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陕西群众抗日救亡运动
王梅
西安事变是在国难当头，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为抗日救国而被迫发动的兵谏行动。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事件爆发于西安却并非偶然，是与陕西群众的爱国觉悟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活跃是分不开的。蓬勃发展的陕西群众救亡运动成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强大的群众基础和动力，促进了张、杨联共逼蒋抗日，也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契机。
(一)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政府的误国政策，全国人民异常愤怒，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迅猛展开。陕西地区此时属于抗日的后方，远离抗日前线。但经过大革命锻炼的陕西人民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和较高的政治觉悟，在杨虎城的支持下，陕西成为抗日宣传活跃，群众救亡运动发展较快的省份。
杨虎城是最早主张对日作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九·一八”后多次上书蒋介石，要求抗日，均遭拒绝，便意识到“希望蒋介石抗日是靠不住的”“只有他(蒋介石)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①遂在主持陕西军政期间(1930—1936年)，在自己管辖区内实施抗日救国政策，支持群众救亡运动。首先，杨虎城反对独裁统治，提倡思想信仰自由，允许抗日宣传。他大胆地任用南汉宸、李百龄、李仪祉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省政府的高级官员，任用共产党人蒋听松为《西安日报》社长，宋绮云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在部队中提拔进步青年，包括共产党员，象张汉民、童陆生、许权中等，默许共产党的抗日活动，并对地下党的组织“西北特支”给予经济支持，对徐彬如、谢华等地下党的抗日宣传也给予暗中保护……从杨虎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看，陕西省比国民党其他地区的黑暗独裁统治要开明自由。中共地下党员、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开明绅士都可以自由活动。宣传抗日，反对内战是自由的，对进步书刊也不加禁止，马列著作可以公开出售。形成了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名流大绅都可以毫无顾虑地宣传和谈论抗日救国的宽松政治环境，爱国抗日救亡思想深入人心。
其次，坚持民主办学、学术自由的方针，重视抗日爱国教育。为贯彻民主进步的教育方针，杨虎城撤换了一批保守落后的校长，任用进步知识分子，赶走反动教育厅长李范一，改用进步民主的李百龄为教育厅长。允许教师讲授、学生阅读马列等进步书刊，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九·一八”后尤其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抗日教育。要求各校将抗日救国贯穿在教育方针中。教师经常向学生讲授抗日救国道理，师生们编演抗日救国的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不仅如此，杨虎城还专门为一些学校配发武器，使抗日爱国教育和军事训练结为一体，为抗日培养能文能武的人才。
第三，反对国民党特务镇压爱国抗日运动，保护和支持群众的爱国救亡运动。“九·一八”后，蒋介石在全国各地广布特务，残酷镇压群众爱国活动，但在杨虎城的辖区内，群众的爱国热情得以保护和支持。1931年，杨虎城支持陕西教育界群众发动“驱逐李范一”运动，揭露反动教育厅长李范一的十大罪状，将其逐出陕西。1932年春，蒋介石派南京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到陕“整顿学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杨虎城以西安“没有大学，都是中学生，年纪小，恐不能理解戴院长高深理论”②为由阻止戴向学生训话。未果，即下令军警带枪不带子弹，以维护秩序暗中保护，“如学生要枪，就交给他们，不得反抗”。③群众在杨的支持下，在民乐园痛打戴季陶，烧毁其乘坐的汽车，举行了反对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破坏淞沪抗战的示威游行。国民党省党部禁止学生读进步书籍，逮捕进步学生，陕西学生三次大闹省党部，尤其以1933年春捣毁省党部办公室，砸烂其招牌，抄出省党部委员田毅安大烟具上街游行最为壮观，杨都给予坚决支持，并坚持拒绝逮捕进步学生。事后对特务的诉苦表示：“学生闹事，全国皆然。南京也在闹，委员长尚无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④私下却对人说：“这些人太嚣张了，打击一下也好”⑤。
在蒋介石“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大肆血腥镇压爱国救亡运动，逮捕抗日爱国人士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由于杨虎城的以上措施和主张，才使陕西成为当时抗日救国宣传和群众救亡运动最为活跃的省份。日渐提高的群众抗日救亡觉悟为日后陕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也为西安事变在西安的发生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濒临亡国的边缘。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也在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掀起新的高潮。各方爱国力量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团结御侮”，但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1935年9月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率东北军进驻陕、甘，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共同围剿刚刚到达陕北的红军。陕西成为内战中心，成为国内外矛盾集中之地，引起全国瞩目。陕西群众救亡运动也在多种矛盾激化下，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群众救亡运动的中心。
1935年底，党中央确定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首先和张、杨合作，建立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求推动全国统一战线”⑥。在此精神下，中央一方面派人与张、杨沟通，一方面在年底派出徐彬如、谢华、李木庵等党员到西安，重建陕西地方党组织，着重开展群众救亡运动。⑦次年1月成立了中央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2月7日，上海发生日本人枪杀爱国工人梅也钧事件，激起陕西各界群众强烈抗议。“西北特支”领导和组织群众举行了追悼大会和反日游行，遭到蒋系特务镇压，并逮捕了一批人。群众强烈要求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三月，成立了西北抗日救国会。随后，在教育界中发展进步知识分子何寓础、武伯伦、刘仲哲、熊伯涛等成立了西安教育抗日救国会。在学生骨干分子李连壁、刘日修、曹冠群等人带领下，西安高中、西安师范、省立二中、女师、女中等民立中学以及其他公立、私立学校都陆续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迁徒西安的东北大学工学院以及三原、汉中、兰州等陕、甘各地的一些学校也相继组织了救国会。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西北特支”决定把西北各地救国联合会联合起来，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依托“全救”，使陕西地区的救亡运动转为有组织的公开活动。随后，各种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七月，参加过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大批东北大学学生，作为民先队队员来到西安参加救亡运动，在东北军和广大群众中传播抗日火种，为陕西群众救亡运动注入新鲜血液。西安学生也随之成立了西北民先队，指导西北青年进行救亡活动。七、八月间，救亡组织发展到社会各界，遍布全省各地，如西安华丰面粉厂、大华纱厂等工人救国会；以《西北文化日报》等报社为主的印刷工人救国会；人力车工人救国会；回民救国会；以西安近郊灞桥、渭河、王曲等地的农民抗日救国会；东北旅陕人士高崇民、刘澜波、车向忱、宋黎等人组织成立了“东北民众救亡总会”(简称“东救”)将东北学生和东北军家属组织起来，成为陕西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的一支主力军。此时陕西群众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群众救亡组织发展神速。“西安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避风港和全国爱国运动的中心”⑧。
日益高涨的群众救亡运动，进一步激发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高涨。尤其在同红军作战屡遭失败后，张学良、杨虎城也意识到红军是一支不可轻侮的力量，是消灭不了的。只有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才能救亡图存。经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达成了停止内战的秘密协定，在西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此后，陕西群众的爱国运动与张、杨所部广大官兵的爱国行动融为一体。在张、杨的积极支持下，在“西救”和“东救”的组织下，将陕西的群众救亡运动一次次推向高潮。每次运动都极大地增强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推动了张杨逼蒋抗日的进程，成为西安事变的前奏曲。
9月18日，“西救”“东救”联合发动群众召开“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集会”。西安万余群众在革命公园集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建立五省联军，举行了示威游行。会后，张学良戎装接见群众代表，赞扬群众的爱国热情，表示一定“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⑨预示着“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⑩使全国人民“窥见了联合抗日的曙光”(11)。
10月10日，召开纪念双十节群众大会，会场公开贴出了“放弃安内不攘外政策”、“团结抗日、共赴困难”等标语，公开对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11月7日，西安群众召开追悼鲁迅大会。大会号召以鲁迅为榜样，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团结起来救亡国存，会后成立西安学生救亡联合会。
11月间，日寇进攻绥远，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陕西群众掀起援绥抗战热潮。各救亡团体、群众组织纷纷发起抗日援绥募捐活动，提出国共两党应立即把打内战的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御日寇，并派出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在群众的抗日热情感染下，东北军将士普遍喊出：“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张学良备受鼓舞，27日向蒋介石递交了请缨抗敌书。蒋以“时机尚未成熟”(12)严加拒绝。张学良与蒋介石矛盾进一步激化。
11月28日，西安各界举行纪念坚守西安胜利十五周年大会。张学良、杨虎城并肩地站在一起，军民共唱抗日歌曲，大会成了西安事变前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结抗日的誓师会。
12月9日，西安各界群众举行纪念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一周年请愿活动，得到社会广泛支持，将陕西群众救亡运动推向最高峰。张学良明确向群众表示“一周后给予答复”。西安事变的大幕就要拉开了。
(三)
十二月的西安，各种矛盾激化到顶点。四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调集重兵、部署新的剿共计划，督促张、杨剿共。张、杨则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利用多种机会，反复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放弃剿共政策的请求，均难以奏效。因此，张、杨已初步决定采取非常手段逼蒋抗日，达到制止内战的目的。
新的内战迫在眉睫，群众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极为高涨。各救亡团体派出代表一再向张、杨进言，晓以民族大义，支持他们抵制内战命令。决定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请愿活动，旨在“揭露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阴谋，向反动派示威”(13)给张、杨最大的支持。
12月9日，西安两万多大中小学生和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群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向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门前集结，准备举行纪念大会。行至东门附近，反动警察鸣枪示威，打伤一名学生，消息传出，群情激愤，要求严惩凶手。请愿群众宣读宣言，要求蒋介石“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一面先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组织援绥联军，是夜北上驰援，一面即令前方停止‘剿共’军事，遂即商谈抗日救亡大计”，随后决定到临潼向蒋介石当面请愿。蒋闻讯后，即命令对学生“格杀勿论”。张学良为避免群众流血牺牲，驱车赶到灞桥。面对无所畏惧的群众，张学良非常感动，表示“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当不敢打日本强盗呢?……我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相信我吧!”(15)
是夜，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群众的爱国要求，苦心劝谏蒋介石顺从民意，停止剿共。蒋介石斥责张学良“对于这些青年，除了用枪打用刀杀，是没有办法对付的”，“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16)。
“一二·九”群众的爱国热情和蒋介石顽固不化、对学生血腥镇压政策，给张学良、杨虎城很大刺激，彻底坚定了他们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决心。
事后，张、杨多次提到“一二·九”运动给他们很大刺激(17)，是促成事变发生的近因。张学良讲“采取兵谏的几个近因，也就是主要原因：第一是上海几位救国领袖被捕。……爱国获罪，令人发指……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救国请愿运动，完全出于自动爱国精神，并无扰乱秩序的地方。蒋委员长竟以武力弹压，并申斥必须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停止这些爱国青年。……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的了……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法(即兵谏)”(18)。“一二·九”群众救亡运动是最终促成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的重要原因。
“西安事变是真正民气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动起来救国抗日热忱的表现。”(19)张学良、杨虎城在陕西群众救亡运动的直接有力地推动下，顺应民意，挺身而出，采取非常手段，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实现了群众抗日救亡的目的。正如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西安事变这一历史转折，就是在全国人民救亡运动，尤其是陕西群众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创造的。
①②③④⑤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
⑥⑨(14)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⑦ 徐彬如：《西北特支始末》，载《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4月版。
谢华：《救亡团体和反内战大示威》，载《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⑧(15)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内刊)西北大学、西安地院、西安八办合编，1979年4月。
⑩(11) 张文琳：《海伦斯论在西安事变前后》，载《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12)(13)(16)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17)(18)(19) 1936年12月16日《张学良在市民大会讲演词》。
1936年12月13日《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
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广播词》。
1936年12月16日《杨虎城在市民大会讲演词》。载《西安事变资料选辑》(内刊)，西北大学、西安地院、西安八办合编，1979年4月。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