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深仇须挚友 携手抗日有幽囚--张学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毕万闻
当西安事变爆发之时，除了陕西之外，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大多谴责张学良为「叛徒」。连张学良的朋友杜重远也颇有微词。（注一）而与张学良有些交情的胡适先生，所撰大文的题目即为《张学良的叛国》。然而，五十六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的同胞，大多推崇张学良为一位热烈的爱国者。尽管国共两党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历来不同，但参与处理此一事变的宋美龄女士和周恩来同志，在私下却不约而同地都说过「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的话。（注二）
在近代，我们中华民族不断地遭到列强的侵略和凌辱，其中最疯狂最残忍为害最大者，莫过於日本了。一八九四年发动甲午战争，强占了台湾，掠去了巨额赔款。一九○四年发动日俄战争，强租了旅顺、大连，并称霸「南满」。一九一五年强迫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灭亡中国之心昭然若揭。一九一九年又欲霸占山东。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一九二七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及灭亡整个中国的计划；但就在这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开始屠杀共产党，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由此肇端。一九二八年日本先是制造济南惨案，惨杀我同胞近万人。接著又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企图侵占东北。到了一九三一年，终於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东北大片领土。从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注三）我国民众的反日怒潮开始席卷全国。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则被迫针锋相对地喊出抗日必先推翻国民党统治（后来演变为「抗日必先反蒋」）的口号，两党都没有适时的调整其基本政策，（注四）以两党为主要对手的内战仍然在继续打著。可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却步步加紧。一九三二年，日军侵占锦州，进攻上海。一九三三年，又侵占了热河。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又猖狂地制造了华北事变，急谋在华北扶持傀儡政权。「华北之大，已放不下学生们的书桌了!」郁积在中国人民心中对日寇的仇恨，转化为「一二·九」运动，各行各界广大民众的抗日呼声遍及全国。一九三五年冬，中共首先大幅度地调坚自己的政策，公开呼吁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稍后，蒋介石为联苏抗日，也秘密派人与中共接触。但是，蒋氏真意在於用政治方式解除中共的武装，这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中共的拒绝；而中共的政策调整也没有及时定位。例如，主要口号之一的「反蒋抗日」，只是改为「抗日反蒋」了。因此，内战仍然没有停止，而亡国灭种的危机笼罩著每一个中国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说服了共产党
一九三五年秋天，正当国难空前深重之时，张学良将军奉蒋介石之命，率十几万东北军到西北进剿红军。张学良内心亟欲抗日，但又认为红军在长征之后，刚刚到达陕北，立足未稳，人数少，装备差，不难消灭。打完了红军再抗日也还不算太迟。在十月一日开始的劳山之役中，红军歼灭了六七军之一○九师，死伤一千多人，被俘三千七百多人，师长何立中伤重身亡。二十五日，榆林桥之役，六七军一○七师之六一九团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的直罗镇之役中，五七军之一○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战死。不到两个月，东北军就被红军消灭了两个完整师。这对张学良的震动很大，五十六年后，即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张学良在美国游览时对记者说，他自己深知带兵不易，而红军能在二万五千里转战撤退后，仍然保持军容实力，的确不能忽视，但消灭他们谈何容易!又说：「当年我手下两个精锐师舆中共红军对阵，他们人数不多，但最后还是把我们两个师吃掉，师长战死。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共军，既消灭不了他，最好与他合作。」张学良陪送蒋介石赴南京被囚禁之后（一九三七年三月底），蒋介石在召见杨虎城时说：张学良打不过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有些学者，也说张学良是因为打不过红军，没有出路，才与红军合作，其实仅仅这样说并不对。被歼的两个师，虽属精锐，但东北军的大部分精锐军队，仍然完好，如怕被红军歼灭，张学良当时完全可以请调别处，张学良捉蒋前夕，蒋介石已明白告诉张学良：如不剿共，可以将东北军调往福建，但张学良为掩护红军，不肯调走，张学良所以在吃败仗后产生与红军合作的想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北军及中央军打仗主要是靠正规战，靠武器装备好，兵多势众，可是日军更凶狠，武器装备更为精良，东北军和中央军常常打不过日军，一败就溃散，再也收不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训练出来的军队，一下子就完了。一九三三年春，东北军在热河与日军作战，就有类似的情况。一九三四年初游欧回国后，在武汉时期，张学良就想重新整训东北军，（注五）一直苦於没有找到好办法，而陕北这三仗，虽损兵折将，他却惊喜地发现：红军在被围追堵截中长途跋涉，虽「败退」下来，吃尽了苦头，武器给养又远远不如东北军，却说散就散得开，说收也收得拢，仍然指到哪打到哪，且能以少胜多。因此，他想，如果东北军能把红军的这一套学过来，用来打日军，那该多好哇!（后来，他与中共代表刘鼎密谈时，最关心的就是红军的组织训练和战略战术；与周恩来晤谈时，也一再请红军派人来，用红军的办法改造东北军）。再则，正如他自己所说，「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十分「可惜」，「如能将一群强悍」的红军队伍「化敌为友」、「从事抗日」，自然是对国家的「无上之贡献」。（注六）张学良像他父亲一样，自幼就胆子很大，敢为常人所不敢为者。加上十七、八岁时，常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西方人在一起，因此他的思想一直相当开放。一九三四年夏天，蒋介石正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张学良自己当时拥蒋也最为卖力气，并且发表了不少激烈的反共言论。但就在这时，六月七日，他在豫鄂皖「剿匪」总部对记者发表谈话，公然说：「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唯一动机中，摒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径。」（注七）此外，到一九三五年底，东北军抗日复仇的心理已大为增强，加上红军「莫把亲人当仇人，莫把他乡当故乡」的成功宣传东北军，官兵在前线有时自发地停战，甚至与红军联欢，如强下命令，就可能激成兵变。於是，张学良打算与中共直接接触。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一九二九年他在中东路事件中与苏军打过仗，深知苏联的强大，很想通过中国共产党而获得苏联的援助。於是，他利用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之机，抵达上海找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自己的部下李杜，让他帮助与共产党进行连系。回西安后，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向他报告东北军官兵部想打回老家去，不愿剿共的情形，张学良即让王以哲在前线设法与红军连系。张学良还致电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要东北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代表赴西安见他，他估计这些学生代表中一定有共产党。结果，通过这三条渠道，实际上都找到了共产党，但最早连系上的是通过前线这条渠道。
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多月，并与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多次谈过话，然后於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旬自愿回到东北军，通过王以哲等人，求见张学良，他用自己亲见的大量事实，向张学良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极愿合作抗日的诚意，张学良向高福源询问了许多红军方面的情况，即派高福源回去，请红军密派代表来正式洽谈。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张学良在六十七军军部驻地洛川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举行首次会谈。张学良想要摸清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李克农诚恳地向张学良表示，红军愿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与东北军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政府首席及抗联司令欲推张学良担任，并助其在西北建立巩固的后方，进而帮助其打回平津和东三省。张学良向李克农表示抗日决心，但也客气地表示其不同意反蒋的诚意（因初次相见，没有加以反驳），因不反蒋，对「首席」和「司令」，自然也就不感兴趣。张学良告诉李克农，在国民党方面同情建立「国防政府」者颇不乏人，如果共产党确有诚意，他愿意为此奔走，他即将去甘肃、南京公干，借机活动，约两周后返回，如有成绩，拟约彭德怀在肤施（今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个人。而目前为著保密及环境关系，他将取消极态度，双方应各守原防，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通商。会谈进行了三个小时，这是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他走上拥蒋联共抗日道路的开端。
事也凑巧，就在这前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孔祥熙，求宋庆龄派董健吾（即《西行漫记》中的王牧师）持写有国共两党谈判条件的「宋氏密信」及「要件一包」，到达西安，还有曾养甫所派的张子华（化名黄君）与董同行，也奉有类似的使命，皆请张学良协助送往陕北。张学良客气而又坚决地请他们说出去陕北的目的，否则就以道路不通等藉口坚阻其行。董等在西安停留了四十多天，被迫向张学良说出了此行目的，才於二月二十七日到达中共中央当时所在地瓦窑堡。张学良在得悉蒋介石也在「通匪」之后，益发壮胆，并留下董健吾所携带的财政部公函作为把柄。此后，张子华又往返多次，张学良也以送中央密使为名，掩护东北军与红军的关系。
二月二十五日，李克农与苏区外贸局局长钱之光等人再次到达洛川，此时张学良已去南京，行前嘱王以哲等人先与李克农商谈双方合作的具体问题，大事待他回来再谈。二十八日，双方达成了六十七军与红军停战通商的口头协议，商定从三月五日开始各自下达执行。三月三日，张学良回到西安，第二天，即亲自驾机抵洛，听了王以哲的汇报后，就去看望李克农本人。李克农见张学良穿便衣，手拄文明棍，开玩笑地说：「张将军，您解甲从商了?」张学良也笑答：「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是整销，不是零售。」下午三时，开始会谈，气氛既和谐又认真。张学良请李克农谈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然后，张学良诚恳地就抗日大事提了几个问题，让李克农回答：
1、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
2、敌强我弱，抗日如何能取胜?
3、苏联能否援助中国抗日，如何取得苏联的援助?
4、红军东征（已於二月十七日渡河入晋）说是要抗日，但东渡山西，阎锡山、蒋介石必然派军队阻挡，为何不走宁夏?那里阻力小，离察绥前线近，又可通过外蒙与苏联连系。
关於对蒋问题，李克农说，蒋介石专打内战，死不抗日，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把他包括在内。张学良争辩说，蒋介石有政治、军事、财政三种大权，现在整个国家的力量几乎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实力最为雄厚，而且蒋介石也是有抗日的可能的。再说，蒋介石这个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如果他不同意，抗日就很不好办。因此，要抗日就必须拥蒋，共产党「抗日反蒋」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双方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由於张学良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点，李克农终於未能说服张。
关於如何取胜，李克农讲了很多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红军的战略战术；决定胜负主要依靠民众而不是武器；战争是长期；战术上多用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等等。张听得很仔细，连连点头。
关於东征，李克农说，宁夏有少数民族问题，人少地贫，入晋红军有把握打胜，且可解决军需和兵源等问题。张学良没被说服，但也没再追问。
通过这次商谈，张学良才确信中共中央不在上海而在陕北，但他心中不知李克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如何，能否代表中国共产党，故要求同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三位中的一位在肤施作高级会谈（毛泽东听李克农汇报后，诙谐地说：「人家嫌你官小呢」） 。同时，为便於接洽多方关系，张学良请共产党派一位灰色又能负相当责任者，由张学良给一灰色名义，常驻西安。会谈一直进行到五日凌晨大约四时才结束。
三月下旬，张学良把李杜在上海找到的共产党员刘鼎（当时曾躲藏在宋庆龄家里）接到西安。刘鼎是知识分子，又曾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而张学良早就喜欢开飞机，两人谈得投机。张学良急於了解红军以弱胜强的致胜之道，刘鼎详细地向他作了介绍。张学良「特别注意研究红军是用什么方法使部队能够那样能征惯战，能够那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团结一致，不致溃败。」（注八）两人接连谈了十多天，才从洛川同飞肤施。
四月九日晚八时，张学良、王以哲与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在肤施天主教堂举行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虽是初次相会，两人却都很坦诚。张学良明确地说：「我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因而对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完全同意」，但在未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红军东征，蒋介石故意转达阎锡山的电报给张学良，说他「隔岸观火」，他如再不进兵，无法回答蒋，望红军让出陕北一些县城，他好向蒋交帐（红军不久即撤除了对甘泉的围困等等）。关於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军问题，张学良表示支持，如红军直接与日军接火，东北军即可公开响应，共同掀起抗日运动。他仍劝红军北出绥远，解决蒙奸德王，而不要对阎锡山逼得太甚。周恩来提出红军二、四方面车将北上抗日，（注九）张表示可让驻陕甘的东北军给红四方面军让路（后来，确实这样做了），红二方面军北上经过中史军防区，他表示愿意去斡旋。关於组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问题，会谈前中共中央估计会有争议，曾反覆研究，准备了几套方案，没料到张学良只要有利於抗日，无不赞同，毫无私心，一谈就通了。
有两个问题是张学良所最关心的，因而谈得也最多。一个是对蒋问题。周恩来说，蒋介石的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过去不得不「抗日反蒋」。但现在愿意听听张先生的意见。张学良承认红军是真抗日，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但他坚持「要抗日就必须联蒋」这一主张，他反覆申述说：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且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要人中，领道能力最强，据他近两年的接触和观察，蒋介石可能抗日，我们正愁抗日的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况且，反蒋必然增加抗日的困难，蒋介石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就很难办。国民政府中有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安福系等，但孔祥熙、宋子文主张联俄容共，CC派主张联俄，陈诚、胡宗南主张抗日不剿共，蒋的非嫡系主张抗日或联共的就更多了。蒋现在是在歧路上，蒋错就错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上，扭转这一政策要做艰苦的工作，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一定能扭转过来。他明确表示，除非降日，否则他不能反蒋。周恩来细心地听张学良讲完后，表示他个人是赞同的，但这是个大政策，共产党内也有不同意见，他愿把张先生的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考虑后，再作最后答覆。张学良见周恩来的态度如此诚恳十分感动。五月五日，红军从山西撤回陕北时发表的通电，就不再提「反蒋」口号了。
中共中央终於将自己的总方针改为「逼蒋抗日」了。无疑，在诸多原因中，张学良的劝说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是培训干部问题，张学良为了改造东北军，提高其抗日的战斗力，极感干部缺乏，一再向周恩来表示，请红军多派些干部到东北军工作。周恩来答应派，但说红军穷、人少，很多人不识字，而东北军文化水平高，军事政治知识丰富，可以自己培养。张学良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两个月后即办起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后来又办学兵队，并组织了抗日同志会。
关於苏联援助，张学良心里仍不踏实，他问周恩来：苏联能否真心援助中国抗日?周恩来回答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列强不同，再说援助中国对苏联自己也有利，因此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是真心实意的。
会谈还研究了为落实双方停战而应付外人耳目的一些具体措施，会议一直持续到十日清晨四时，张学良和周恩来二人皆有相见恨晚之感。分手前，张学良把为纪念《申报》创刊六十周年而印行的巨型地图册赠给周恩来，握著周的手说：「共同保卫中国!」张学良还赠送红军现洋两万元（后又送去二十万元法币。并续有接济，到张送蒋被扣时，军需帐目上此项款达七十六万元之巨）。
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又给张学良写了封信，要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带给张学良，开头即说：「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也曾对刘鼎表示，与周会谈比自己预想的要好得多，并说他从来未见过像周恩来这样好的人。五十多年后，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张学良仍然抑制不住对「一见如故」的挚友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劝不服蒋介石
早在一九三五年初冬，张学良的朋友杜重远等人就为他献策：搞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就是说，联合共产党的红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新疆的盛世才，取得苏联的援助，共同抗日。他虽很欣赏这一计划，认为盛世才与他有旧识不成问题，但共产党、杨虎城、苏联三方都很难办，特别是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上仍然骂他为「卖国贼」，把他与蒋介石并列，在战场上打他又打得那么厉害，自己的父亲还杀过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李大钊，人家怎么可能接纳他为朋友呢?张学良没想到，只谈三次，还不到三个月，联共就成功了。对杨虎城，张学良本著「不抢人家饭碗，不占人家地盘」的诚心，在中共的协助下，也很快就交上了朋友。联苏，有了中共做中间人，他以为也就没有问题了，这都使张学良喜出望外。但是，他对蒋介石的估计和判断却大有问题，他的对蒋工作也大不如意。
四月末，京沪一带「大发谣风」，说张学良在洛川与共产党开过会，南京即派大批「政训人员」到陕西监视，使张学良颇为紧张。挨到六月初，两广事变发生了，十日，张学良飞抵南京，托词汇报西北军事，试探著婉劝蒋介石应像孙中山那样联俄联共，以便集中力量抗日，蒋介石的性情与地位，与周恩来迥然不同，每每不等张学良说完，就开始训斥，二十日，张学良懊丧地回到西安。这时，东北军内部情况，也令他十分苦恼。下层官兵抗日心切，有些人以蒋记中央趁机撤消一○九、一一○两师番号并拒发抚恤等事例，批评张学良，说他们把蒋介石当父亲，人家却不把他当儿子。而高层将领，积习难改，与南京的关系也较多，连主张联共的王以哲，也一度动摇，竟然说：「我们东北军原是国民党部队，为什么要先投降红军，再跟著红军去投降南京?」蒋系人物藉此散布「倒张拥王」的流言。而红军方面遵守诺言，撤让了好多地点，让东北军「攻占」，中共中央还特意做出决定，不准其党员瓦解或分裂东北军，中共中央又把与国民党秘密谈判的进展情形，及时地通报给张学良。再则，那时的国民党早已开始腐化，而共产党却很清廉，这自然使张学良把中国的希望和前途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注一○）国恨家仇又使得他恨不得立刻对日开仗才好。於是七月初，热血方刚的张学良曾一度要把能跟著他干的东北军拉出去，与红军合起来，公开抗日，等大干两年，有了成绩，再逼蒋抗日。他把这一想法告诉刘鼎后，就去参加国民党五中全会。会议前后，他听蒋介石透露，曾要求与苏联秘密签订反日军事同盟，为苏联所拒绝。张学良趁机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对他表示极大不满，斥责他在剿共中「阳奉阴违」。二十三日，张学良乘飞机回到西安。当刘鼎把中共中央研究后的意见转达给他，劝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不要和蒋介石闹翻」时，他立即醒悟过来，并表示今后-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介石抗日，「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注一一）
九月，张学良在西安召见他从前的部下冯庸，在言谈中，掩饰不住急於到前线绥远抗日的心愿，以及对南京藉剿共削弱东北军的不满。冯庸到武昌，将张学良的话讲给了陈诚、陈诚即将张学良的这些言论以密电转报给蒋介石，蒋即去电申斥张学良。张见自己的心迹暴露，索性复电直谏：「华北半壁江山几全沦陷」，抗日呼声，遍及全国，中枢应顺应民心，领导抗日，否则处境危殆，「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集中。」（注一二）
在此前后，张学良在西北联共独立之传说，不胫而走；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之后即将解决西北的传说，也时有所闻。於是十月三日，张学良籍接见英国记者海伦·斯诺的机会，公开向全国表明态度。他说，中日问题，「责任全在日本」，中日交涉，日方所提无理条件，「即使政府容忍，而民众亦难接受」。这时，红军已声明，除了自卫之外，绝不攻击「国民党军队，唯求联合抗日，故张学良说，「如赤匪能觉悟自新」，「服从中央命令」，少损元气，增加国力，「亦所深望者也」。这无异於动员舆论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可是，调往南方压迫两党的中央军，这时已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昼夜兼程地开向西北。
在蒋介石抵达西安的前一天，张学良为增加劝说蒋介石的力量，亲自驾飞机赴太原，与阎锡山密谈（此时阎为防日伪进犯绥远，已秘密联共，并同意东北军假道山西赴绥抗日），结果「极佳」，阎锡山同意张学良一道晋见蒋介石，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并表示倘蒋不干，阎「决不顾一切牺牲」，联合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阴河五县给红军」。（注一三）
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等人一行抵达西安，不住城内而住临潼华清池。当晚张学良谒见蒋介石，恭敬地婉诉联共理由，蒋介石仍严加斥责，张学良耐著性子申辩。蒋介石即大发雷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要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要叫你向西，你就得往西。我要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这是命令!」蒋介石的怒喝，使其站在远处的卫兵们都感到「战慄」。（注一四）
二十七日，蒋著海陆空大元帅礼服，在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簇拥下，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对张、杨部队团级以上军官训话。蒋介石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不能算定一个革命军人」，而应予严厉「制裁」。张杨的军官们用咳嗽、跺脚等方式表示抗议。本来，张学良已安排军长们会后晋谒，见蒋生气，怕把事情闹僵，只好匆匆把蒋送回华清池。
二十八日，蒋介石召见张学良等在陕要员，张学良发言时，仍请求与只求抗日的中共妥协，蒋当众申斥，张学良「满脸通红地退了出去」。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批张「如此无识，可为痛心」。（注一五）二十九日，蒋介石飞抵洛阳。
三十日，应张学良之邀，阎锡山等人飞抵西安，商量怎样利用为蒋祝贺五秩大寿（三十一日）的机会，联合劝说蒋介石。当晚，张、阎二人同车赴洛，三十一日，祝寿典礼结束后，张、阎二人联袂婉劝，而蒋氏认为红军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可永绝后患，张、阎反复申诉，蒋厉声反诘道：「你们只答覆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翌日，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训话，当著张学良的面，大骂「通日本的是汉奸，通共产党的更是汉奸」，张学良听后「有如滚水浇头」，沮丧得暗自流泪。至此，张学良对劝蒋已近「绝望」。
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千方百计地向蒋介石表示诚意，并发表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抗日救国通电，还单方面发布了对国民党军队停战的命令。这时，蒋介石并非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抗日之真诚，他说：「共匪抗日之说，无论其为真为伪」，「即使其为真抗日」，亦必为苏联的一傀儡」。（注一六）其实，正如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的讲演所表明的那样，他是把中国共产党当作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更为危险的敌人。但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仍把剿共置於抗日之上，无论如何这也是大错特错的。章太炎是反共的，但在北平学生掀起「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时，他致电宋哲元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宋哲元也是反共的，他却复电说：「重以先生之嘱，自当遵办。」（注一七）而蒋介石却见不及此。一九三六年冬初，中共中央鉴於胡宗南、关麟徵等中央军在甘肃、宁夏破坏了红军西渡黄河、打通苏联、联合张杨、共建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蒋介石在国共秘密谈判中，又一反过去的承诺，妄图收编红军，并已调来约三十个师的嫡系大军，决心剿灭红军；而陕北地瘠民贫，红军缺食少衣，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难以立足。（注一八）因此，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中共中央被迫制定了「作战新计划」；如蒋介石不允妥协，黄河以东的三万红军无法出兵抗日，只好被迫进行新的战略大转移，占领同浦线，至出冀豫晋之交，转直鲁豫之交渡黄河，到皖鲁，趋鄂豫皖，转鄂豫陕，再回西北。实际上，这是进行新的长征，目的在於脱离险境，以战迫和，使蒋介石最后不得不联共抗日。（注一九）此举虽属出於无奈，但毕竟在客观上要给日寇侵华以可乘之机；由此引发的大内战必然要使中国的国防力量受到严重损害。张学良得知这一令人震惊的秘密作战计划之后，深知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密电中共中央坚请红军「熬过一、二个月」。（注二○）以待形势变化，中共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
十一月中旬，日伪军进攻绥东，博作义奋起抗战，但蒋介石仅派汤恩伯之八个团援绥，而以二六○个团剿共。十一月二十三日，蒋介石明知将引起民众和舆论的反对，悍然在上海逮捕了坚决主张一致抗日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二十七日，张学良派专人把自己的（请缨抗战书）急呈驻洛阳的蒋介石。二十八日下午，张学良独自一人，驾机赴洛谒蒋，恳求即调东北军援绥抗日，并释放「爱国未遂犯」七君子。蒋介石固执地说作事应分「段落」，剿共已到「最后五分钟」，「剿不完决不抗日」，（注二一）东北军必须剿共到底。张学良以强逆民意兵心必招自危之义婉谏，蒋介石勃然大怒，骂得张学良无法尽其词。在此前后，张学良对劝说蒋介石回头已感到绝望，但张又誓死制止内战，於是想起了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产生了「苦达打」的想法。张学良遂将此想法讲给了协助他改造军队的叶剑英，中共中央收到叶剑英的密电后，即复电叶剑英，令其转告张学良，对此事要慎重。（注二二）
化敌为友 甘愿牺牲
张学良虽有了兵谏的想法，但考虑到要全国一致抗日，非拥蒋不可，就想让蒋介石了解东北官兵之真情，（注二三）借部下之嘴使蒋之思想转弯。於是，他在十二月二日飞洛谒蒋，说自己再也没有什么理由能说服自己的部下了，请委员长亲临慰抚。蒋介石早已得到王以哲军部电台与红军联络的情报，孔祥熙等人也写信劝蒋勿去西安，但蒋认为，东北车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不「剀切告诫」，「剿赤之举」可能功亏一篑。蒋因此不顾一切，於四日进驻西安华清池。（注二四）随后，蒋即分批召见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与他们「餐叙」，坚定其剿共信念。同时，蒋还与其所携中央军政大员密谈军事计划，布置督剿，务於一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内）」消灭红军。（注二五）
这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已得到消息，如其两军拒不剿共，即分别调往闽、皖，由中央军进驻，并已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张见部将们仍没能使蒋回心转意，并已听到蒋要撤职查办自己的谣传，（注二六）乃於七日晚，抱著破斧沉舟的决心，决以「至诚」感动蒋，他封蒋说，日寇贪得无厌，由东北而华北，由华北而绥远、西北，如仍不抗日，国家必亡；共产党只求抗日，并拥戴委员长为最高领袖，委员长联共抗日便可成为「民族英雄」，国难时期，只有攘外才能安内；并以自己历年在关键时刻拥蒋的事实表白自己的赤诚……说著说著，张学良即声泪俱下。蒋介石说张学良年轻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说自己考察过俄国，「共产党那套，我比你清楚」，并喝斥他：「你这个样子，还像个军人吗?」两人於是大吵起来，张说蒋专制，与袁世凯等人没什么区别；蒋说自己那样做「就是革命」。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至此，张学良终於认识到只靠规劝是说不服蒋介石的了。八日，张学良便与杨虎城密商，决定把蒋介石抓起来，以武力强逼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即实行兵谏。但张学良为做到「仁至义尽」，「对得起」蒋，九日上午，又去华清池劝了一次，结果吵得「面红耳赤」。这一天，西安学生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而集会游行，并於午后，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下令「格杀勿论」。张学良为避免流血事件，急忙赶到灞水桥，流著泪劝回了学生队伍。当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抗日要求，蒋却责怪他不用武力弹压，（注二七）并说国家大员不应代表学生讲话。
十日，张学良、杨虎城商定了兵谏计划。十一日，蒋介石决定翌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
十一日深夜，张、杨下令实行兵谏，张学良严令赴华清池的部队只准活捉蒋介石，决不准伤害他。十二日五时许，蒋闻枪声，越墙逃出，藏到骊山山凹中。这时，张、杨在西安新城大楼焦忧不安，张学良对杨虎城说：如果找到了委员长，「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若是找不到他，就割下我的头，请虎城兄拿到南京，了此公案，绝不能因此造成内战!」八时许，在山凹中找到蒋介石后，东北军吹起了向最高长官表示崇敬的「三番号」。九时许，恭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张学良去见蒋介石时，正如蒋在《西安半月记》中所言，「持礼甚恭」，「垂手旁立」，并对蒋说：「如能听从余等之意见，则当然遵从委员长之命令。」但蒋怒不可遏，拒绝商谈，不肯进食。
张杨兵谏宣言提出八项要求，但明言其目的在於：「只求救亡主张贯彻，有济於国家」，「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蒋氏夫妇的亲信，陪端纳最先去西安的黄仁霖先生说：张及其同谋，「对蒋委员长没有加以伤害的意思」，与蒋的「最主要的歧见，在於先和日本侵略者作战，还是先剿灭共军」，并接著说：「共产党究竟也是中国人呀!这个主张是全国大部分人士亦表同意的。」（注二八）宋美龄女士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张、杨等的政治主张虽甚激昂，却「始终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於历来之叛变。」奉蒋侍卫室主任钱大钧之命，为蒋安排华清池行馆的孙先生（当时他亦被拘）说，「自劫持起至护送返京止，这段时间，应该说是完全在张学良暴力的控制下的，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凌虐他的俘获物和人的。但是不管是委座自己写的，或是夫人写的，以至侍从人员传述的，和我自己所目睹的，张对於委座执礼甚恭，始终不衰，见面必行军礼，报告始终站立著，离去必敬礼而去。在临潼骊山下山时，吹崇敬的《三番号》，临离西安机场时，一定要随机护送返回南京，以明责任，置其自身之一切安危毁誉於不顾。颇有慷慨就义，承担一切之侠义精神。」（注二九）同时，被拘的蒋之秘书萧赞育回忆说：十三日上午十时，张学良到西京招待所看望他，对他说：「当今之世，尚有谁敢向委员长直言相争者，我这一次总算向他开了个大玩笑。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注三○）大量史料证明，无论是拘蒋前还是拘蒋后，张学良对蒋介石不仅没有伤害之意，而且一直主张只要蒋答应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就亲自陪蒋回京，至於说张学良亦曾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即万一内战无法避免，南京军队围攻西安前夕，对蒋要「实行最后手段」，这正如宋美龄女士亦同意「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一样，皆为万般无奈的设想。
为了保密，直到兵谏行动前两、三小时，张学良才将此举通知中共代表刘鼎，十二日二时三十分，刘鼎将电报发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从十二日起，中共中央与张学良之间的电报即往来不断。由於国共之间已经仇杀了十年，在共产党已经改变政策，诚心联蒋抗日之后，蒋介石仍然坚持非先剿灭红军不可，因此开初几天，中共一些领袖，主张「公审」蒋，「除掉」蒋，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建立国防政府，领导抗日。但即便在这时，中共中央也主张争取南京政府中除亲日分子之外的大多数派别一道抗日，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立场。而南京政府要员们，则多数主张尽快围攻西安，以武力讨平「叛乱」。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少数人则力主打通谈判渠道，和平救蒋，当中共中央发现自己的设想与现实的差距之后，迅即站在「第三者的立场」，采取了促进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正如张培森等三位学者所说的，在当时，「没有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没有南京政府的蒋介石，都是不能设想的事情。」（注三一）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当时比国共两党的一些领导人看得更清楚。
兵谏发动之前，张、杨与各地实力派及著名爱国人士曾秘密地进行过广泛联络，并在私下获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可是扣蒋之后，却遭到了中外舆论的广泛误解和谴责，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还立即出现了一股拥蒋浪潮，这大出张之所料，张、杨部将黄永安和冯钦哉叛变所导致的潼关失守，中央军之重兵压境，蒋介石之顽固态度，大规模内战迅即爆发的危险，都令张学良十分的焦急和痛苦。而他寄予厚望的苏联，竟然骂他是日本的「走狗」，说西安事变是他受日本指使而发动的，这使张大为震惊和恼火，并因此而有点迁怒於中共。十二月十三日，张拿著斯社新闻广播的纪录稿，当著中共地下党员宋黎的面说：「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注三二）但张学良为了大局，为了共同对付南京武力讨伐派，为了藉机促成国共和解，一致抗日，仍一再催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尽快来西安。十四日晚，端纳奉宋美龄之命到西安探视蒋介石之后，蒋一方面已经察知张学良的真意，知道自己并非必死无疑：另一方面，从端纳捎来的宋美龄给他的信中，得悉南京方面「戏中有戏」和宋的「宁抗日，勿死敌手」的嘱咐，（注三三）於是，蒋的态度开始软化。十七日晚，周恩来应邀抵达西安，在张学良金家巷公馆与张彻夜商谈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措施。张很佩服周之深谋远虑，并依之为「谋主」。二十二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飞抵西安，经张学良的斡旋和介绍，宋美龄与周恩来进行了两次晤谈，周告宋说，共产党没有参与此次兵谏，并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周明确地说：只要蒋同意抗日，共产党拥护他为全国领袖，而且舍蒋先生之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者。随后，张、杨、周即与宋氏兄妹进行谈判。经过协商，二宋代表蒋介石基本同意了张、杨、周三人一致提出的条件。二十四日晚，在张学良引导下，周与蒋会面。国共两党打了十年内战之后，经过张学良的努力疏通，终於举行了第一次高级会谈。周回答蒋的话时说，只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他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蒋亲口讲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三点意见。这些内幕，几十年后，中共中央才在周恩来的选集、传记等著作中公布出来。但当时应考虑还要拥蒋做抗日领袖，没有勉强让蒋在其中承诺的条件上签字。可是，至今仍有人怀疑这些谈判及其所达成之条件的真伪。其实，有人早就说过：聪明人，不必跟他说；糊涂人，说又有何用呢!笔者只想问：如果没有谈判，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张学良是因为看了蒋介石的日记，悔悟了，才释蒋的，那么二宋还去西安干什么呢?难道还要二宋协助，张学良才能看懂日记吗?况且，蒋张之争，其关键在於：蒋主张剿共之后再抗日，张主张联共立起抗日，难道在兵谏之前，蒋的日记中有主张停止剿共的内容吗?至於说蒋也主张抗日，国民党五大之后还渐趋积极，这些，张学良不看蒋介石的日记也知道，不然他也不能坚劝中共联蒋抗日，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其实在蒋夫人的回忆录中，写到她对黄埔军校学生的讲演时，就有「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在与「有力分子」（周恩来）交谈时，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中共红军问题，自然不是「外政」，不用武力，显然就是停止剿共，释蒋前蒋所答应的条件，后来或者完全否认，或者大打折扣，但其核心「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这一主旨，蒋介石大体上是兑现了。
兵谏之初，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皆认为必有共产党参与，由於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亲密合作，反复向蒋和宋氏兄妹说明和解释，他们才确信共产党没有参与，加上张、杨特意让周居於调解者的位置，这就使蒋介石等人亲自感受到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心和善意，从而减轻了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和仇恨。而苏联在兵谏发生后的表现，严重削弱了张学良对苏联援助的期望，促使他把蒋介石所代表的抗日力量看得比过去更重了。为了恢复和抬高已答应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国家领袖的威望，承担兵谏的全部责任，洗清共产党的嫌疑，进一步促进国共和解，张学良不顾部属、杨虎城、周恩来等等几乎西安方面绝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独断专行，毅然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陪送蒋介石等人飞离西安，赴京「请罪」。张学良在新旧军阀中混了多年，与蒋介石打了多年的交道，他对蒋的评论表明他对蒋的为人早已深为了解，（注三四）但是，正如发动兵谏时，他不顾个人生死荣辱和东北军的利害得失一样，结束兵谏时，他所考虑的仍然只是拥蒋联共，一致抗日。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在评论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时说过，国共两党在合作抗日的大前提下，同时又都把目光放在「抗战以后」，（注三五）也就是说，都在为争夺抗战后的天下，而进行著政治斗争。史实表明，在西安事变时期，国共两党的这种政治斗争也没有停止过。但张学良此时只著眼抗日救国，完全不考虑为自己或为十几万东北军争天下这一条。（注三六）一九三七年二月未，张学良在囚禁地溪口对来访的东北军将领吴克仁等六人说：「我再告诉你们一次：军队是属於国家的。《双十二》的兵谏，其目的是什么?不是因为国人和我们的官兵都是焦急著要打回老家去吗?我们的目标是抗战……。大家回去告诉全体官兵，必须服从国家的命令，为了抗战，就是国家把各部队以一连一连为单位，调赴不论任何地方，都必须服从命令。」（注三七）在国家存亡的关头，张学良把民族利益置於个人、集团和党派的利益之上，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他愿意献出他的生命、他的家庭和财产、他所代表的东北集团和他所领导的东北军。
历史要求国共两党尽快化解深仇，携手抗日。张学良与双方的特殊亲密关系，加上他圣洁的自我牺牲精神，使他成为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最好人选，他心甘情愿而又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於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大损国力的内战终止了，国共两党化敌为友一致抗日了，中国得救了；而张学良被囚了，东北军解体了，化解深仇须挚友，携手抗日有幽囚。张学良虽然没能亲自参加抗日战争，但他却为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注 释 注 一：参阅苗渤然：《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的简单回忆》。 注 二：张治中：〈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七六二页。 注 三：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四页；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第八五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三三三页。 注 四：《彭德怀自述》，第一七四页。 注 五：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第八七页；张学良：〈今后应於安民整军中完成我们的使命〉，载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二卷（北京新华出版社），第八四三页。 注 六：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三八三页、三八五页。 注 七：张学良：〈对世界电讯社记者的谈话〉，载《张学良文集》，第二卷，第七四一--七四二页。 注 八：申伯纯：《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下）》，《纵横》，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二页。 注 九：「红二方面军」是不久后的名称，当时尚称「红二、红六军团」。 注一○：在肤施会谈中，张学良对周恩来说：「国民党完了」。一九三六年夏，张学良曾对来访的一些南京青年说过共产党「一定能成功」。王卓然在《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中写到：「周恩来论他说：『副司令前进得太快，不但好多人赶不上，就是我们共产党也有点追随不及』」。刘鼎则说张在「一日千里地进步著」。一九八○年俄文第三版《苏中关系》一书甚至说，共产国际曾批评中国共产党准备吸收张学良入党。 注一一：《刘鼎札记》，转引自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注一二：秦孝仪主编：《西安事变史料》（台北版），上册，第六十页。 注一三：《叶剑英、刘鼎致毛泽东电》，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九时。 注一四：张玉荪：〈华清池之旅〉，载《传记文学》（台北版），第三十九卷，第六期。 注一五：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版），卷三，第三四一页。 注一六：杜松柏：《蒋总统处变慎谋的历史回顾》（台北版），第五三页。 注一七：《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二十一辑（吴以群、刘一凡编），第二○二页。 注一八：《程子华回忆录》，第一一二页。 注一九：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第五一七页--五一九页。 注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彭德怀任弼时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 注二一：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十册，第一四九页。 注二二：《叶剑英传》（稿），转引自张魁堂：《张学良传》，第一九一--一九二页，「苦达打」即法语「政变」的音译。 注二三：此时东北军官兵抗日情绪非常强烈，连陕西省政府主府邵力子都十分担心张学良因控制不住而发生兵变，见杨闻宇、朱光亚：《丙子「双十二」》，第一九九页。 注二四：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注二五：同注一二，第二页。 注二六：张潜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存稿。 注二七：张学良：〈在西安广播电台的广播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晚八时）〉，载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二卷，第一○六九页。 注二八：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北板），第二八九页。 注二九：同注一二，下册，第三一六页。 注三○：萧赞育：《谈西安事变》，同注一二，下册，第二○二页。 注三一：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载《党的文献》，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注三二：《文史》杂志，一九八七年，第二期，第三一页。十七日晚，张学良听周恩来说兵谏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一语时，也不太高兴，但经周分析，张即释然。 注三三：申伯纯：《西安事变记实》，第一四二页；〈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周电中说「敌手」指何应钦、汪精卫。当时，南京讨伐派中有人图谋在讨伐中置蒋於死地，并急促在欧洲的汪精卫回国，取蒋而代之。 注三四：张学良说蒋「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见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九四页，类似这样的话，在陪蒋赴宁前，张学良讲过多次。 注三五：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第五版。 注三六：当时在陕北的红军，总共只有三万余人（西路军二万余人除外）。 注三七：郭增恺：〈一个历史问题的交代〉，载《西安事变三忆》，第二一九页。
--录自《中国现代史》，一九九二年，第九期，页一六六--一七六。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