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爱国名将杨虎城
张军 白淑芳
本文试就杨虎城将军主政期间如何振兴陕西的事迹略作论述，以期全面认识他的爱国爱民的思想和抱负。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出生在陕西蒲城甘北村贫苦农民家庭。家里“原来只有薄地十来亩，破房三、四间，没有牲口、车辆，父亲杨复兴，在孙镇做木工，维持全家生活”①。在其出生时，中国就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国家日益贫弱，社会动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当时蒲城农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一个缩影。杨虎城从小就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体验到劳动人民的疾苦，这是他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1908年，他的父亲无辜被清政府杀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孕育着反抗清政府的意识。他说：“父亲被杀害，使我产生了对清政府的仇恨”②。于是，他毅然加入旨在反清的哥老会。旧式会党行侠仗义思想给他以深刻影响，使他走上反清抗暴的革命道路。不久，他又联合志同道合的青年农民成立了“中秋会”，自任首领，提出“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侮辱妇女，同生共死”的行动纲领，在渭水一带开展袭击衙役，打击富豪的斗争。这一期间，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萌发时期。
1915年12月，袁世凯下令称帝，全国人民奋起声讨，护国运动风起云涌。杨虎城率部参加了护国运动和护法斗争，在此期间，杨虎城扩大了活动范围，广泛接触了一些新人，特别是与陕西革命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思想上完成了由农民的均平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转变，逐渐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一军人，自1911年以来，即笃信孙中山先生主义，参加敝国辛亥革命，二十余年来，奉命征战，终岁奋斗，此种实际革命生活，使余对三民主义信仰益深，而成一始终如一、不屈不饶的忠实信徒”③。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大会召开期间，杨虎城派姚丹峰去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军情，经于右任介绍，孙中山亲自批准杨虎城加入国民党，“如果说杨虎城接受了旧三民主义，并为之殊死奋斗，那么从这时起，他也像孙中山等许多先驱一样，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开始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境界迈进”④。从此之后，他把自己的思想溶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之中，把自己的行动纳入国民革命轨道。他拥护国共合作，结识和重用了一批共产党人，接触了一些马列主义常识，扩大了政治视野，加深了对中国问题的理解。
1930年11月，杨虎城在西安就任陕西省主席，开始主持陕政，这为他全面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提供了机遇。他在宣誓就职时说：“我们自当本着总理的遗训，中央的命令，一致努力于陕西建设，以期不辜负中央之委托，完成开发西北的工作。”他认为：“现在军事方面，已经告一段落，和平统一，已经实现”⑤，“是一切政治经济开始建设的时候”⑥。他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大西北，建设新陕西”的设想。1930年12月，他发表了《政见商榷书》，书中说，“革命为艰巨之事业，破坏以建设为旨归。革命而不经破坏，则无以扫除障碍，洗涤旧污；破坏而不能建设，则无以发展宏图，革新百废”。“兹当莅任之初，修废举坠，待理万端，特将目前待兴革名事，分别系列，树之鹄的，期以到达，借以中枢付界之重，慰地方期望之殷”⑦。他列举了救济灾荒、肃清土匪、澄清吏治、振兴教育，整顿交通、兴办水利、免除苛捐杂税，完成地方自治等八项作为治陕的当务之急，力求励精图治，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振兴陕西的思想。
一、水利事业的开拓者
1930年11月，杨虎城率部由河南进住西安，主持陕政。他面对家乡故土贫穷落后的状况，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他语重心长地对部下说：“吾国党的官，难免刮地皮。不过，我想把刮地皮的钱，尽量用来给老百姓办事”⑧。
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遍遭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灾民多达500多万人，赤地千里，饿殍载途。不驱走早魔，老百姓的生计就无法获得保障。杨虎城在省政府的政务会议上再三强调：“陕西的问题是‘水’的问题，‘水’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了。”为此，他下定了“当裤子也干”的决心，千方百计延揽人才，筹措资金，兴办水利事业。
杨虎城首先想到陕籍同乡、全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字宣之)。李早年留学德国研习水利工程，二十年代任陕西水利局局长时，已经完成了渭北水利工程的计划、勘测和设计，但因当时陕西的当权者不予重视而失意地离去。他先后担任过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等职。杨虎城多方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将李仪祉从南方请回，聘任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李更是诚敬有加。而李也深为杨的精神所感动，常对人说：“我不在中央，来地方，就是知道虎城有决心要干实事，做出成绩”。又说“杨很想给地方上做些事，态度很热情诚恳，这在军人中是极少见的，也是很难得的……”⑨。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杨的信任，李仪祉从各地选用了一批水利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并亲自担任总工程师，积极筹备引水工程。
在陕西财政非常拮据的情况下，杨虎城毅然决定压缩军费和行政开支，由省政府拨出40万元专款。消息传开，华洋义赈会和檀香山华侨分别捐助40万元和15万元资金，负责完成枢纽工程，南京国民政府也拨了10万元资助款。有了这100多万元做基础，陕西水利建设的开场锣鼓就敲响了。
按照李仪祉的规划，陕西应修的引水灌溉工程包括泾惠渠、洛惠渠、梅惠渠、胥惠渠、千惠渠、褒惠渠、汉惠渠，此外还有黑惠渠、涝惠渠、沣惠渠、泔惠渠、定惠渠等，几乎遍及三秦大地。当时，首先动工修建的是引泾工程，这一工程从1931年1月开始勘测定线，3月正式动工。关中农民奔走相告，欣喜万分，有些老太婆甚至请人特写了杨虎城、李仪祉二公的生牌，当做救苦救难的活佛一样日夜供奉。杨虎城作为一省之长，不仅亲自出席开工典礼，鼓舞士气，而且还抽调了一个师的军队参加劳动。他还时常亲临工地视察，了解情况，与李仪祉共同研究和处理问题。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努力，泾惠渠一期工程于1932年6月完成放水，当年即灌田40万亩。对此，国内的许多报纸都进行了报道或转载，引起了很大轰动，泾惠渠可算是当时全国第一个现代化引河灌溉工程，为以后的水利建设开了个好头。
当泾惠渠一期工程即将告竣之时，李仪祉辞去建设厅厅长之职，专任水利局局长，以便将全部身心投入水利事业，并提出了泾惠渠第二期工程计划和开建引洛工程的设想。杨虎城表示欣然同意，予以大力支持。1933年2月，杨在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陪同下，亲赴洛河一带实地考察。考察归来，杨虎城立即批准设立了洛惠工程局。不久，蒋介石与杨虎城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尖锐。为了限制杨的权力，蒋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于1933年免去杨的省政府主席职务(改派邵力子接任)，仅保留其西安绥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的军职。但杨却不改初衷，依然尽其可能地关心和支持水利工程建设。这年冬，泾惠渠二期工程全部完成，灌溉总面积达65.9万亩。此后，“八惠”的其它工程屡经波折，终能相继兴修，惠及全省，都是与杨虎城和李仪祉的开创之功分不开的。
二、发展交通事业的带头者
发展交通事业是杨虎城时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陕西南北皆山，山岭纵横，道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以致影响了陕西各方面的发展。杨虎城主陕后，非常重视交通建设，并把重点放在修筑公路上。在1926年以前，陕西省没有公路可言。1927年国民联军以兵工修筑了西潼、西长两公路，后因荒旱连年，无遐修筑公路。杨虎城采取征用民工和包工以及兵工办法，在短短的几年，就修筑了10多条公路，长2700公里，初步建立了陕西公路网，使交通落后状况有了明显改观。他还积极支持铁路建设。1931年下半年，陇海路由河南向陕西省延伸，他极为关注，派部队参加修建。当年12月，陇海路通车到潼关后，国民政府拟修潼西段，因资金短缺，工程几乎陷于停顿。杨虎城积极与南京国民政府联系，寻找解决办法。在他的争取和支持下，1932年11月潼西段开始招工，不久即开工，他派部队参加修建，加速了工程进度。1934年7月通车到渭南，11月通车到临潼，12月27日通车到西安，成为陕西境内的第一条铁路。陇海路通车促进了西安经济的发展，工商业日趋繁荣，但人口激增，燃料供给渐紧，杨和邵力子与陇海铁路管理局协商，合资修建陕西境内第二条咸铜铁路经阎良的新线路。后来，这条铁路按新线通车，不仅促进了阎良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使阎良镇成为渭北地区举足轻重的物资集散地。
三、陕西医药卫生事业的支持者
陕西的医药卫生事业同样引起了杨虎城的高度重视。1932年夏，陕西发生了大面积的霍乱传染，西安市最严重时，一天死亡800多人，人们谈虎色变，形成了“霍乱恐怖”。杨虎城动员全省公私医务人员，采取各种紧急措施，较快地遏止了霍乱病的扩散。杨虎城平时十分注重医药卫生事业。还在杨部驻山东、河南期间，他就在部队的军医机构中引用了陕籍医药专门人才王季陶、李润生、薛道五、周水生等人，回陕以后又大加招揽。岳维峻部陕军参加“剿共”战斗溃败以后，所有医务人员纷纷返回，都得到杨主持的省政府的妥善安置。陕西医学界先辈杨叔吉(鹤庆)，在担任陕西陆军医院院长时，为部分地方人士所不满，长期滞留南京。杨虎城为发展地方医药卫生事业，多方说服大家捐弃前嫌，邀请杨叔吉回陕工作，这对于团结陕西医务人员，提高医药卫生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杨虎城还创设了陕西省立医院，以著名医药专家石解人为院长；在十七路军军医处下设立了西北制药厂，聘请著名医学专家吴子实、程梦九等主持其事；又请准南京政府在西安设立助产学校。他还积极提倡私人开办医院、诊所，使私营医药卫生事业得以发展。总之，在杨主政期间，陕西医务工作者云集，公私医疗机构和制药单位纷纷成立，整个医药卫生事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好局面。
四、农工商等实业的开发者
陕西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自古以农业为经济主体。但陕西财力有限，必须开发实业，加强流通。杨虎城认为此项工作须政界农商合力进行，或公办、或民办民助，同时并举。他指出：“吾陕过去习惯，政府是政府，农商是农商，互不相联，这是一个缺点，要知金融为社会命脉……政府受民襄助，事业定能成功……决不能彼此离开”⑩。同时，要“充分认识(必须)用科学方法改善商业，”使其发达，从而“与工业农业等一样的站在水平线上前进”(11)。
杨虎城十分重视陕西机械局的建设，“杨兼任局长期间，曾实行工人自选监工自定技术等级，共同制定生产计划，并按产品通过检验达到的合格率发放工资的办法，使生产有所发展”(12)。
杨虎城主持的陕西机械局的原料硫酸、盐酸、硝酸主要从日本进口，“九·一八”事变后，原料断绝，杨虎城决定集资创办三酸厂，1933年建成，定名为西安集成三酸厂股份有限公司。因产品供不应求，1936年又扩建，生产能力增加三倍，远销华北各省。集成三酸厂的成功，“对西北化工业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发动西安事变的物质条件之一，还及时支持了西北地区制革、印染、造纸、火柴、冶炼、焊接、开矿等工业品和民用品生产，促进了工业的全面发展”(13)。
1935年，西北最大、设备为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分厂(即大华纺织厂)在西安兴建时，从选址到兴建和投产，都得到杨将军的赞许与大力支持。
五、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的实干家
杨虎城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参加革命后，他深感缺少文化的困难和痛苦。他除了刻苦自学外，还广交和重用知识分子，不断提高文化素养。他说：“知识是一切事业的基本条件，有了知识，方能革命，方能救国”，“要知道人类生存竞争，唯一的工具就是知识，没有知识，就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14)。他强调“我们现代做事，要适合时代进步，所以就要以人才为前提”(15)。他主陕后，多方招揽人才，函电各地陕籍人士回陕工作，先后请回李仪祉、王曲章、张寒杉、张奚若、薛健等人。为了培养人才，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首先是压缩军费，充实教育经费，并使教育经费独立，专款专用，保证了教育的顺利发展。其次是大力整顿各级学校，努力普及初等教育，提高中等教育，并捐资和集资创办了尧山中学。他还特别重视专门人才的培养，除了支持办好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现西北农业大学前身)外，还派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由他挑选和资助出国留学的达数十人，其中赴德国留学的有王炳南、江隆基、郭则亮、韩鲁、樊作栋、王季陶等；赴英国留学的有原政庭、亢心栽、蒲克敏；赴法国留学的有潘自力等；赴日本留学的有袁若愚、李敷仁、李子健、刘佛吾等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杨虎城不但是一个进步的爱国将领，也是一个关注民生，切实维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创业者，是开发西北，推进陕西现代化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①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4月版。
③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 刘永瑞、丁雍年：《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6) 王化一：《我去西安前后一些经历》载全国政协编：《西安事变资料选集》；第二辑。
(17)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载司马春秋著，《张学良传奇》，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
(18) 《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 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合刊本，南京中正书局，1937年版。
(20) 张梅玲等著：《干戈化玉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