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与西安事变
邢建榕 李敏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但不到二个星期，奇迹般地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参与事变或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当事人，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周恩来等。本文论述的是一位外国人，即蒋介石的私人顾问W·H·端纳(1875—1946)。笔者认为，他在西安事变中的杰出表现，与上述人物同列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南京收到了提出八点主张的西安通电。端纳与孔祥熙、宋美龄等在上海，得到“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但因西安与外界一切通讯联系中断，无法确知详情，宋美龄似无所适从，并担心蒋介石被杀。“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端纳为稳定宋美龄的情绪，对她说：“第一，我不相信少帅会搞兵变，第二，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①所言或许有对宋美龄的安慰之辞，更多的是基于他对张学良的深切了解和信任。不久前，他与张学良在南京有过一次长谈。张向他流露了不愿打内战，而愿枪口对外，实行抗日的思想情绪，同时一再申述他对蒋介石的忠诚。
13日上午七时端纳随宋美龄、孔祥熙坐火车抵达南京。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已陷入一片混乱，国民党各派别在如何处置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意见分岐。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和端纳等人反对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希望在西安局势进一步明朗化后再作定夺。宋美龄与亲日派何应钦进行了激烈争辩，认为探明事变真相，营救蒋介石脱险才是当务之急，“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端纳站在宋美龄一边，也力阻“讨伐派”采取强硬手段，对何说：“没有弄清真相之前，不能进攻西安。”
但南京谣诼汹汹，“讨伐派”更是推波助澜，说蒋介石已经被杀，西安古城插遍红旗，张杨通电全国的八点主张，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翻版等等。宋美龄、端纳则相信蒋介石还活着，端纳对何应钦说：“你说委员长已经死了，我说他还活着。”②实际上，双方均凭主观猜测。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决定派端纳去西安，他在华的传奇经历和特殊身份，使他足以担此重任。
1903年，端纳以记者身份来华采访，最先揭露日本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密约。后投身政界，在他旅居中国的近四十年中，以充当中国政坛要人的顾问而出名，如张人俊、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和蒋介石等，人称“中国第一顾问”、“最显赫的客卿”。并以其为人刚正直率，富有政治远见而著称。1934年后，他一直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任蒋介石顾问之前，他是张学良的私人顾问。蒋视他为“宾”，张视其为“师”。端纳与宋美龄的关系，亦非同一般。辛亥革命前后，他与宋美龄之父宋耀如同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两人结成异国知音，关系十分密切。宋美龄尊他为父辈，对他的才识推崇备至，因此力荐端纳入幕蒋氏。
端纳接受宋美龄的委托，慨然表示“义不容辞”，立即西行。于13日秘密飞离南京，同行有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任端纳的翻译。
离京前，端纳和宋美龄通过新架设的电台，致电张学良，告诉他端纳拟往西安，请“不要袭击他的座机”，并盼其即复。张学良得悉后，对端纳前来表示欢迎，答称：“君能来此一视，甚佳。”但不知何故此复电未及时传至。
傍晚时分，端纳飞至洛阳。由于未得到张的复电，不敢直飞西安。晚上，西安方面依然渺无音讯。端纳打电话给宋美龄，说不管张学良有无复电，决定于明晨飞赴西安，不计后果耳。至14日晨，端纳准备冒险出发之际，宋美龄忽来电话，告诉他已收到张之复电，欢迎他入陕。
(二)
12月14日，端纳抵达西安，即会晤张学良、杨虎城，了解到事变的真相和西安方面的真实意图。张、杨一再表明，此次事变实出于抗日救国的诚意，目的就在于逼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无任何个人恩怨夹杂其中，更谈不上杀蒋，亦无中共或共产国际的幕后参与。这使端纳深感宽慰。他认为，西安的局势虽然极其复杂，但不是无可挽回的，如果南京方面处置得当，释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以后，他处处以此为基点，向各方调解斡旋，收效甚大，为和平解决事变铺平了道路。
端纳在见到蒋介石后，说了他的想法：“我这次是受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的情况有所了解。我首先告慰你，就是张将军对你并无加害之意，只要你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实地拥戴你做他们的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二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的心思一转。”④
此番话，缓和了蒋介石恐惧而狂躁的情绪。12月12日蒋被送至西安时情绪异常：拒绝进食，因跳墙时筋骨受伤，整天躺在床上。不愿见任何人，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谈判，不愿搬离条件很差的新城大楼，生怕出去后遭到不测。对张杨更是厉声斥责，怒目相向。在端纳到达西安后，还写下“遗嘱”托他转交宋美龄。这样，西安方面在对蒋的处置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之中，既不能杀，亦不能放，形成僵局。《纽约时报》记者哈里特·阿班德发回的报道引用端纳的话说：“蒋对张一语不发，紧闭嘴唇。”⑤
蒋氏没想到，第一个从南京飞来探望他的人，竟是他的外籍私人顾问，不禁深受感动，事后说道：“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
宋美龄托端纳转交蒋介石一函，要蒋保重，信末有南京方面“戏中有戏”一句，暗示讨伐派别有用心。蒋介石见信后哭了。端纳又向蒋氏介绍了南京方面的情况，使他感到南京的情形，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仅他的领袖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而且他的生命亦时处危险之中，毫无保障。令他惊异的是，这种挑战和危险竟来自南京。这点对蒋的触动甚大，使他头脑清醒不少。端纳进而表示希望蒋介石耐心倾听“西安人民的意见”，而“不必固执己见，以便为离开西安铺平道路”。蒋闻言思想开始松动，同意迁居高桂滋公馆。端纳沟通了西安与南京之间的联系，向外界传递出了准确可靠的消息，从而稳定了局势，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内战。端纳抵达的当天夜晚，即致电宋美龄，报告蒋介石“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待在侧，”并代邀宋美龄或孔祥熙入陕谈判。宋美龄惊喜若狂，因系第一次获得来自西安的可靠消息。事后，宋称端纳来电，实为“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之主张未误”，亦即坚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
翌日(15日)下午，端纳飞赴洛阳，通过长途电话同宋美龄详细交谈。尽管端纳传递出了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西安的局势也有所缓和，但考虑到讨伐派的军事行动仍随时可能爆发，若端纳重返西安，“或有生命之危险，”宋美龄劝他三思，可迳返南京。但端纳谢绝了她的好意，他曾与张学良约定，一俟通话完毕，即重返西安。何况事情刚刚才有起色，不能半途而废。当日，他冒着风雨飞返西安，继续他的斡旋活动。
蒋介石听完端纳的汇报后，考虑再三，写了一封致何应钦的手令，下令停战三天。
端纳还多次约见记者，澄清外间的谣诼。大意是“委员长健康如恒，张学良已承认劫持领袖之错误，唯自称其动机纯为爱国。”因此，只要处置得当，“尽早释放委员长是有希望的”。而南京的某些人士不惜以委员长的生命安全为代价，来处理西安危机，实属不智。这些言论经中外传媒相继报道，起到了很大的澄清事实的作用。
端纳的西安之行，始终遭到南京讨伐派的阻挠和中伤，甚至仇视。讨伐派指责端纳的言论明显袒护张学良，甚至猜测他已为张所控制。即使事变和平解决后，讨伐派仍对他耿耿于怀，指责他“出卖”了中国，是“卑鄙”的张学良的同伙，要求武装驱逐他出中国。端纳坦然表示：如果有人把他驱逐出去，他决不会介意。此事遭到蒋介石夫妇的干涉，散布这一谰言的人，后来不得不向端纳道歉。
(三)
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端纳的斡旋活动卓有成效，取得重大进展。
端纳到西安后，明确表示了他对事变的看法，即尽早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是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途径。因此，他一方面支持张杨的八点主张，认为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是导致事变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反对“扣蒋”，认为此种“兵谏”手段，会在中国和世界舆论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应当确保蒋的生命安全，并尽快“释蒋”，以向世人显示出中国已重新获得统一。他说，如果拒绝这一劝告，就等于替日本效力，不利于抗战大局。作为张学良的前任顾问，端纳的直言率语，对张学良触动很大。
12月17日，应张学良邀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到达西安，事变的进程掀开了新的一页。
19日端纳接到宋美龄的来电，告知宋子文将赴西安谈判。力排众议的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到达西安，同蒋介石、张学良、周恩来进行了交谈，得知西安情形，蒋介石的安全情况，特别是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心中颇感欣慰，于21日匆匆返回南京。
宋美龄认为和平解决事变已到关键时刻，因此，她实有亲赴西安之必要，“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12月22日，端纳不顾劳累，又陪宋美龄同机飞赴西安。同行者还有宋子文、蒋鼎文、戴笠等。在飞机上，端纳提醒宋美龄，“同少帅谈话时应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要伤了感情。”并且还有一个小插曲：宋美龄因恐遭不测，将一把小手枪偷偷塞给端纳，“坚清彼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宋美龄)，万勿迟疑。”端纳唯有好言劝慰而已。
宋美龄到达西安后，很快同蒋介石相见，并且和张学良进行了长谈。她对张说，目前事已至此，唯一的问题是怎样解决事变，为此她愿意见任何人，即使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也愿为代见。在宋到达西安之前，“蒋介石一直拒绝会见任何共产党人”。⑩也就是说，从17日到22日之间，周恩来与蒋介石没有见过面。
端纳赞成宋美龄直接与中共代表谈判。宋美龄就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向端纳征求意见时，他不仅干脆利索表示支持，而且要求尽早安排。他知道，不迈开这一步，事情无法取得进展，而且就他个人的印象来说，他极其钦佩周恩来的为人。
当晚，宋美龄与周恩来的会谈，长达两小时。周意气风发，侃侃而谈。他那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干练风度，给宋美龄留下了深刻印象。
23日，西安、南京和中共三方面代表举行正式会谈，讨论和平解决事变以及释放蒋介石的条件。谈判一开始，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在此基础上，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各方达成了初步协议。
至此，僵局最后打开，释放蒋介石已是势所必然。24日和25日，周恩来两次会晤蒋介石，并与各方多次协商，商讨最后解决办法。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各方终于就释放蒋问题又朝前走了一大步，由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在一份保证文件上签了字，端纳作为一名“见证人”也在文件上签了字。(11)在这份保证文件中，蒋介石同意：(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清除出去。
12月25日，一早醒来的蒋介石收到了端纳送的圣诞礼物——两根高尔夫球棒。蒋不禁笑了，这是他被扣以后第一次笑。他在被扣期间，哭过一次，笑过一次，有趣的是两次都在端纳面前。就在这天下午三时许，张学良匆匆陪同蒋氏夫妇、端纳、宋子文等人飞往南京。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
(四)
端纳因斡旋西安事变有功，获得国民政府颁授的最高宝石勋章。蒋介石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更加信任和尊敬他。端纳的名声就此远扬海内外。“这位以前的记者，如今已使自己成为国际新闻界追逐采访的对象了。”(12)在他的故国澳大利亚，有人建议应当选举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同胞当总理。这位“中国第一顾问”红极一时。
但对端纳来说，西安事变似乎是他在华经历的巅峰。事变的结局，令他感到失望和愤怒，加上其他诸多因素，导致他与蒋介石关系破裂，以致三年后他不辞而别。
①⑧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②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1936。
③ 《大公报》1936年12月15日。
④⑥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⑤⑨ E·泽勒：《中国的端纳》，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⑦ 张希贤：《蒋介石和他的六个秘书》，台湾书局，1986年。
⑩ 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
(11)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8,1937，转引自《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1期。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