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宋广波 陶春玲
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安事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何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一切不同的民族、阶级、阶层、团体、个人和武装力量来参加抗日民族战争。
这一口号的提出，是日本侵华加剧和中华民族救亡情绪和行动高涨的必然产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咄咄逼人，1931年，强占东三省；1932年，攻陷热河，随后向察北、绥东推进；1935年夏开始，积极策划华北自治，11月24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粉墨出台。
“目前是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安危的关头!是人人生死安危的关头。”①面对将临的亡国惨祸，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空前觉醒，联合抗敌的情绪几乎充满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组成统一战线，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十三世达赖及九世班禅驻京代表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与我全国同胞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②1934年，旅美华侨组织通电国内：“誓以全力拥护和促进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致合作以救危亡。”③宋庆龄、何香凝等进步人士也纷纷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胡汉民、李宗仁等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希望对日抗战。1935年10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宣言还号召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④
与这种抗敌呼声相呼应，局部抗战也此伏彼起。在东北，马占山、李杜等指挥的义勇军和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共同抗击日军；1932年，十九路军在松沪抗战中重创敌人；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1936年，傅作义在绥远抗战中取得百灵庙大捷。
“华北自治”与强烈、急促的民族救亡情绪使民众救亡运动掀起高潮。这一高潮的标志之一就是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经过这次运动的洗礼，中国各界更强烈的认识到：要想抵抗暴日，单靠一部分军队和人民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既然抗日救国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那么只有把有共同要求的民众组织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于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成为全体爱国民众的口号和奋斗目标。
杜重远发表文章，呼吁建立“民族的联合战线”来共同奋斗。⑤章乃器大声呐喊：“中国人民目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大家一齐联合起来抗战自卫!”⑥马相伯对记者发表谈话：“只有联合起来，才能避免亡国。”⑦杨虎城将军在以后描述当时的情形：“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向同一的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⑧毛泽东在中共的会议上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中国人民在1935年底就已普遍认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火急的问题”。⑨
“一二·九”以后，救亡运动的中心，由北平移到上海。其鲜明特点是：各种救国组织纷纷建立。1936年5月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的任务，有历史上的重要性。”⑩它的成立，是全国救亡运动的又一高潮，标志着中华民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向前迈了一大步。
但是，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西安事变前夕，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军力国力均不如日本。只有团结各方面军队，统一指挥，才能有效抗击敌人。事实又怎样呢?当时，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仍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厮杀。蒋介石认为，日本为肢体之患，而共产党则为心腹大患。“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11)提出：“要抗日，必先消灭共产党，灭共等于抗日”。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已到了穷途末路，成了强弩之末，他的“剿匪”大业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阶段”。(12)于是，他调集30万中央军，100多架飞机来到西北，以彻底消灭红军。1936年10月28日晚，蒋介石接见《大公报》记者时说：“政府决定贯彻戡乱方针”，不论共产党“标榜若何”。(13)张学良对蒋的倒行逆施，曾苦苦劝谏，但蒋却表示，就是用手枪打死他，也不能改变“剿匪”计划。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对日军只能妥协，退让。共产党及其红军虽然一再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面对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也不得不奋起迎击。连年内战，大大消耗了抗敌力量，给了日本以不断入侵的机会。日本正是乘中国内战之机，加紧侵略，先夺东北，后越长城，进一步并吞华北。
此外，蒋介石为了打内战，从来不给各地的局部抗战以切实援助。参加过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因不满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愤然揭起抗日救国的旗帜。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阎锡山要求20万大军援绥，南京政府说无法抽调。然而为了打红军，十几万大军源源开到西北。(14)各地局部抗战，由于得不到南京政府的切实援助，多遭失败。
毫无疑问，广大劳苦大众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力军。前面也已说过，“一二·九”以后，全国出现了不少救亡组织，但这些组织始终是局部的、小规模的、零星的，没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没有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同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还没有组织。有的地方虽然也出现了少数工会组织，但又有赤色、黄色之分，并没有真正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广大民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及其团体，虽然高唱爱国、反日，有联合的强烈愿望，但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迟迟不能建立，抗日救亡运动不能深入发展，这与蒋介石的疯狂摧残有着直接的联系。1936年2月，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护治安紧急治罪法》，竭力镇压学生运动。2月29日，南京政府查禁了积极宣传抗日，极力倡导建立“联合战线”的《大众生活》杂志。11月，又以“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罪名，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同时，查封了14种进步刊物。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游行请愿，蒋介石竟下令开枪镇压，使之最终成为西安事变的导火线。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情绪是何等的强烈、急促!然而，由于诸多障碍，抗日救亡运动与这种强烈、急促的情绪是不相称的。这一事实进一步教育人们，中国要抗击日本，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同一切妨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因素作斗争，必须同“不抵抗主义”作斗争。同“攘外必先安内”作斗争。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是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一次正义的斗争。
二
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政见不同。
这诚如张学良将军所说，他同蒋介石“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无法化解。”(15)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是前文提到的“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特别顽固的反共政策。蒋氏之政策已成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大障碍。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反复申明其政治主张：“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我们的目的是对外，绝不造成内战。”“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才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土，才能洗雪我们的一切国耻。”(16)“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不但是不分派别，即就是不抗日的，我们也希望唤醒他们来抗日。”(17)这就说明，扭转蒋的误国政策，以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西安事变的目的。
西安事变以张、杨的强烈反对内战为显著特点。他们曾经极为愤慨地说：“国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的自相拼杀!”(18)西安事变前，他们为了使蒋改变政策，苦苦劝谏；事变后，经过反复谈判斗争，终于使蒋承诺“今后，我绝不剿共”。蒋回南京后，即撤消西北“剿匪总部”，并密令所属，不要用“剿匪”“戡乱”等字语。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谈判中，接济红军为其内容之一。(19)2月7日，西北联军、红军甚至一部分中央军家属在延安举行联欢会。(20)不久，中共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国民党也通过决议称：为完成救国大计，对内共守和平统一。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在西安事变的谈判中，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参与，从而实现了国共高层谈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高层谈判继续进行。卢沟桥事变后，中共即发表宣言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参加抗战。红军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指挥。以此为基础，各地方实力派纷纷云集南京，表示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至此，中国这个分裂了多年的国家终于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对此，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实行停战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状况”(21)。
反对摧残救亡运动，是西安事变的另一重要内容。张、杨在救国八项主张中指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22)事变爆发后，张、杨立即在陕西释放政治犯；同时，成立民众指导委员会，任命王炳南、宋黎等五人为委员，统一指导民众救亡运动。西安原有的各救亡组织如“民先队”、“东救”、“西救”等异常活跃，各民族、各阶层、各界救国会纷纷建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安各学校学生纷纷组织宣传团，下乡宣传抗日，做组织民众的工作，使西安成为继北平、上海之后的第三个救亡中心。陕西的救亡运动推动了全国的救亡运动。这次事变后，蒋介石对民众救亡运动的态度也有相当改变。1937年7月，蒋介石释放了七君子，8月，释放了包括前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在内的一大批政治犯。
综上所述，日本的疯狂侵华，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必然。西安事变这一突发性事件，大大加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进程。这一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使其加快了全面侵华步伐，而这又最终导致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导致了中国抗战的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败亡。
① 《蒋梦麟被邀谈话》，《大众生活》第1卷第4期，1935年12月。
② 《蒙藏旬刊》第3期。
③ 朱杰勤：《美国华侨》，等497页。
④ 1935年10月1日，巴黎《救国时报》
⑤ 《青年爱国主义愤》，《大众生活》第1卷第8期，1936年1月。
⑥ 《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1936年1月。
⑦ 《马相伯先生对美记者发表谈话》，《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第4号，1936年4月。
⑧(17) 杨虎城：《兵谏的意义》，《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4、15页。
⑨ 《论联合战线》，《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1936年1月。
⑩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
(11)《申报》，1931年11月30日
(12)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219页。
(13) 《国闻周报》第13卷第44期
(14)(16)(18) 《张学良杨虎城告全体将士书》(1936年12月16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20、22、20页。
(15) 《“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8页。
(19)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6、1、31)，《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第156页。
(20) 1937年2月9日《新中华报》。
(21) 转引自：吴天咸：《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一个转折点》。
(22) 张学良、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通电，《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4页。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