则表示：“力行社同志多为领袖之学生，父师蒙难，莫不义愤填膺，希望立即前往营救。惟有大军围攻西安，才可保障领袖安全，强迫叛军投降。”⑩然而，当宋美龄再三劝说不要贸然用兵，讨伐只宜作象征表示，否则，将威胁到蒋的生命时，邓文仪的态度立刻有所缓和。邓说：“希望军事行动与同叛军谈判同时进行，只要领袖安全脱险，军事行动可适可而止。”(11)少壮派的观点至此发生了变化，这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进一步增加了可能性。
首先，为主和派的和平交涉提供了军事上的保证。少壮派最初力主讨伐，并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配合了戴季陶等元老派与何应钦的主张，让主和派深感忧虑和不安。现在，他们的观点发生变化，接受了主和派的观点，由原来的盲目进兵变为有计划、有步骤的迫而不打、围而不攻。从行动上使元老派与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变成了一种军事象征，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一定保障。
其次，把自己与同时主张讨伐西安的元老派区别开来，增加了国民政府中主和派的力量。元老派是国民政府的肱股之臣，对蒋介石把自己凌驾于“党国”之上的作法不满，因而强调的只是国家纲纪、国民党的权威，认为张、杨的行为“背叛党的主义，破坏国家纲纪，危害民族生存，不忠、不孝、不仁、不义”。(12)谴责张、杨“劫持统帅，冒犯长官，违法荡纪”。(13)对于蒋的安全问题，则看得较轻，认为“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14)于右任甚至说：“站在政府立场，只有讨伐一途，至于蒋的前途，就要看他的命运了。”(15)显然，他们讨伐的目的只是为了“整敕纲纪，靖凶氛而维国本”。(16)这就使他们主张讨伐的目的与黄埔少壮派有根本性的区别。然而，由于元老派当时虽在政治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可以左右政府的决策，但并不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要想真正实现讨伐西安的目的，非得依赖黄埔系不可。而那些黄埔系军官却只听命于蒋介石，对元老派的鼓动不是阳奉阴违，就是毫不理睬。起先，少壮派军事行动还可为其所用，后来在宋美龄的劝说、警告下，少壮派改变初衷，转而支持主和派，使元老派的讨伐主张完全变成了纸上谈兵。在这种情况下，元老派不得不顺应主和派的和平努力。他们的转变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起码在两次延缓轰炸日期上发挥了作用。
三、态度暖昧，名“伐”实“和”的稳健派
黄埔系除少壮派外，还有以刘峙、顾祝同、戴笠、胡宗南、张治中、周至柔等为首的稳健派。他们长期沉浮仕途，阅历丰富，圆滑世故，谨慎小心，对任何前途未卜的事情都不会轻易表明自己的观点，更何况面对的是这一错综复杂、变化莫测、影响空前的事变。他们在事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是主战还是主和，很难准确加以判断。
12月13日，由刘峙领衔的30余人联名电请何应钦“出任艰巨”，署名的有刘峙、顾祝同、熊式辉、徐源泉、周至柔、何健等。12月14日，由刘峙、顾祝同领衔的38名将领致电张学良：“即奉委员长出险回京，则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17)同日，胡宗南等275名将领又电质张学良：“万一委座稍有差池，则吾全体同学，誓必不顾一切，悉力以赴，绝不与执事有关之任何个人共戴天日于世。”(18)12月17日，刘峙、顾祝同就任东、西路军总司令，宣布讨伐西安。然而，当桂永清部与东北军发生战斗时，驻甘肃一带的胡宗南尚无异动，汉中王耀武师亦无北进模样。(19)胡宗南与戴笠、郑介民在电台上保持经常联系，他们一致认为，决不允许轻举妄动，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出此下策。(20)并且胡宗南、关麟征和黄杰一起致电张、杨：“今欲化戾为和，转危为安，只有求事实之解决。委座留陕，多蒙礼遇，眠食之佳，可无庸虑。”(21)刘峙在任东路军总司令的前一天，还向河南复兴分社的头子肖作霖表示：“不要担心，不论局势怎样变化，我们总有办法，我们总希望委员长能够安全出来，别的一切都是小事。”(22)由此可见，在整个事变中，稳健派总体上态度很不一致，时而拥护讨伐派，主张进攻西安，显出服从国民政府的姿态；时而迎合主和派，积极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途径。但很明显，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事变，是稳健派思想的主流。
稳健派的这种摇摆不定，表里不一的行为，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一种比较高明的手段，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有积极作用的。
一方面，他们表面主张讨伐西安，符合了何应钦与元老派的要求，从而把军权牢牢地抓在手里，保证了黄埔系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能够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有力地影响了局势的发展。事实上，从12月12日至18日6天时间里，南京方面已调集了10多个师在西安外围形成包围之势，但直到事变结束，却始终没有向西安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仅有桂永清部挑起的小冲突。周至柔指挥空军多次飞临西安上空投撒传单，低飞示威，有时多达30余架，而且在渭南、富平、三原等地狂轰滥炸，也始终未向西安扔下一枚炸弹。宋子文两次往返西安的过程中，中央军虽迅速向前推进，除了前线有些小冲突外，似若暂时停战状态。这些都不能不说是稳健派操纵局势发展的结果，防止了南京和西安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并努力探寻和平途径，以行动鼓励了主和派，影响了少壮派，加速了事变的和平解决。由于稳健派的支持，南京政府里和、战两派态度发生了变化：主和派由“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23)到“不好反对讨伐”，(24)再到宋氏兄妹获准飞赴西安；讨伐派由“应立即进兵讨伐”，(25)到“大多数人赞成和平营救”，再到戴季陶下跪磕头，狼狈退场。同时，由于稳健派的直接影响，少壮派也逐渐改变观点，与稳健派保持一致，对事变和平解决起到了促进作用。当蒋介石于12月14日派亲信蒋鼎文和蒋坚忍持撤军手令到达前线，命令中央军和东北军各后撤1000米时，两支军队立即奉命行动，而当时南京政府尚不知情。少壮派与稳健派由分歧而渐趋统一，共同配合了主和派，力求蒋介石早日获释，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四、何应钦力主讨伐的目的和作用
在当时的南京政府中，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殊人物——何应钦。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并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按理也应算作黄埔系。但他又与顾祝同、刘峙、陈诚、周至柔等其他军校职员不同，他不是完全依附于蒋、听命于蒋，而是保持极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与蒋介石之间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既有一致，又有矛盾，是上级和下级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同僚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起到西安事变爆发时，日本已占领了东三省全部、华北大部和上海一部分，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无疑会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决策。
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在国民政府内实行独裁统治，事无巨细，均要经他同意。自蒋被扣后，南京自然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同时，由于当时缺乏既有实力、又能为各派都信服的人物，南京方面只能实行暂时的集体领导，军政部长何应钦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集体领导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一个留学日本，又与日本打过多年交道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深感日本的威胁，认识到当时除宁陕尖锐对立外，还有中日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蒋介石被囚，政府军西开，东南守备空虚，若日本乘机发动攻势，中国肯定亡国，自己将背上千古骂名。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处处想着日本人，不得不寻求既有利于事变解决，又能稳住日本的方式。这便是何应钦力主讨伐的主要目的。
日本当时极希望中国发生内乱，而非常担心宁陕妥协，共同反日。1936年12月13日晚，日本外务省鉴于“西安事件之重大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日本的方针，即以慎重态度，静观事态之推移情形。(26)15日，日本驻沪领事须磨访问张群，声称“如南京执行张、杨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措施，以武力占领京、沪。”(27)并威胁说：“此刻要请中国方面特别注意，切不可走错了路径，将来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28)16日，日本陆、外、海各局长会议决定，对西安事件“严重监视”其演变。(29)17日，日本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汉口，日本国内部分舰队、航空队和三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18日，蒋鼎文持蒋介石要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日的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怀疑。19日，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询问蒋鼎文持条件到京后，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并威胁说：“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30)日本首相广田也向南京发出警告：“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31)
日本的威胁、恫吓，对何应钦的压力很大，迫使他作出讨伐的决定，并于17日宣布就任讨逆军总司令，挥军西向，以便迎合日本。稳住日本。当21日川樾问及南京政府对于张学良所宣布的抗日联共政策的立场时，外交部长张群答复说：“中央当局并无与张学良进行政治妥协之意图，政府已决定惩办叛党领袖，军队已向乱者推进。”并保证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事变后将“毫无变更”。(32)24日，川樾至国民党军政部见何应钦，对讨逆军事有所探询，何告以：“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针办理。”(33)他们的回答让日本人感到满意，认为南京政府的讨伐政策不会改变，西安事变也无和平解决的可能，因而继续保持观察的态度。
事实上，何应钦稳日政策的效果相当明显。12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因西安事变发生，中日交涉有了好转的契机，这实在是可喜的现象。”(34)南京政府宣布讨伐令后，《朝日新闻》又发表社论称：“南京政府已决定反共讨张的态度，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扫中国政府将发生任何内讧之疑惧的暗云。”(35)随之，日本在华外交及陆、海军首脑于19日召开时局重要会议，决令“德王”发停战通电，表示不妨害国民政府讨逆，以便南京能调动更多的军队进攻西安。何应钦的稳日目标变成现实。直到事变结束，日本既未能找到发动侵华攻势的机会，南京也并未大规模地与西安交战。而且何对少壮派“过激行动之阻遏，与激昂情绪之抚慰，实已煞费苦心”。(3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何应钦力主讨伐西安，并无取蒋而代之的狂想，也不是要组织一个亲日政府，而是力图稳住日本人，防止在此期间发生中日冲突。不能仅凭推测，以为何既然力主讨伐，同意与日周旋，就肯定是勾结日本。在事变过程中，不独何应钦，傅作义、宋哲元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12月15日，傅作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仔细研究后，决定亲赴西安向张、杨说和，并马上给张学良发去回电，说他亲到西安，晤面详谈，张表示欢迎。但在动身之前，他不得不先设法稳住以羽山中佐为机关长的关东军驻绥特务机关。傅向羽山暗示，他要去太原见阎锡山，倾听阎的指示，他是跟着阎走的。羽山亦深知阎一贯反共，曾经阻止抗日红军过境，同时阎和日本军方的勾结，更是人所共知。傅的这一举动，使羽山感到傅和西安没有什么关系。这样，日本就不便在后方捣乱，傅也可以放心赴陕。华北的宋哲元更是小心翼翼，唯恐刺激日本人。当时他最关心的并不是蒋介石是否安全，而是冀察这个特殊局面是否会受到影响，万一应付失当，就会招来日本方面的借机制造麻烦。事变消息传到北平后，日本方面立即派人来访，面促宋对西安事变公开表明态度。宋哲元为了应付日方，保全自己，于16日发布了一个紧急治安命令，才把日本人敷衍过去。为了避免与日争端，宋称病谢客，几天都未与外界接触。(37)按照某些人的观点，抗日名将傅作义和后来指挥二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军的宋哲元无疑该划作亲日派了，这显然是错误的。
何应钦稳日策略的行施，避免了日本的军事干涉，保证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他所采取的措施，客观上加速了事变和解的进程。
首先，为解决事变造就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西安事变爆发后，世界列强颇为关心，尤以日本为最。何应钦采取一系列措施，符合了日本的要求，避免给日本提供乘机用兵的借口，因而日本在事变中始终保持观察的态度。须知当时国内各党、各派对事变认识不同，很难形成一致观点。整个国家是不统一的，人心涣散的。如果日本乘机而动，中国便有亡国之虞，哪里还谈得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呢?!
综上所述，少壮派、稳健派与何应钦共同组成的黄埔系，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何应钦虚张声势，外稳日本；少壮派剑拔驽张，先声夺人；稳健派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总体上，他们可谓配合默契，举止协调，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外部条件，有力地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的形势下的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战争发动了。”(38)
(本文作者李云峰为西北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现代史专家)
①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日记》，群众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9页。
②③⑤⑨(15)(20)(22)(23)(24)(25)(37)《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69-314页。
④⑦⑧(18)(36)《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4月初版，第502—504页。
⑥(19)李义彬《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20页。
⑩(11)邓文仪《西安事变与中国命运》，台北《革命文献》第95辑第369页。
(12)(14)(16)《革命文献》第94辑。
(13)(21)(26)(33)(32) 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51—474页。
(17)《革命文献》第94辑，第375页。
(27)(28)(29)(30)(31)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209—211页。
(34)(35)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45页。
(3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5页。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