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爱国壮举——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
李艳玉
周恩来曾经指出：“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千古功臣。”①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张、杨两将军，每逢十二月十二日都以各种方式进行纪念，以伸张正义。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六十年来，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引起国内外新闻界、史学界的重视，如斯诺、范力沛、长野广生等先后撰写了专著或专文。海峡两岸学者的著述颇多，北京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西安事变简史》，从西北黄土高原到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研究西安事变的学术组织和学术论著如雨后春笋。西北方面出版的《西安事变研究》汇集论文24篇，东北方面出版的《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一书，附录列出1987年至1992年发表的论著223篇(部)。台湾学者研究西安事变也表示“不务华美，但求真实，品评是非，一本良知。”②本文根据陕西省档案馆藏西安事变期间原始史料记载，就西安事变及其主要发动者张学良将军作一评述。
一、爱国壮举
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至今已六十周年。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③三大错误政策集中反映为“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张学良、杨虎城“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④
陕西省档案馆收藏有当时西安出版发行的各种报纸，如东北军机关报《西京民报》、十七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机关报《西京日报》(1936年12月13日改为《解放日报》)和商界的《西京工商时报》等。馆内还珍藏有东北军机关刊物《东望》，其中1936年12月20日出版的总字第六卷第六期尤为珍贵，封面印有东北军军长王以哲亲笔题词：“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方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题词很醒目地标出了办刊宗旨。该期第2页刊有本期要目：文电中的八大救国主张；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张杨两将军告全体将士书；举行诤谏与对日抗战的决心；一二一二事件后之真象；停止一切内战；华北中日通航的前后；欧洲主要各国军事实力的总检讨等。第六期从出版的时间与刊载的内容均堪称“西安事变专刊”，有力地证明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实属爱国壮举。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为使西安军民及全国各界尽快明瞭事变真象，多次发表讲话和文告，反复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和意图。12月12日，事变当天即发文电提出八大救国主张，通电全国，指出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竞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⑤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对全体职员讲话，他说：“关于此次12月12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经大概的明瞭。”“我同蒋委员长的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万一的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办法。”“第一、第二两种办法都不通，只好采第三种办法。”“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⑥14日晚8时，张学良亲赴西安广播电台广播，再次表明举行诤谏和对日抗战的决心。他说：“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多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八’后，政府所签订的几次协定，实在是断送了许多的主权。日本于一贯的大陆政策，整个中华民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我们的忠勇的守土将士，正在前方浴血杀敌，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的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上的‘剿匪’上。我们的政府的诸公，在后方力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学良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在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到自误误国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我们希望国人明瞭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内战，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⑦15日晚，杨虎城到西安广播电台广播演讲兵谏的意义和抗战的决心。他讲道：“我们中国目前的国势已到了什么地步了?是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无厌的侵略，眼看着就要亡国灭种了?所以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向同一的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现在南京政府在蒋委员长控制之下，他们一贯的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办法呢?他们所号召的口号就是‘安内攘外’。”“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到什么‘攘外’吗?蒋委员长这次到西安来，张副司令就很恳切的谏诤过多次，无奈他不但不能采纳，反而变本加厉的在学生群众请愿出兵抗日中，忍使警察对着手无寸铁的青年，实行枪杀。”“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希望我们的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不分派别，共同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争到最后的生存。”⑧16日晚，张学良派秘书长吴家象到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词，声明“我们这次事件，敢负责地向全国同胞郑重声明：不是为争取私人的权利，不是为解除私人的困难，完全是为实现救国的主张!不惜冒一时的嫌疑，并且费尽千方百计，不能实现主张，逼得无路可走，才不得已而出此。这不是说空话的，确是有很多证据的，容我们陆续发表。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就置诸度外了!如果我们各项要求，都已积极实行，抗日战事确实发动后，我们情愿束身引罪。”“各界同胞们，我们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前途，反对消灭实力的残酷的内战，要全国一致对外，才发动十二日的事!我们是绝对不造成内战的，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国家民族的复兴；唯一的决心，是死在抗日战线上!”⑨18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再次言明“我们为什么这样的发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服的外交!国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地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的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欢迎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的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的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事实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去抗日则生，不去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拚，才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土，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⑩
综上所述，透过《东望》第六期清晰地显现出西安事变发生一周内，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从民族大义出发，为救国救民所说所讲所思所想，其爱国赤诚跃然纸上。《东望》第六期之珍贵就在于这是60年前的汇集，应该是中国第一部“西安事变原始史料汇编”。
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的形式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迫使他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作出六项承诺：(一)明令中央入关各部队自25日起调离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副司令与虎城负其全责。(11)12月25日，张学良在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之所以能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为有力。”(12)中国共产党支持张学良与杨虎城的爱国壮举，同时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应张、杨之邀，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西安，对各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内战，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的新形势。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二、爱国获罪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联共抗日是张、杨顺从民意逼成的，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对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举，台湾学者的评价是，其“目的在向国人表明他愿承担起西安事变的全部责任，态度可谓光明磊落。(13)
然而，12月31日张学良却被送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1937年1月4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又导演假特赦，赦免张学良所判十年有期徒刑本刑，“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14)而蒋介石正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爱国获罪，在蒋介石所谓的“严加管束”下惨遭终身软禁。1月13日，张学良被转移到奉化溪口雪窦寺开始了软禁生活。此后，先后被软禁于南京陵园孔祥熙别墅、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永兴、沅陵、贵州修文、桐梓、贵阳等地。1946年11月，蒋介石命令特务把张学良押往台湾。张学良虽身陷囹圄，却仍然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937年2月他致信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15)1938年5月，张学良被囚于湖南沅陵凤凰山时曾在《自感遗憾作》中写道：“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16)反映出他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本质，此人毫无信义可言，睚眦必报，自己恢复自由希望渺茫。软禁生活漫漫长日，岁月流逝，时光无情，西安事变时36岁的张学良将军，如今已是96岁高龄的老人，却依然过着幽禁的生活。
张学良1901年6月4日出生于辽宁海城，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其父张作霖。是年7月3日张学良独立主政，出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12月东北易帜，就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致令东北三省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1933年春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赴欧州考察。1934年1月回国，2月7日，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委任张学良为副司令。1935年2月28日总司令部改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任命张学良为主任。10月2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兼代总司令。10月19日张学良到西安，东北军在陕西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与红军作战中，损失两个半师。蒋介石不仅不给予兵力和物力补充，反而下令取消了一一○师番号。张学良本有亡省亡家亡父之痛，打回东北去成了他苦涩难言的话题，每念国难家仇常常潸然泪下。打红军损兵折将又面临亡军的危险，使他逐渐看清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的危害。
1936年10月22日与12月4日，蒋介石两度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大谈“攘外必先安内”，同时加紧了对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武力弹压。张学良于10月22日、10月30日、12月7日、12月9日、12月11日连续五次进谏，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时低声啜泣，有时痛哭失声。苦谏、哭谏始终没能改变蒋介石的固执己见，终于逼出兵谏。西安事变的史实证明，张学良真正做到了“凡有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17)张学良为国为民侠肝义胆，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可敬，他的遭遇则为世所罕见。
三、爱国千秋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鼓舞全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
张学良的爱国精神给东北军官兵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是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如阿基米德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张学良抓住了拥有全国大权的蒋介石，逼迫他改邪归正，撬动了整个中国。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意义重大，海内外学者“无不认定这次事变是个历史的转折点”。(18)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指出：“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开始。”1937年元旦，刘少奇发表《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他认为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对于南京与各地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争取中间派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口实，则给予取消。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之方针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和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同年3月1日，毛泽东接见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时进一步指出：“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接，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1937年10月，美国作家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对于西安事变，他写道“在经过了十年的最激烈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红军变白了，白军变红了？谁都没有变。但是总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194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再次高度评价了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说“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1961年12月12日，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招待会上，周恩来谈到仍在软禁中的张学良时流下了热泪，他动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
值此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之际，对曾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过进步作用的张学良作一公正的评述，符合人民的心愿。张学良的爱国壮举是当时中国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抗战的催化剂，他舍生忘死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本文作者为陕西省档案局副局长)
①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
③④《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
⑤—⑩《东望》，第六卷第六期。
(1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1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13)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
(14)《国民政府公报》，第2244号。
(15)(16)(17)《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
(18)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