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送蒋回宁原因探析
汪春劼 叶扬兵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协助和其他各方促成下，张、杨两将军一本初衷，当蒋介石口头允诺六项“联共抗日”条件后，便于25日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的爱国义举，极大地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此，国内史学界一致给予高度评价，但对张学良在放蒋同时又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事，则见仁见智，看法不一。这里，笔者仅就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原因进行探析，以进一步认识张学良的思想和为人。
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是
张亲自送蒋回宁的基本动机
人们对张学良是否有必要亲自送蒋回宁存在争议，但在张学良看来，亲自送蒋回宁是十分必要的。其具体理由是：
第一，亲自送蒋回宁可以消除世人对西安事变的误解和责难，争取舆论同情和支持。
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举国震惊，世界瞩目。在国内，除了事变当地的救亡组织和民众外，大多数国人对张、杨扣蒋的惊险之举，颇有责难。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是全国抗日救亡团体的总领导机构，最能广泛地代表当时一般的民意。1936年12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出紧急宣言，在赞扬张、杨八项主张，希望南京政府“遵重民意，和平解决陕事”的同时，也明确反对张、杨采用兵谏方式扣留蒋介石，声称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不幸”，“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并要求张、杨“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①不仅如此，不少人甚至还严重误解张、杨发动事变的动机。张、杨在事变第二天即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自己是不满于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镇压政策，“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②，同时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但在许多人看来，张、杨的八项主张可能只是争地盘争权力的幌子。就连力主对西安和平谈判的宋美龄，也对张、杨的八项主张“初未加以重视”，以为“盖张学良以西北地瘠民贫，驻军其间，早感不满，故测其所提政治条件，实只备为移调丰腴省份谈判时之籍口。”③同样的看法，在冯玉祥12月13日致张学良电中也有所流露。冯电首先要求“先释介公回京”，并指出：“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④
在国际上，苏联严厉谴责西安事变，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指责张学良与亲日派汪精卫有“亲密关系”，“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揭抗日旗帜，实则转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⑤。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出于“个人野心”，希望为自己“争取较好条件”。⑥
当然，随着事态发展，张、杨的爱国动机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不过，在当时相当一部分人中仍存在严重误解。有鉴于此，张学良认为有必要通过亲自送蒋，向世人昭示自己坦荡无私的爱国胸怀，也向世人表明他有妥当处理惊险之举的能力，借此消除世人对西安事变的误解和责难，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利于抗日形势的发展。
第二，亲自送蒋回宁可以巩固西安事变成果，敦促蒋介石履行诺言。
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宁的动机之一，就是敦促蒋介石履行其在西安许下的诺言，促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早日成为现实。用张学良的话来说：“也有讨债的意思，使其答应我们的事(指联共抗日等主张——引者注)不能反悔。”⑦蒋介石被释放后，是否履行诺言，直接关系到西安事变的目的能否真正达到，团结抗日的局面能否真正形成。这是西安方面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是张学良所特别关心的。早在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一致认为，蒋介石仅仅口头允诺谈判协议远远不够，它并不能保证蒋回南京后履行协议。因此，他们主张，只有在有保证的条件下才能释放蒋。其中，有的提出蒋必须在谈判协议上签字，有的则要求蒋先释放救国会领袖“七君子”，先使潼关的中央军东撤。对此，张学良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些意见都是“行不通的”。他指出，逼蒋下令实现上述保证条件也可以做到，不过，“这是我们逼着他下的，不是他心甘情愿下的”，因此，蒋回南京后“一定会心存报复”，“开出潼关的中央军又开回潼关以西来了，释放的爱国领袖又被逮捕起来”。⑧在张看来，所谓“保证条件”对蒋回南京后履行协议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所以，张力主只要蒋原则上同意协议就将其释放。那么，张学良又如何确保蒋回宁后履行诺言呢?张想出的办法是“抓他(蒋介石)的心”，⑨即用亲自送蒋恢复蒋介石的领袖权威，以至诚感动蒋，化解蒋心中的怨恨和敌意，敦促其自觉履行协议，正如张氏所说：“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这样，他所答应的条件也就不致于反悔了。”⑩
第三，亲自送蒋回宁可以维护蒋介石的领袖权威，以利于团结抗日。
张学良从现实政治实力出发，认为蒋介石掌握着中国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大权，是“中国实际统治者”。因此，他一贯拥护蒋介石的领导，期望在蒋领导下，团结全国，一致对外。即使在1936年春，当张学良毅然放弃“剿共”政策，转而实行联共抗日主张时，仍坚持拥蒋立场。他在延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时，建议中共采取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政策，而他自己则从内部劝说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其后，由于多次劝谏无效，张学良才迫不得已举行“兵谏”，以特殊方式促蒋改变政策。必须指出，张当时反对的是蒋的误国政策，而不是蒋的个人领导。相反，张从其拥蒋立场出发，声称“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11)正是本着逼蒋抗日的初衷，张学良在蒋口头允诺六项条件后即将其释放。
张学良认为，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是一个“重大打击”，必须用亲自送蒋这种方式才能恢复和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以利于团结抗日。就短期而言，张学良很关心蒋回宁后的政治地位。在张看来，南京政府内亲日派在事变期间已有借机取代蒋的阴谋。张担心，蒋回宁后，亲日派会借西安事变的打击来削弱蒋的政治权威，这无论是对抗战大计，还是对蒋履行在西安的诺言都很不利。因此，张想通过亲自送蒋，使蒋恢复领袖权威，让其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坏话”。(12)就长期而言，张学良认为中国的抗日事业还须蒋介石来领导。既然西安事变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使他没面子，那么自己就“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使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办事”。(13)他说：“人家是委员长，我不送他回去，叫人家怎样领导抗日。”(14)显然，张学良想通过亲自送蒋以维护蒋的领袖权威，使其能更好地领导全国抗日。
由上可知，张学良认为亲自送蒋回宁，可以消除世人对西安事变的误解和责难，敦促蒋介石履行诺言，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以利于团结抗日。正是这种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张亲自送蒋回宁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动机。
过于乐观地估计送蒋形势是
张亲自送蒋回宁的认识原因
前述张学良从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认为有必要亲自送蒋回宁。作为当时在中国政坛上纵横一时的风云人物，张学良势必会对亲自送蒋作一番权衡。事实上，正是他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亦促使他坚定了亲自送蒋的决心。
张学良虽不无顾虑，但更幻想蒋介石不会对其加以报复。张认为自己与蒋介石关系特殊，曾多次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极其巨大的帮助。1929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在粉碎日本侵略者分裂中国东北的图谋的同时，极其有力地帮助蒋介石南京政府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鏖战正急时，张学良突驱东北军大举入关，使阎锡山、汪精卫的扩大会议一哄而散，冯玉祥、阎锡山部队全盘瓦解，为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力挫群雄，树立其在中国政坛上的独裁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代蒋受过，被国人讥为“不抵抗将军”，处境尬尴，并于热河抗战失败后，在蒋暗示下通电辞职，出洋考察，又助蒋度过一道政治难关。同时，张学良与蒋私人关系也较密切，能和蒋说一些别人不能说也不敢说的话，所以张说：“我们的关系特殊。”(15)张估计，蒋可能对其尚念旧情。就西安事变而言，如前所述，张学良认为扣蒋虽是对蒋的一次重大打击，但这是对事不对人，是反对蒋的剿共政策，而不是反对蒋的个人领导。相反，他明确表示要拥蒋抗日。在事变期间，他对蒋仍以部属身份相待，问惊致歉，执礼甚恭，且本着逼蒋抗日之初衷，力排群议将蒋释放。张意蒋对此一清二楚，虽有所怨恨，但也会有某种程度的谅解。为了恢复和维护蒋介石的领袖权威，进一步赢得蒋的谅解，他决定亲自送蒋回宁。他估计这样可用诚意感动蒋，化解蒋心中的怨恨，谅蒋不至于施加报复。所以，12月24日，张对孙铭九说：“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16)事实证明，这只是张的一厢情愿。其后，张被拘禁在浙江溪口雪窦寺时又对邵力子表露了同样的想法。他说：“我亲自送蒋委员长回京，是为了恢复委员长的威信，我到南京请罪以后，委员长若是叫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这样一送一赦，岂非千古美谈。”(17)由此可见，张学良送蒋回宁时，确实对蒋抱有幻想，认为蒋可能不会报复自己。对此，周恩来当时曾分析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18)
除了幻想蒋介石不会报复外，张也认为蒋不一定敢对其施加报复。西安方面当时扣押了南京政府十余名军政大员，50架战斗机，几百名航空人员，这为张送蒋去宁后的安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西北方面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特别是十几万东北军的存在，蒋介石即使想报复恐亦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两点，张学良在送蒋回宁的前一天就向部下讲明了：“你们要知道，我不是光杆一个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有东北军力量在，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团结力量在，他(蒋介石)不让我回来能行吗?何况我们这里还有南京的十几个大员呢，怕什么?”(19)张学良到南京后被拘，当阎宝航前去探视时，他“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20)显然，张当时依然确认，只要西安方面团结一致，他还是可以回去的。
“蒋介石可能不会报复、也不一定敢报复”的认识，是张学良过于乐观地估计送蒋回宁的形势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为国牺牲精神和英勇果敢个性
是张亲自送蒋回宁的重要因素
前文述及张学良对亲自送蒋的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但这并不是说，他全然未考虑到送蒋可能带来的危险。西安事变期间，许多人认为，张如放蒋，必将遭蒋报复打击。在他们看来，“擒虎容易放虎难，如果放虎归山，蒋遭此打击，岂能善罢甘休。”(21)冯玉祥也对人说：“‘捉虎容易放虎难’这句俗话，难道汉卿都不知道?”张学良尽管对蒋抱有幻想，但心中不无顾虑，因为毕竟不能排除蒋对他报复的可能性。且杨虎城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不少将领都认为，蒋为人“狭隘偏私，毫无信义，睚眦必报”。(22)对此，张纵然不完全认同，但无疑会对蒋的报复有所警惕。实际上，张在送蒋回宁的当天(12月25日)对杨虎城说：“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如无其他变化，争取三天内回来，最多也不超过五天，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23)同时，张亲自交给杨虎城一份预先写好的致东北军将领的手谕，以备万一。手谕写道：“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即日”。(24)显而易见，张学良固然对送蒋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以为三五天即可回西安，但同时对送蒋后果也有另一种打算，并作了相应的人事安排。从张“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万一发生事故”的预计看，他对亲自送蒋回宁有可能发生的危险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既然张学良清楚地意识到亲自送蒋的危险，为什么他还会冒险亲自送蒋呢?
首先，张认为这个危险是无法避免的。张始终坚持拥蒋作领袖的立场，在他看来，如蒋真的要对他进行报复，他也无可逃避。他对劝阻其亲自送蒋的部下说：“照你这样说，为了避免他扣我，就只有不送。但是，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25)平心而论，张的话不无道理。其后杨虎城被拘禁也证实了张的分析。周恩来曾说过：“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能避免的。”(26)
其次，张学良具有为国牺牲的精神。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考虑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民族利益，而不太计较个人利益和安全。为国家民族利益，他甘冒风险，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和团体利益。正是由于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他为了抗日救国，甘愿冒着极大风险，扣留了蒋介石。在送蒋问题上，尽管意识到此行的危险，但他认为，亲自送蒋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大局。为此，他置个人利益和安危于不顾，甘愿冒险。12月23日，当张向几名贴身亲信透露自己亲自送蒋的决定时，遭到亲信们反对，他们力陈送蒋的危险。张回答说：“就是真的有些危险，我想应该首先看我们做的对不对，不应该首先看本身有无危险。我们发动这次事变，何曾只顾本身的利害?只要于国家民族前途有好处，于联共抗日前途有好处，有危险也应在所不惜。”(27)12月25日，张在接见高崇民时表示：“这件事件上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28)张学良的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再次，张学良英勇果敢的个性发挥了作用。张将军敢想、敢做、敢当，有军人式的英勇果敢的个性。正是由于这种个性，初继父职不久，他即以断然措施处置杨常事件，巩固了其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其后，又不顾日本侵略者的阻挠和恐吓，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在西安事变中，他与杨虎城以巨大勇气，采取果断措施，作出了扣留蒋介石的惊人之举。同样，在决定是否亲自送蒋时，他的英勇果敢的个性再一次发生作用。他以一种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认为“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领送神，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29)他正视现实，认定“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30)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张学良清醒地意识到了亲自送蒋所存在的危险，但为国牺牲的精神和英勇果敢的个性，使他甘愿冒险亲自送蒋。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国牺牲精神和英勇果敢个性是张亲自送蒋回宁的重要因素。
①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182页。
② 1936年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报》。
③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④西北大学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49页。
⑤《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53页。
⑥《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37页。
⑦⑨(12)(13)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0页。
⑧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59页。
⑩(25) 转引自宋易风 习琳：《张学良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其思想基础》，西安事变研究会编《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11)《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12页。
(14)(16)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15)刘鼎：《谈<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98页。
(17) 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348页。
(18)(26) 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5页。
(19) 应德田：《回忆张学良和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356页。
(20) 阎宝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36页。
(21) 王式九《宋哲元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06页。
(22)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51页。
(23)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1页。
(24) 据张学良离陕手谕影印件。
(27)(30) 转引自鱼汲胜：《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6期，第33—34页。
(28)(29) 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第73页。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