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张忠发 姚桐文
杨虎城将军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很早就走上联共救国的道路，最坚决地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一贯坚持国共合作事业，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正确认识和对待张学良将军，是杨虎城将军对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的第一个重大贡献。
张学良将军是一位胸怀坦荡的爱国将领，但他又有很重的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主张对领袖要绝对服从。自东北易帜以后，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九·一八”事变时，他接受了蒋介石“绝对不准抵抗”的密令，未动一刀一枪，东北三千里大好河山落入日寇之手。1935年9月，蒋介石命他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率东北军进驻陕西，担任“剿共”任务，替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卖命。东北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远远超过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这对坚持联共抗日救国方针的杨虎城和十七路军是一个重大考验。
然而，杨虎城将军清醒地看到，东北军有亡省亡乡之痛。张学良将军有爱国热情并和日寇有杀父之仇。“九·一八”时替蒋介石背了黑锅，内心非常苦闷，有可能转变为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从这一认识出发，杨虎城将军教育部下，要同情东北军，尊重张学良，爱护东北军的家属亲友。决不能自相残杀，否则，将会同归于尽!他自己也亲自带头做好团结东北军的工作。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陕西的紧张气氛和十七路军的处境，改善了东北军及其家属亲友的处境，增进了张、杨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张学良将军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张学良将军一度在陕北“剿共”战争中损失惨重。国民政府不仅不予补充，还撤销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少了对东北军供应。张学良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达南京，又受到何应钦等的冷遇和奚落，感到苦闷和难堪，情绪极其低落。在这种情况下，杨虎城将军给予支持和鼓励，张学良痛下决心，走上了联共救国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和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知心朋友。
第二，对中国共产党坚信不疑，是杨虎城将军能够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特殊贡献的重要前提。
如前所述，杨虎城将军坚持联共方针，是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但由于中共中央很长一段时间为“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曾经对国民党军队推行过要兵不要官的“左”倾政策。并且在他的部队中组织过多次兵变，尤其是张汉民旅长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但在陕南被俘以后却被红25军杀掉。这就使杨虎城对共产党一度产生疑虑。
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对东北军做了大量争取和团结的工作，特别是南汉宸让申伯纯向杨虎城将军转达了“八一宣言”。杨将军认为“中共的政策对头了!”表示对“八一宣言”完全拥护。当时毛泽同志派汪锋同志持他的亲笔信到达西安，杨虎城将军得知党中央已把张汉民同志追认为革命烈士等情况后，便对中国共产党深信不疑。立即着手同中央红军建立联系，秘密停战并向中央红军提供物资和交通运输条件，互设联络点。红军人员要外出办事，便可在联络点换上十七路军的服装，拿上十七路军的护照，坐上十七路军车安全出入，红军所需物资通过联络站可毫无阻碍地源源运出……。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他与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的密切合作，对“三位一体”的形成，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是极为有利的。
第三，深入地进行抗日救国的政治动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浪潮强有力的推动下出现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打破了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万马齐喑”局面。群众的抗日呼声如怒潮般席卷全国。杨虎城对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给予热情的支持，“西救”、“东救”等救亡团体及其救亡活动都受到杨虎城将军的保护，使陕西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顺利发展。
为了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教育，加速抗日的准备步伐。张学良、杨虎城以仿蒋介石的庐山训练为名，向蒋介石请准在西安王曲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连、营、团级官兵进行抗日救国的政治军事训练。张学良和杨虎城各任正、副团长，经常亲临指导。公开批判“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准备论”，张、杨两将军还和学员们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鼓舞抗日救国斗志。
1936年11月18日，西安各界召开纪念杨虎城坚守西安十周年大会。张学良闻讯率“东救”、东望小学及东北军全体将士赶来参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高度评价了杨虎城将军坚守西安的历史功绩。表示了抗日救亡的坚强决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救亡热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响彻云霄。这次大会实际开成了“西安事变”前的一次军民抗日誓师大会。
1936年来，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变”，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调集了30万大军，动用了100多架新买回的军用飞机，亲率30多名大员，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北进“剿共”。妄图进行第六次“围剿”，把经过长征集结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消灭。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西安学生于“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爱国口号响彻云霄。西安街头群情沸腾，反动警察凶残地向游行队伍开枪，一名学生惨遭杀害，激起爱国学生更强烈的义愤。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整队前往临潼，向住在华清池的蒋介石示威请愿。张学良、杨虎城派东北军卫队团和十七路军宪兵营与学生队伍并肩前进以保障学生安全。爱国学生冲破国民党宪兵营和反动警察的重重阻拦，向临潼方向挺进。蒋介石竟下令对学生“格杀勿论!”一场大屠杀眼看就要爆发。①为了保护学生，张学良将军驱车赶到东十里铺劝阻。同学们声泪俱下地表示：“国家民族的安危不保，我们的个人安危在所不计!”张学良深受感动。遂向同学们表示：“三天之内我将用事实回答你的。”张学良、杨虎城力向蒋介石作了多次“苦谏”乃至“哭谏”无效之后，乃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进行“兵谏”。
“西安事变”之后，一切为了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上下的共同呼声。“攘外必先安内”，“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等成为千夫所指，万人痛骂的汉奸卖国贼的谬论。大大坚定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日的决心与信心，这就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这是张学良、杨虎城对国共合作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第四，以牺牲个人和十七路军的利益为代价，争得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战的实现。
杨虎城将军之所以能够接受中共代表团的建议，同意在蒋介石作出“六项诺言”之后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完全是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对于个人安危和十七路军的集团利益他早已置之度外。他在张学良将军亲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的次日，邀集西安部分绅士座谈放蒋问题的会上曾讲过两个故事。一是日本的西乡隆盛因以兵谏方式督促明治天皇实现其“平藩归政”的诺言，后被杀害的故事。另一个是我国春秋时期，楚国大夫鬻拳对出兵不胜归来的楚王闭门不纳，迫使楚王返兵再战，终于大胜而还，鬻拳便刖足以迎楚王的故事。然后表示，他们对蒋实行“兵谏”，“完全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绝无一丝一毫私心存在于其间。”他多次表示，只要蒋介石“能改变其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众压迫的错误政策，我们就算胜利了，就是自己牺牲了也值得”。
杨虎城将军在中共代表团的有力配合下，对蒋介石背信弃义地扣留张学良的行为和挑动新的内战的罪恶企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遣责。在军事上也作了必要的准备，严阵以待。以便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了内部，克服了内部危机。使国民党当局未敢轻举妄动。
另一方面，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杨虎城将军也作出了重大的让步，甚至同意离开部队，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考察专员的名义出国考察。杨虎城临出国前对前来送行的孔从周将军说过：“双十二事变扭转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一摔掉了，也摔得值，摔得响。”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民族分裂转向全民族团结对外，由百年积弱的状态转向民族复兴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则是中国由十年内战转向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以其历史功绩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杨虎城将军在张学良将军被扣以后的混乱时期，以其坚定的原则立场，卓越的斗争艺术和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制止了一场新的内战危机，巩固了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战的实现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杨虎城在出国途中，船行太平洋，从广播中听到芦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杨将军怒不可遏，立即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中止考察，归国抗战，以后又多次请求回国为国效死，均未获准。他一面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归国抗战的途径。一面又充分利用在国外考察的时机废寝忘食地积极参加各种抗日集会，发表救亡演说，争取旅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声援和支持。还曾亲赴马德里前线深入战地，向法西斯强盗开枪打炮，表示与法西斯侵略者誓不两立，争得旅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广泛支持和赞扬，或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抗战。很多青年和留学生要求弃学归国参加抗战，报效祖国。上海、南京相继沦陷，西安也遭敌机轰炸。志在救国的杨将军决定不顾个人安危归国抗战。表示“宁要蒋负我不要我负国家民族。”毅然决然归国参加抗战。不料一踏上国土即被蒋介石囚禁，忍辱含冤十二年之久。并于重庆解放前夕和他的次子、幼女及其他随行人员一起惨遭杀害
力倡联共救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杨虎城、张学良二将军的英名将永垂青史。
(本文作者为西安事变纪念馆馆长、副馆长)
参考资料：
原荫盛：《杨虎城研究论文集》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