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原因简析
林 元 刘全娥 于东红
1936年12月25日，当南京、西安和中共的三方和谈获得初步成功后，张学良将军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威信”，使蒋对联合抗日的“口头承诺”不至反悔，便毅然决然地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不久即演出了一场“扣张”、“审张”、“管束张”的丑剧，以至将张学良将军长期囚禁。论者多指出，蒋如此做就是背信弃义，施行报复，但并未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试就此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溯源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县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年轻的张学良从他父亲手里接过了对东北的控制权，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蒋介石第二次“北伐”占领平、津后，担心对东北用兵会引起日本的干涉，为了实现“统一”，改用拉拢利诱手段使张学良就范。张学良权衡利弊，不甘心受日本人的奴役，在1928年12月29日发表通电，宣布“改旗易帜”。从此，张学良依附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同蒋介石发生了政治关系。
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十分特殊，既不同于一般的军阀之间的关系，又不同于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曾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东北“改旗易帜”，使蒋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中原大战时，蒋、阎、冯在中原混战，胜负长期未决，张拥兵入关助蒋，促使阎、冯等反蒋势力瓦解；“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把东北军的海军和空军交给南京；热河抗战失败，张替蒋受过，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出国考察；归国后，他又倡导法西斯主义，全力拥蒋独裁，遵蒋令率部在鄂豫皖地区“剿共”，接着又到西北与红军作战。的确，对于蒋的统治来说，张学良可谓是劳苦功高。
蒋介石对张学良，在利用其实力的前提下也是恩宠有加。张在东北“改旗易帜”后，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在东北有相对独立的军权、政权和财权；中原大战后，张被封为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其管辖范围扩大到六个省以及平、津两大城市，地位和势力仅次于蒋介石。
张蒋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私人感情也较特殊。张与蒋是结拜弟兄，但张尊蒋如同父执，蒋对张也十分偏爱；张家与宋家的感情也很亲密，张夫人于凤至曾拜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与宋美龄以姐妹相称，这自然又使张蒋关系增进了一层。因此，张学良说过：“我们的关系特殊。”①
正是这种政治上、私人感情上的特殊关系，成为张亲自送蒋回南京，蒋对张扣而未杀的重要原因。
当然，张蒋特殊关系的背后也日渐滋长着矛盾。“九·一八”事变和热河抗战中，张学良由于执行蒋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使大片国土沦丧，心理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因而他的思想开始露出变化的痕迹。在西北“剿共”过程中，张部连遭惨败，蒋不仅不予补充和抚恤，反而取消两个师的番号，加以嘲讽。从此，张蒋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张以至激化。在全国抗日救亡高潮的推动下，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张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积极主张停战抗日，而蒋变本加厉地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张多次向蒋进谏，蒋均严辞拒绝，两人的政见冲突已无法化解。出于无奈，张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逮捕了蒋介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张扣蒋的目的仍是逼蒋抗日，拥蒋抗日，而非杀蒋抗日，因为张依然相信只有蒋才能统一各种力量，领导全国抗日，收复失地。
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心理活动
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与他当时的心理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西安事变中，蒋的心理活动的总体特征是不平衡，但在不同的阶段又有不同的表现。第一阶段，从蒋听到枪声到被捉，其心理状态先是震惊，继而是恐慌。蒋闻枪声，“仓卒不得钥匙，乃越墙而出。”②张惶之际，想不到“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③这一失足“摔伤脊梁骨，碰破了脚，还丢了一只拖鞋。”后来，宋美龄追述道：“十二日事变发生之晨，枪声四起，委员长未着棉衣，备受严寒之侵袭。”⑤“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第二阶段，从蒋被捉后到宋美龄来西安相见，蒋的主要表现是色厉内荏并有一种羞辱感。蒋见张后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⑦但是，当孙铭久等前往新城大楼接蒋介石搬家，而蒋误以为是要枪毙他，顿时面色大变，说道：“这是公共的地方，我不到旁的地方去，让我死在这里吧。”⑧第三阶段从蒋夫妇相见到回南京前，蒋既进行口头上的许诺，又想保持自己的“领袖人格”，急于摆脱困境。第四阶段，从蒋离开西安到南京扣张，蒋既不敢完全背弃联合抗日的诺言，但又对自己被部下扣押心怀忌恨，故而施行报复。蒋先发表所谓的《对张杨的训话》，以显示自己的“人格”威力，接着便为扣张设圈套并诱骗张电令释放南京被扣大员和写“请罪书”。
蒋扣张不仅与他的心理极端不平衡有关，而且还可以从他的个性中看出究竟。笔者认为，蒋最鲜明的个性有如下几点：一是私欲过重。胡汉民曾说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⑨二是气量狭小，睚眦必报。续范亭指出：“汉卿又一时失策，亲自把蒋送回南京。……何况蒋介石的秉性是世人皆知的，他地地道道地就是《红梦楼》中的那两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果然，他一缓手就把汉卿给囚禁起来。”⑩杨虎城亦颇有预见：“蒋介石气量小，又极阴险，放了他，将来他一定会大肆报复。”(11)三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蒋桂战争前，蒋称李宗仁为“忠实同志”；蒋桂战争发生后，则曰“党国叛徒。”蒋冯战争前，蒋电冯说：“弟……自入党以来，未曾卖友，亦未曾杀戮革命同志一人。”“至若兄与弟，言公则兄为革命元勋，言私则我辈誓共生死。且兄又居弟之长，弟若稍有不利于兄之处，则人格破产，信用扫地。”但时过二十三日，则对冯玉祥“开除党籍”，“下令拿办”。(12)蒋的这种个性，用他自己的话说，谓处世作人的要道在于随机应变。
三、扣押张学良是蒋介石分化“三位一体”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于军阀来说，军队就是他的命根子，失去了军队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事实上，军队的多少强弱是衡量一个军阀权势和地位的主要尺度，地方军阀如此，蒋介石也不例外。自蒋上台之后，他利用自己手中的军队不断发动内战，不仅大大扩充了军事实力，而且将国民党的党权和国家的行政、财政、外交诸大权集于一身，所以能够随心所欲地对全国发号施令。
1936年夏秋，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即第十七路军为了抗日救国，三者推诚相见，相互合作，形成了时人所称的“三位一体”。当时，陕甘地区的东北军约13万人，西北军约3万人，红军约5万人，三者合计达20多万人，其军事力量不可轻视。同时，他们背靠蒙古，西接新疆，具有地缘政治上的良好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虽然回到了南京，但仍感到西安的“三位一体”是对其统治地位的莫大威胁。
古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用兵之道，对于学过军事的蒋介石来说自然熟知。加之蒋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积累了许多实际经验，因而他认为解决西北“三位一体”的最好办法，除了继续进行军事威胁外，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的分化和瓦解。陈端在致孔祥熙的电报中替蒋道出了秘密：“关于陕省问题，如中央决以军事解决，势必全部赤化。匪兵及民团集合，为数亦近廿万人，一经接触，势必向晋豫流窜。星火燎原，深为国家前途隐忧。最好设法将东北军调回原防和陕军分开，并与赤匪分离，然后徐图分化瓦解，则事半功倍，免致激成大变。”(13)
“擒贼先擒王”亦是中国的一条古训。在蒋看来，张学良无疑是东北军的“王”。军阀的军队，大都是以某个个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一种思想来维系的；一旦失去了这个中心人物，它的内部便会分崩离析。在半殖半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无庸置疑，蒋介石扣押张学良，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原先，有张学良在，东北军的团结是能够维持的。但现在张被扣回不来，某些高级将领便从自身利益和前途出发，公开向蒋讨好或暗送秋波。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很快分成了主和与主战两派，导致了“二·二”悲剧的发生。
张学良又是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之一，如杨虎城所说：“张汉卿不回来，我们的事很难办。首先就是团结问题。东北军内部本来就不够团结，他们与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张汉卿能回来，东北军内部有个中心，就不会出大问题，东北军与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就比较容易。能团结，就有力量。张汉卿不回来，整个团结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撑持不了这个局面。”(14)正因为东北军失去了核心人物，加上南京的威胁利诱，东北军的骑兵十师师长檀自新、一○六师师长沈克、炮六旅旅长黄永安以及炮八旅均叛张投蒋。就连杨虎城手下的四十九旅旅长王俊、陕警三旅旅长孙友仁、警备二旅的沈玺亭团、唐得楹团也跟着先后宣布与杨脱离关系，其兵力已占杨部之半。最后，东北军被迫东调，西北军被肢解改编，红军退回陕北(中共中央在东北军中的活动方针是：“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15)“三位一体”不复存在，杨虎城被迫下野出国考察。
“三位一体”内部离心力的日益加剧，为蒋介石长期扣押张学良提供了一定的契机，而扣张又是进一步激化“三位一体”内部离心力的重要催化剂。
四、维护南京政府的权威，挽回自己的“领袖人格”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政府的权威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也是对付一切异己因素的镇慑力量。
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蒋介石则集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于一身。他一再鼓吹“政治的要旨就是以人为本。”“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完满负责。”他更主张：“党员的一切都要交给党的领袖，要忠于一个领袖。”(16)曾经一度担任蒋介石顾问的弗兰克林·赫回忆道：“委员长走到哪里，真正的政府权力就在哪里。就权力而言，他是一切方面的头儿。”(17)
张、杨发动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无疑符合历史的潮流，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张杨两人也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但另一方面，它却触犯南京政府的权威，破坏了蒋介石的“领袖”形象，违背了蒋介石的政治观。南京政府和蒋都不会容忍这种行为。因此蒋离开西安后，发表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话》，大肆吹嘘其“领袖人格”。接着扣张、审张并给张加上“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而予以判刑监禁军事管束，使张失去人身自由50余年。
不可否认，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南京政府的权威，维护其“领袖的人格”。鉴于西安事变时，南京政府内部何应钦是“戏中有戏”，欲去蒋而代之；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各存异念，蒋介石这次“整饬纲纪”是有重要的威摄作用的。正如宋美龄所说：“张之请求，亦具有特殊之意义，足使以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18)
五、国内国际形势为蒋扣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华北事变使日本的侵略魔爪进一步深入华北，中日民族矛盾变得异常尖锐。“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19)“存则共存，亡则俱亡。”(20)西安事变爆发后，各种社会力量都或明或暗地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并大多倾向于团结抗日。
当时，各地方的实力派大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冯玉祥表示：“外侮日深，国家风雨飘摇，谋国内和衷共流，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21)阎锡山说他对事变“抱无限之悲痛”，“惊痛无似”。(22)其他实力派如刘湘颂蒋“劳苦功高，为全国所当然钦崇爱戴，在内忧外患交迫之时，尤为全国军民所必须之领袖。”宋哲元、韩复榘对事变的态度是“惊痛无已”，还要求“保护领袖安全”。(23)
与此同时，由于南京政府掌握着全国的主要舆论工具，对西安进行封锁并大肆诬蔑，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只是对国内形势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忧虑。如杜重远给黄炎培的信中就指出：“凡属国人，莫不痛心，”“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总之，全国的拥蒋浪潮在事变后迅速高涨。
既然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倾向于拥蒋抗日，蒋被释放回南京后自然会感到身价倍增。同时，蒋也能从这种全国舆论的大趋向中意识到，形势已不利于张学良和西安，扣张对于中国抗日仅是小事一桩，不至于引起全国舆论的过份关注，西安方面也不可能为救张而重开内战。
另一方面，张学良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初衷，个人的生死荣辱已置之度外。亲自陪送蒋回京，他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曾多次表示，当蒋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则我愿意承认任何责罚，甚至死刑。”(26)“人不是为自己而活着，而是为别人而活着。”(27)“只要合乎抗日救国的主张，个人牺牲在所不计。”(28)“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29)张学良被管束后，仍写信给部下和幕僚：“凡有利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这不仅表明了张学良的一腔爱国之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国内总的政治趋向。
从国际环境来看，德意日法西斯十分猖獗，日本与英美在华矛盾也日益突出和尖锐，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损害了英美在华的利益。
事变发生后，英美十分关注，因为蒋介石是英美在华利益的代表者，蒋的生死关系到英美的切身利益。因此，英国外相艾登在说到事变时“实引为莫大之遗憾”。(30)《泰晤士报》则攻击张学良是出于“个人的野心”。(31)美国基本上与英国持相同的立场。与英美有密切联系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在调停西安和南京双方谈判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苏联当时并不了解事变的真相，曾通过《真理报》和《消息报》对张、杨进行谴责，但其本质上仍主张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这种大多支持蒋和南京政府的国内国际舆论环境下，蒋介石成为国内外的热点人物。这就使蒋感到扣押张学良不会有太多的舆论压力。
总之，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并非仅仅是出于简单的报复心理，更重要地是为了分化“三位一体”，维护南京政府的权威，挽回自己的“领袖人格”。然而，尽管张杨及其部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来说却是“从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32)张学良的爱国壮举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功于抗战事业，有功于国家民族。
① 刘鼎《谈西安事变》，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98页。
②③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同上492页。
④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217页。
⑤⑥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同①，第514页。
⑦⑧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118页。
⑨ 《胡汉民传》，引自陈选康《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与蒋介石》。
⑩ 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21页。
(11) 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同①第264页。
(12) 均见蒋介石在冯蒋战争时的电报，引自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人民出版社1948年2月版，第52页。
(13) 《历史档案》1981年创刊号，第77页。
(14) 同⑦，第178页。
(15) 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6年第4期。
(16) 《蒋介石演讲录》，引自《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
(17) (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4月北京第1版第279页。
(18) 同⑤。
(19)(2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会议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第427—433页、444—446页。
(21)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62页。
(22) 《国闻周报》第13卷第50期。
(23)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台北《革命文献》第94辑。
(24) 1936年12月24日北平《世界日报》。
(25) 《黄炎培日记》，第43册。
(26) 1936年12月19日张学良致费拉塞的电报。
(27) 孙玉清《张学良在台湾》，《新观察》1985年第1期。
(28)(29) 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30)(31)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12、137页。
(32) (美)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395页。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