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与“兵谏”的发动
张忠发
杨虎城将军是陕西蒲城县人，中国现代史上名震遐迩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本文试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作了多次“苦谏”乃至“哭谏”无效之后，乃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向蒋介石发动的“兵谏”时的作用试作探讨。
所谓“三位一体”是指红军、东北军及西北军三者。当然，“三位一体”是中共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决定，呼吁东北军和西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结果，是在这三者之间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结成的，并成为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条件。
1935年9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并命令他同西安绥靖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一起，率领十余万兵力，向红军在陕西和甘肃的根据地实行包围和进攻。蒋介石把张、杨二人置于剿共的最前线，旨在使“地方杂牌军”从事讨伐活动，以打击红军。如果“地方杂牌军”受到红军的打击，而逐渐削弱，蒋介石的中央军则趁机强大起来。总之，蒋介石企图坐收渔人之利。果然，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开始进攻红军时，就惨遭失败。即1935年初，徐海东率红军第25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达陕西省南部之后，杨虎城以大军袭击之，结果却损失三个旅团。同年9月，东北军动员十万兵力，企图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包围作战，然而却受到了徐海东和刘志丹率领的红军第15军团的回击。在劳山战斗中，东北军110师大部分被歼灭，在10月的榆林桥战斗中，东北军107师又损失四个营的兵力。在11月的直罗镇战斗中由于受到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包围，东北军109师被全歼，106师之一部也败走。这样，经过约三个月的围剿作战，东北军约丧失兵力3个师团①。在这种形势下，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之中，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高涨起来了。中共中央在分析了这种形势后，开始探索同这两军为抗日而联合携手的可能性。
中共中央首先作杨虎城的工作。1930年，杨虎城成为陕西军政负责人之后，他所实行的人事、行政、释放政治犯、教育等具体政策，与国民党所控制的其他地区相比，西安显然是开明的。在西安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或开明士绅。“九·一八”事变后，那里可以自由地宣传抗日，有关进步的出版物亦不被禁止。在当时的西安，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西北特别支部负责人徐彬如曾说，他在1932年接受党的命令，进入西安，感到这里的气氛异常活跃，因此，他能够随心所欲的会见进步的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及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并同武念堂、韩望尘、刘文伯等陕西的绅士，谈论抗日救国问题。另外，他还帮助这些人开展工作。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在同地下党的联系、教育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成为西安事变群众基础的一部分②。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判断，呼吁杨虎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具备了有利条件。而且，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发表不久，从1935年11月起，就已开始同杨虎城有了接触，协商联合抗日的具体策略。其主要活动有四次：
(一)南汉宸接受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于1935年11月，在南京会见杨虎城并转达《八一宣言》的同时，还就有关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此后，他直达天津向杨虎城的代理人申伯纯提出实行合作的六个条件。其结果，杨虎城赞成《八一宣言》，并同意“双方停战、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开放交通、购买物资、设置秘密交通机关”等六项主张。
(二)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派遣红军第26军政治委员汪锋至西安，并分别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亲笔书，传达“抗日讨蒋的大计”。汪锋在西安滞留一个多月之间，曾三次同杨虎城进行会谈，说明西北大联合的意义。
(三)1935年12月下旬，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在西安同杨虎城会谈，并提出合作的具体条件。
(四)1936年9月，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在西安同杨虎城会谈，双方在口头上对协议取得了一致意见。
另外，王炳南从欧洲留学归国后，亦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杨虎城的手下从事合作工作。
通过以上中共中央同杨虎城的谈判、协商，最后双方达成了四项决定：③
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预先通知，放空炮、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四、双方同时进行抗日准备工作，首先从部队开始进行抗日救国教育。
另一方面，在东北军方面，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联名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明希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宗旨。与此同时，对东北军的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同年二月间，亲赴洛川的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同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谈，并交换了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初步意见。并且，根据张学良的建议，周恩来于4月8日，从保安秘密进入延安，9日至10日晨同张学良进行了秘密的会谈。这次会谈对决定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具有重要的意义④。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首先同杨虎城、其次同张学良进行个别接触，在合作抗日问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在最初的阶段，在东北与西北军双方的团结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即西北军原来是以陕西省为地盘的地方军事集团，因东北军移驻这里，西北军产生了其地盘为东北军占据的忧虑。另外，蒋介石通过分化政策，故意挑拨破坏二者之间的关系。再者，在居住等生活问题上，两军士兵也存在着冲突或感情对立。然而，这些问题，通过杜斌丞、南汉宸、王菊人、王炳南、高崇民等人的工作，逐步得到解决，因此所谓“三位一体”的局面也就逐渐得以巩固。余下的工作就是如何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诉诸行动及采用何种方式使之成行的问题了。
停止内战，要蒋介石改变国策，谈何容易!正由于此，才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兵谏”。
“兵谏”之际，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国共产党扭成一股劲对付蒋介石的误国政策，这就是有名的“三位一体”。蒋介石的“一石三鸟”破产了，崛起的“三位一体”抑制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迫其改弦易辙。历史在这里突然地转了个身!
由杨将军所逐步引爆的这一场西安“兵谏”是一场突发性的激雷闪电，它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彻底扭转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的运行轨道。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里首先提出“抗日”的是杨虎城，第一个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也是杨虎城。国难当头，“抗日”这个口号可以公开提出以号召天下。“捉蒋”意念的形成与提出，则只能像地火一样地悄然运行。1936年11月初，杨向张明确提出“等蒋委员长来到西安，我们可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④时，张大为震惊，忙说：让我先想想，再讨论这个问题。“兵谏”发动之事，杨应是主倡者。在当时，杨的地位低于张，兵力少于张，且张之夫人又是蒋夫人的结拜姊妹。杨虎城在张学良面前有此动议，是险极危极的行径，是典型不过的捋虎须的行动，在当时是要有敢于牺牲一切的非凡勇气的。杨虎城在豪侠仗义、复土(收复东北)心切的张学良面前亮出了自己的赤忱肝胆，表现了他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1936年12月12日，在“兵谏”的枪声响起之前，张、杨先劝后逼，先礼后兵。张学良单刀直入，谏而再谏，与蒋直吵得面红耳赤；杨虎城则偶尔出动，言词点到为止，却又暗挟机锋。“蒋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当蒋介石正续他的“一石三鸟”的美梦时，那块“石头”突然反弹过来，酿成了蒋氏就擒的一幕。那时节，蒋51岁，杨43岁，张36岁。
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在陕北的毛泽东与杨虎城同龄(杨比毛大一个月)。“兵谏”爆发的前一个周(12月5日)，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蒋氏徘徊岐路，对外则力求妥协，对内仍继续内战，非举各方团结抗战之力，不足迫令其走抗日救国之途。
“迫令”二字，灵犀一点，充分显示出张、杨同中国共产党道义相契、见识一致的救国情怀。毛泽东的信可能还在陕北至西安的山道上秘密走动着，而“迫令”的枪声已经在黎明时分打响了。历史的脚步就是这样的从容、又如此急骤的循着客观规律运行。
①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
②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③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878年版。
④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见司马春秋著《张学良传奇》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