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同志会对西安事变的影响
石八民
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国共合作抗日，对中国革命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次事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方面的力量在发生着作用。1936年7月由张学良将军建立的抗日团体“抗日同志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此就“抗日同志会”对西安事变的影响作一评论。
一、抗日同志会为事变在思想准备和群众基础方面作了巨大贡献
1936年7月，张学良将军为了“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的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①在东北军内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由“张学良将军为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久为行动部长。”②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东北军内的青年军官和许多共产党员，他们年轻气盛，思想激进，竭力要求抗日，反对内战。他们“许多人都掌管着东北军的机要部门，成为张学良将军的亲信。”③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的抗日热情，“对少帅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他贯彻统一战线路线”。④鼓动张学良团结抗日是他们工作的一个方面。他们工作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宣传。
早在1934年，张学良将军任鄂豫皖“剿匪”司令时，由于受法西斯思想影响，认为抗日“必须首先实现全国绝对稳定，真正统一”。⑤而这种统一，“不先消除内乱，不消灭共产党是不行的”。⑥对此，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应德田进言说：“应该齐心一致抗日，只有抗日才是中国的出路，”⑦并通过大量分析得出“不抗日而‘剿共’是中国自取灭亡的死路，唯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生路”⑧的结论。至于东北军，“更是不能参与‘剿共’，不抗日而用于‘剿共’，只有使东北军毁灭，永无打回老家之望。”⑨虽然张学良将军“沉默不语，没表示什么意见”，⑩但能够耐心地听完，就证明这种议论有可能对他产生影响，至少在他的思想上开始打下联共抗日的烙印。
1935年秋，东北军奉调入陕，围剿红军。这支部队“充满着强烈的反日情绪，而他们却被调到这里围剿红军”，(11)他们都是“无家可归，思念故土，厌倦内战的。对于继续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南京政府极为反感”。(12)特别是青年官兵，他们“思想非常激进，抗日情绪非常高昂”。(13)此时的张将军虽有抗日要求，却仍拥护蒋“攘外安内”政策。
在西安时，张学良给应德田一本有关明末农民起义与明政府军斗争情况的《绥寇纪略》，目的是让其“从这部书中找些‘绥寇的经验和办法’”。但应德田看后，不但认为“这本书名不符实，‘寇’没‘绥’得了，明朝却被‘寇’亡了。”而且借题发挥，引伸到“现在中国的命运，与明末相类似，而实际又大不相同。就外敌论，日寇甚于满清；依内部言，共产党绝非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可比”，“共产党是有纲领的进步政党，国家处于危险之际，它主张坚决抗日，是爱国的，这是毫无疑意的。”(14)由此他“希望副司令站的高，看的远，立定决心，驱逐日寇。”(15)虽然他的这些议论不算很深刻，虽然“张学良将军仍然不表示任何可否的情志”，(16)但在当时拥护“安内攘外”主张的张学良头脑中无疑会产生影响。虽然我们不能说抗日同志会的成员对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有决定性作用，但至少可以说，他们足以促使张把“联共抗日”视作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方法。
东北军中的许多共产党员参加了抗日同志会，他们始终坚持抗日宣传工作。早在1933年，共产党员刘澜波就在黄显声师“成立了一个军士连，由刘澜波任连长，并与中共党组织联系，聘请共产党员孙致远、康少逸、朱大光等任教官，用抗日精神训练下级军官”。(17)这为东北军以后的抗日工作做了干部上的准备。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不失时机地做着下级军官的思想工作，其抗日主张由这些下级军官逐渐渗透到士兵中去，这无疑使东北军的抗日活动有了群众基础。由于他们的抗日宣传，加之东北军入陕后连吃败仗，以及日寇加紧侵略中国等原因，使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在东北军内组织了以他为中心的抗日同志会。我们可以说：抗日同志会对张学良的思想由“攘外安内”到“联共抗日”的转变，起着催化作用。
东北军初到陕西连吃败仗之后，由于我党的抗日宣传及我党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使张学良年轻部下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少帅的秘书兼政治顾问苗剑秋曾劝他直接与毛泽东会晤，(18)这些直接影响了张学良将军，使他有了“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抵抗日本，日本最害怕的就是统一的中国，而只有抗日，中国才能实现统一，”“统一和抗日战争不能截然分开，现在，抵抗日本侵略已是实现国内统一的必然结果”(19)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与抗日同志会成员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1936年10月，抗日同志会的苗剑秋在蒋介石宣扬其“攘外安内”既定国策，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军官“王曲训话”后的第二天，为了使这些军人弄清形势，反驳蒋的政策，给全体学员讲话，说：“昨天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们打内战，打共产党，这简直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了无省无家之人，可是我们所有的东北军军官们竟然如此怯懦，难道连一个能比得上日本‘二二六’事件的英雄的人也没有吗?”(20)
苗剑秋的这次讲话，既抨击了蒋的国策，又旨在宣传联共抗日，虽然他的反蒋方式不一定合宜，但他讲话的效果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既驳斥了蒋的误国政策，又为西安事变做了一次动员和民意测验。即在思想上和群众基础上为西安事变作了准备。
抗日同志会很注意群众宣传工作，应德田曾写了一本《抗日的理论与实践》的小册子，“分析了中国抗战必胜，鼓励人们参加抗日战争”，(21)且“分发到许多干部手中”，(22)又在抗日同志会成员、共产党员刘鼎同志的提议下，出版了《文化周刊》，“宣传团结抗战的理论以及进步思想与文化，反对‘剿共’，驳斥‘攘外安内’的亡国谬论”。(22)这些正合亡省亡家的东北军人的心，势必会激发大家的抗日热情。这些持抗日观点的将士，便是“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抗日同志会，是东北军内抗日力量的一个小核心，通过他们所进行的“联共抗日”宣传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依托张将军对他们的看重，首先对张学良将军由“拥蒋剿共”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起了催化作用，其次，他们以特有的渗透力对东北军将士进行抗日教育，开展“东北救亡运动”和“反蒋联共抗日”的宣传活动，使联共抗日观念深入到东北军各个阶层。所以说，抗日同志会为事变在思想准备和群众基础方面做出了贡献。
二、狭隘的救张主张给西安事变结局造成严重的后果
抗日同志会的部分成员，对张将军的个人崇拜和不当的救张策略，使他们在事变的后期，坠入蛮干救张旋涡，给事变带来严重的后果。
抗日同志会的成员们，都积极地投入了西安事变，并为扣蒋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孙铭久卫队营的临潼扣蒋，应德田在设计委员会的工作等。
但是，在12月25日，张学良将军送蒋赴南京被扣后，抗日同志会失去正确和有力的指导。其中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命运与张学良将军完全联系在一起，整日提心吊胆，唯恐张遭遇不测。他们认为东北军“是以副司令为唯一中心的团体”，(24)三位一体的团结“只有副司令回来，才有可能继续贯彻”(25)。又认为王以哲有取张而代之的思想，因此他们要求不惜代价地救张，甚至于挑起内战。
张送蒋到洛阳后，即1936年12月26日，发电报给杨虎城将军，让放回被扣的陈诚等四人，此后以应德田为首的抗日同志会与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之间矛盾激化了。在是否放人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大相径庭。王以哲等认为“委员长已经走了，我们再留这些人毫无意义，送人情送到家嘛，这是副司令精神”。(26)主张放回陈诚等人。而应德田等人认为副司令送蒋到南京“是要把这些人当做他回来的保证”，(27)故而反对放人。在31日放回五十架飞机和飞行员等人问题上，双方也各执同样的理由。但最后都以王以哲等人的意见为准。
笔者认为，应德田等人的观点有偏于狭隘，因为，他们把迫蒋放张的王牌押在了陈诚等人身上，但没有认清蒋的本性，没想到假如蒋有意放弃这些大员，再以此为借口大打出手该怎么办?而且，救张将军最可靠、最有力的保障，并不是“大员”和“飞机”，应是东北军、西北军及红军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存在。这才是蒋最害怕的，也是他所奈何不了的。
在“大员”和飞机放走后，双方争执的焦点便转到撤军问题上。1月24日至30日几天中，西安方面同南京方面的顾祝同等谈判军事问题。南京方面提出撤军的“甲”“乙”两案，“甲案”可保住三位一体的存在，为避免内战，本应争取甲案的实施。但抗日同志会的一部分人仍以东北军是以“副司令个人为唯一中心的团体”为出发点，坚持“不惜破釜沉舟决一死战”，(28)这便与王以哲为首的东北军主和派乃至中共代表的主张发生了矛盾，后者认为，“甲案”既能保住“三位一体”，又不致发生内战，由此便可保障张将军回来，应争取甲案。双方矛盾很难调和。
1月27日，抗日同志会负责人找到中共代表团，“请求红军全力支持我们，打垮蒋军的进攻”。在周副主席“不宜用战争求得问题的解决”，“只要我们三方面好好的团结，保持强大的力量，营救张将军的办法很多”(29)的解释之后，他们坚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30)于是中央在“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的前提下，为维护三位一体，决定“我们同意打”。(31)中央的决定是出于维护团结才作出的，抗日同志会的负责人未能认识到团结的至关重要，而在以后的行动中走得更远。
在1月29日东北军的渭南会议上，应德田具有鼓动性的救张发言，使会议在异常激愤的情绪下，作出诀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之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这种决议势必会引起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反对。1月31日晚的王宅三方最高军事会议，作出了“宜和不宜打，坚决促成和谈成功”(32)的与渭南会议完全相反的决定。
笔者认为后者是正确的，因为张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要结束内战，团结抗日，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命运为重。主战派为救张而“不惜决一死战”，必然会引起更大的内战，会把中华民族推进深渊。救张固然是重要的，他是东北军的领导核心，而东北军又是三位一体的主力，但救张的手段，不应是“不惜决一死战”，若如此，不但与张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相悖，而且也救不回张将军；只有团结，只有三位一体的团结才能救张，这就是当时的形势。遗憾的是当时抗日同志会的领导人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2月2日抗日同志会成员主持枪杀了王以哲将军，东北军实权派在要求讨杀事件发动者的同时，离开前线，回师西安，导致东北军最后被调离陕西，破坏了三位一体。其严重后果便是使已走上抗日道路的东北军又回到蒋之手下，乃至被蒋分割、消灭，张学良将军也被长期囚禁。造成如此恶果，抗日同志会的后期领导应负主要责任。
总之，抗日同志会作为东北军内的一个秘密抗日组织，既做了许多联共抗日的工作，又给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目的的西安事变造成一些严重后果。笔者认为抗日同志会对西安事变有极大影响，既有功，也有过。
①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
②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③④ 尼姆·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加里福尼亚1961年。
⑤⑥⑦⑧⑨⑩ 同①。
(11)(12) 同③④。
(13) 《西安事变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14)(15)(16) 同①。
(17) 同②。
(18) 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
(19) 张学良：《抗日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西北大学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20) 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北·传记文学社，1972年。
(21)(22)(23)(24)(25)(26)(27)(28) 同①。
(29)(30)(31)(32) 同②。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