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苏联和日本态度之比较
李云峰 叶扬兵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
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在华利益完全不同。苏联从其总体战略出发，推行联蒋制，希望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实力，实行抗日，从而极大地牵制住日本。日本则主要推行武力侵华政策，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国；同时，也不放弃以“反共防共”的幌子，诱使中国妥协，并加入反共协定，兵不血刃地控制全中国。西安事变的发生，既有可能加剧中国的内战和分裂，也有可能使中国迅速走上团结抗日之路，无论哪一种可能性的实现都势必极大影响苏日两国的利益。为此，苏日两国都竭尽全力，希图将事态发展引向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
西安事变发生后，苏日两国也面临不同的处境。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结成“三位一体”，而中共与苏联又形同兄弟。这样，苏联在客观上就与事变具有某种联系，从而易遭怀疑和攻击，在宣传上和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但与此同时，苏联亦能对西安事变的事态发展施加一定的影响。日本与西安事变发动者无任何联系，这使它在宣传上和外交上占有主动。但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背景正是中国的抗日高潮，事变的根本矛头正是指向日本的，这就使日本的在华行动不能不有所顾忌。苏日两国的不同处境决定了它们对事变的应对方式和影响方式必然有所不同。
本文拟从苏联和日本的不同利益和处境出发，对它们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加以比较，以期深化对历史的认识。
针锋相对的政治宣传战
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和日本各从自己的利益、处境出发，展开了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政治宣传战。
苏联和日本都声称自己与事变无关，指责对方鼓动或策划了事变，并出于各自的需要，给西安事变涂抹上不同的色彩。
苏联根本否定西安事变抗日救国的基本性质，一开始就为西安事变定下了“日本阴谋”的基调。如前所述，由于苏联与西安事变有某种联系，它担心被怀疑为事变的幕后支持者和策划者，更害怕南京政府因此而倒向日本。为了摆脱这种宣传和外交上的不利地位，苏联别出心裁，竟出奇招，不惜歪曲事实，把西安事变说成是日本人的阴谋。12月14日，苏联两大主要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定性为在日本和汉奸策动下进行的旨在破坏中国团结与统一、配合日本侵略的军事叛乱。它们攻击张学良“兵变”与著名亲日派汪精卫有“密切关系”，“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揭抗日旗帜，实则转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①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苏联甚至煞有介事地提供了两个“确凿”证据：一是张学良早有“无穷机会可以抵抗日本侵略”，但他一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一枪不放就丢弃了东北，可见张学良只是利用抗日投机，并非真心抗日；②二是“在张学良事变消息初起时，即由日方几乎同时传出”，可见是日本策划的。③此后，苏联舆论基本上保持了这种论调。17日，《真理报》国际评论说：“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之叛变纯为日本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④共产国际刊物《国际通讯》也深受苏联说法的影响，不断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直到蒋介石被释后，《国际通讯》还说：“叛徒张学良在陕西的叛乱已经可耻地结束了。这是真正导致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日本阴谋的真正失败。”⑤
日本则竭力淡化西安事变抗日救国的主题，突出和强调西安事变的共产党和苏联背景。13日，即事变第二天，东京的《日日新闻》就匆忙报道了“十二月十二日下午”组成的张学良政府的成立，并说“张学良独立政府”同苏联已缔结“防守和进攻联盟”。⑥《朝日新闻》也作了类似的报道，说张学良成立了一个受苏联支持的独立政府，并与苏联签订了攻守同盟。⑦15日，《朝日新闻》社论称张学良部“受赤化的浸润”是不容置疑的事实。⑧日本官员声称张学良的行动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并说这正是“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教训。⑨《日日新闻》还挑拨说，由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共军队一直在不断扩大他们的力量，并且等候时机以夺取中国的中央政权。⑩由于日本与西安事变发动者无联系，它在宣传上显然占有优势。当然，日本的报道有的虽然确有其事，但却在极力地渲染夸大，并以造谣相配合，其政治动机昭然若揭。从日军当局的电报、文件中不难发现其阴谋伎俩，如其中一再强调要“揭露共产党的阴谋和不守信用，但宣传要适当，不要使其陷入不自然状态”，(11)“要使帝国的防共态度更加明确”，(12)等等。
在攻击指责对方的同时，苏日两国一改常态，同声称赞起南京政府来。苏联称赞南京政府团结与统一的成就和抗日倾向，说：“近来中国方努力完成统一，团结一切实力，在抵抗日帝国主义侵略战线上，包容一切社会阶层及团体”(13)；“过去一年间中国各方面势力已进一步团结于南京政府周围，而南京政府已表现其领导全国抗战之意志与能力。”(14)日本则赞扬“南京政府以往对内对外政策增进一般民众幸福”。(15)此外，日本在宣传上企图表达对中国人民和南京政府的“同情”，要求“对中国，特别是其民众，以同情态度对之”(16)，“特别要以公正态度对待本事件，充分抓住中国的民心”。(17)
在国际政治宣传中，借重大事件之机，攻击对手，拉拢争取潜在的同盟者，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此种手段历来为各国所普遍采用。上述苏日两国的手法也不外乎此。显然，苏联称赞南京政府，攻击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其目的在于确保其联蒋制日政策的实现和防止南京政府倒向日本。日本赞扬南京政府，突出和强调西安事变的共产党和苏联背景，则意在挑起南京政府对共产党和苏联的仇视，拉拢南京政府亲日反共反苏。
基于不同的心态，以不同方式引导
事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西安事变期间，利益不同、处境不同的苏日两国有着不同的心态。苏联的心态是担忧和不安，既担心中国由此陷入更大的内战和分裂之中，不利于苏联借助中国力量牵制日本，又害怕南京政府因此会倒向日本，加入反共协定。日本的心态则是双重的，其主要心态是担心和警惕，担心南京政府与西安方面在容共抗日基础上妥协，中国由此走上团结抗战之路。另一重心态则为幸灾乐祸，认为西安事变势必或可能导致中国内战和分裂，希望趁火打劫，伺机推进对华侵略。
为了各自利益需要，苏联和日本都意在把中国事态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引导。苏联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南京政府实行“联苏抗日”政策，另一方面则赞成和平解决事变，希望中国保持团结与统一。日本在竭力争取和拉拢南京政府实行亲日反共反苏政策的同时，又积极支持南京政府武力“讨伐”西安，企图排除事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挑起中国内战，制造中国分裂。
苏日两国，利益不同，处境不同，其对事变的影响方式也必然不同。苏联的影响方式为明拉暗导。所谓“明拉”是指通过宣传和外交上的努力拉拢争取南京政府，使其实行联苏抗日政策，前文已有论述，不再重复。所谓“暗导”则是利用其与中共的关系，通过中共施加影响，引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舆论在公开攻击和谴责西安事变的同时，也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苏联十分清楚中共与张、杨的密切关系，并认定自己的态度必然为中共所重视，所以苏联舆论除了前述宣传上和外交上的需要外，还含有向中共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张、杨之意。因此，当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要求苏联对南京提供舆论以外的实际帮助时，苏联外长李维诺夫直言不讳地回答：“唯一的协助方法，在使中国共产党知道苏联政府态度”。(18)明确指示要和平解决事变。实际上，苏联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对于中共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寻找和平解决事变的最佳方案起了积极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日本对西安事变的影响方式可以概括为既拉又推。所谓“推”，是指日本通过支持南京政府武力“讨伐”西安，以挑起中国内战，把中国推向内战和分裂之中。此还将在后面作具体论述。所谓“拉”，即指日本除在宣传上努力外，还在外交上采取行动拉拢南京政府，诱其亲日反共反苏。日本知道，西安事变起因于抗日高潮，若过分介入，“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19)，反而促使南京政府向西安方面妥协，甚至有联苏抗日的可能。所以，西安事变后，日本对其在华行动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克制和约束。13日，日军当局即要求“目前应使其(按指驻华日军——引者)举止进退光明正大，倘若损害其信誉，则要谨慎行事”。(20)16日，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开会决定，要求“所有军事检察与宪兵单位必须警惕禁止任何冲动行为”。(21)不仅如此，日本还对南京政府表现了相当的善意。15日，日本社大党声明：“日本应清算过去对华政策，对于中国民族统一国家建设适当采取援助之方针。”(22)16日，日本外、海、陆各局长会议决定：“以此时对华经济机构，决有积极援助合作之必要。”(23)在此前后几天，日本大量散布类似舆论，致使南京驻日大使许世英一再向南京报告说，日本已决定放弃武力侵华政策，正在拟订一个新的对华友好政策，因为日本认识到此时“对华压迫，不啻为渊驱鱼，促成中国赤化”。(24)21日，日本停止在绥北的军事行动，唆使蒙奸德王发表停战通电，宣布尊奉南京政府。同时，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与南京外长张群重开已中断的中日谈判。应当指出的是，日本的这些行动，只是其诱使南京政府亲日反共反苏的一时策略，丝毫也不意味着它已有所醒悟，要放弃其武力侵华政策。
微妙而迥异的解决事变方式
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和日本从各自利益出发，对事变解决方式的期望迥然不同。苏联力主和平解决，日本则极力支持南京政府武力“讨伐”。但苏日两国的处境，使得他们在表达自己观点时显得颇为微妙有趣。
苏联希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使中国走上团结抗战之路，以便更好地牵制日本。因此，苏联力主和平解决，其主要报纸也为此多次呼吁。但是，和平解决的主张实际上与苏联关于西安事变的宣传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如其所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是在日本人和汉奸策动下，利用抗日投机，制造混乱，以配合日本侵略，那么这种性质的事变又怎么能谋求和平解决呢?显然，苏联也意识到此中的矛盾，所以在提出和平解决主张时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不肯也不能具体阐述能够和平解决的依据，充其量只能勉强地说，此次事件“显然有害于中国”，(25)“中国内战只能对日本有利”。(26)
苏联力主和平解决事变，但却没有明确反对南京政府武力“讨伐”西安。因为，如果苏联明确反对南京的“讨伐”，不仅影响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使自身处境更加困难，且会使苏联在西安事变宣传上的努力前功尽弃。有鉴于此，苏联采取的策略是以曲折的方式即用揭露日本阴谋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当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会见南京外长张群，反对南京当局接受西安方面所提的八项政治主张后，《真理报》12月20日在《日本挑动中国内战》的醒目标题下揭露说：“权威人士认为，日本此举直接公开地挑起中国内战，此种政策之目的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12月24日，《真理报》又进一步载文揭露说：“日本计划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并通过派兵讨伐张学良挑动其对蒋介石下毒手。十分明显，日本试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便利用此机会肢解中国并夺占中国的一系列省份。”
日本希望排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使中国陷入内战和分裂之中，以利于其对华侵略。事变发生后，日本始终坚决反对南京政府与西安方面在抗日基础上妥协。12月15日，日本驻沪总领事须磨访张群，声称如南京执行张杨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以武力占领京沪”。17日，日本外相有田警告南京：“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将不能坐视。”23日，日本首相广田在枢密院会议报告中明确表示：“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以断然抨击。”(27)但是，日本基于其自身处境，也不敢明确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为，如果日本明确反对，一来其挑动中国内战之用心昭然若揭，势必激起中国民众更加激昂的抗日情绪，反而促使事态向相反方向发展；二来其置蒋介石于死地的图谋必将暴露无遗，不仅迫使蒋更快地与张杨妥协，且一旦蒋获释，日本对华外交也将面临困难。这样，表面上日本似乎只反对南京政府在抗日基础上与张杨妥协，而对事变本身的和平解决并不反对。但实际上，日本清楚地知道，事变的和平解决，必然是南京与西安在抗日基础上相互妥协。为此，日本采取的策略是以支持南京政府为名，极力支持和鼓励南京政府武力“讨伐”西安。19日，即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安后的第三天，日本外相广田会见驻日大使许世英，表示支持南京“讨伐”西安。21日，日本命令停止在绥北的军事行动，唆使蒙奸德王发表通电，与南京合作，以不妨碍“讨逆”军事。如果说，南京政府武力“讨伐”西安，在策略上尚带有以战施压，保蒋安全，保蒋获释的意味，那么日本支持武力“讨伐”，则纯属别有用心，意在排除事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挑起中国内战。
就笔者所见，史学界在探讨苏联和日本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时，一般似乎都仅从两国不同利益出发加以考察，而没有或很少考虑到两国的不同处境。这样，虽然能从整体上、原则上把握苏日两国的态度，但对苏联和日本两国的行为不能作具体细致的分析。有鉴于此，笔者在本文中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从苏联和日本的不同利益和处境出发，具体考察了他们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以期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至于是否做到了这一点，相信读者自会评判。
①②(13)《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社论，见西北大学等主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52—153页。
③(14)(25)《消息报》1936年12月14日社论，见西北大学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53—154页。
④西北大学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55页。
⑤《一周外事述评》，见《国际通讯》第1期(1937年1月2日出版)。
⑥《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社论，见《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1期，第23页。
⑦1936年12月14日苏联塔斯社声明，见格里哥里也夫、雷兹尼柯夫《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第284页。
⑧(19)《朝日新闻》1936年12月16日，见《西安事变资料》第l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页。
⑨⑩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270页。
(11)(16)(20)《日本关于西安事变的处理方针》。
(12)(15)(17)《西安事变对策纲要》。见邵云瑞译《日本对西安事变态度的资料两则》，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7期，第28—29页。
(18)(22)(23)(24)(27)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
(21)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见西北大学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73页。
(26)《张学良发动叛乱正中日本下怀》，《真理报》1936年12月15日。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