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善后失误的再认识
陈 民
提起西安事变善后的失误，世人多把张学良的被幽禁，归因於他的豪放秉性和政治上的幼稚，轻信「领袖的人格」，故而一意孤行，决定「负荆请罪」，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自投罗网，咎由自取。
笔者以为，上述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见。「负荆请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固然失策，但张学良到南京以后，仍然有机会，有条件争取返回西安。只是由於东北军内部少数掌握实权的高级将领，片面理解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对蒋介石的进逼，委曲求全，一味消极退让，放弃了争取张学良获释的条件，丧失了有利的时机，这是导致张学良长期被幽禁的原因。据曾任张学良秘书的应德田回忆，张学良送蒋介石临走前，向东北军将领说：「我走后，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有问题，我们这里还押著南京的十几位大员啦，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注一）这段话说明，张学良也估计到最坏的情况，但认为有了南京十几位军政大员作「人质」，（注二）就能保证他安全归来。可是他没有料到，东北军内部某些当权将领，在他未能回来之前，却「人情送到底」，释放了全部被扣押的南京军政大员，紧接著又放回了五○架战斗机和五○○多名有关人员，从而使蒋介石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地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分化活动。顺便指出，蒋介石派来包围西安的五路大军的总司令，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外，其余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全是西安放回去的「人质」，从这也可看出这些人在蒋介石左右所起的多大作用。可以说，正是由於东北军少数高级将领的举措失误，而且一误再误，终於导致东北军内部的分裂，而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张学良也就失去了获释的最后保证。
当时，东北军内部在营救张学良的策略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先撤兵，后放张」。五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坚持这种主张，他们认为在中央军步步进逼下，应先撤兵。让出西安，然后再设法营救张学良，否则与蒋介石硬顶，势必引起大规模内战，从而断送了西安事变的成果和东北军的前途。另一种意见是「先救张，后撤兵」。主张应据理力争，坚决要求释放张学良回西安，一切由他决定。为此，如果中央军一再进逼，不惜拚命打一仗，坚持这种主张的是以应德田、孙铭九等为代表的「少壮派」。
表面上看，两种意见分歧只是在营救步骤的先后问题，实质上却是营救与放弃营救两种对立的方针，后来的事实演变，证明「少壮派」的意见是正确的。试从以下三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先撤兵，让出西安，只要三位一体，（注三）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释放张学良回西安。这种想法似乎合乎和平解决西安问题的精神，比较稳妥可行，实际上却是自我毁灭的错误作法。因为只要一撤兵，让出了西安，三位一体的团结，也就失去了根据而不复存在了。当时无论实行和平撤兵的哪种方案，（注四）只要一撤离西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也就分离了，三位一体团结的中心也就没有了，特别是三位一体的中心人物张学良不在，东北军主要将领各找出路，分头向蒋介石靠拢，杨虎城对十七路军的领导也发生问题。这时，还有什么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有什么人、凭什么力量去坚持要求释放张学良?张学良当时不仅是东北军「联共抗日」政策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三位一体的中心人物，实际上也是能否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关键人物。「有他在，东北军便能团结；没有他，这个团体便失去中心，便不易团结，甚至可能走向分歧、涣散以至崩裂。」后来局势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由於「军头」们坚持消极退让政策，而「少壮派」便认为一致通过的「先救张，后撤兵」的「渭南会议」决议，（注五）被少数人所破坏。为了扭转局势而采取杀「军头」王以哲等自相残杀的过激做法，结果乱了自己的阵营。王以哲是东北军内一个较有影响的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一部分将士的愤慨，驻防渭南前线的一○五师刘多荃和五十七军缪澂流，立即调转枪口向西安进军，要杀孙铭九等给王以哲祭灵，并先后杀了特务连连长于文俊和对联共抗日起过重大作用的旅长高福源等人。这时，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乘机串通驻武功的一○六师师长沈克，联名通电拥蒋，同时还煽动骑兵军参谋长安俊才撤离咸阳。东北军内部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而且大有自相残杀的趋势。这样，就让蒋介石趁机各个击破，分化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张学良从而失去了获释的最后保证。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以及抗日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的故旧，曾几次呼吁释放张学良，都毫无结果，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初，李宗仁出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时，也曾下令释放张学良。可是，蒋介石不同意，也还是一纸空文。
二、先撤兵，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从而有利於张学良的获释，这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一九二八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大有功於蒋介石的「统一」；一九三○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也是由於张学良的出兵，蒋介石才转败为胜；一九三三年，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黑锅，毅然下野出国。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支持、拥护，甚至近乎一种死心塌地的程度。在西安事变后，为了维护所谓「领袖的尊严」，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更是心迹自明。但是蒋介石以怨报德，翻睑不认人，在南京导演了一场小小的闹剧，先是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判了他十年徒刑，继而又故作宽大，加以赦免无罪，但又规定交由军委会严加管束，实际上是把十年徒刑改为终身监禁。这里既有蒋介石发泄私愤、睚眦必报的个人作风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他为瓦解东北军和三位一体而采取的深谋远虑的一著棋。蒋介石意识到，在西安事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红军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团结，而张学良在这个团结当中听处的中心地位，这才是蒋介石的「心病」所在。为了遏制这种局势的继续发展，就必须尽快控制住张学良，使东北军失去主心骨，从而动摇、瓦解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的团结，这是问题的关键。蒋介石所耿耿於怀的是三位一体的形成和发展，必欲灭之而后快。因此，以为先撤兵，让出西安，就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而释放张学良，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上，中央军进驻西安，只是瓦解三位一体的开始，接著是东北军的全面调防和杨虎城的被剥夺实权，「出国考察」。随著调防，紧接著又是改编整训，至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旬，开封「整编东北军」会议之后，东北军就全部被瓦解，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城出国归来，仍然逃不脱蒋介石在他周围布下的大网，先是被囚禁，后来加以秘密杀害，连同其夫人和次子杨拯中、以及秘书宋绮云夫妇，也都先后惨遭毒手。这一切都说明蒋介石的心狠手辣，任何人都感动不了他。
三、如果坚持先救张后撤兵，必然引起大规模内战。这是东北军某些高级将领主张先撤兵后救张学良的主要理由。但是从上述种种事实说明，消极的退让是不可能营救张学良的。那么，坚持先放人后撤军，是否一定会爆发大规模的内战呢?根据当时的形势看，应该看到已与十年内战时期的情况不大相同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威信大大降低，国民党内部不稳定因素增长，全国人民更加坚决要求团结抗日，反对内战，连同各省的地方实力派也反对内战，要求抗日，（注六）加上共产党经过长征后，已在西北站稳了脚跟。这时，如果三位一体的团结很坚强，营救张学良的态度很坚决，是完全有可能据理力争，迫使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蒋介石仍一意孤行，违反全国人心及各省实力派的劝告而发动新的内战，则无论政治上或军事上，对他都是不利的。况且原来他对红军作战，已搞得焦头烂额，现在面对三位一体的军事实力，他就不能不慎重考虑了。实际上，当时蒋介石所作的军事威胁，不过是作为达到瓦解东北军、分化三位一体的手段。蒋介石对西安前线的将领屡次密电强调：「对陕策略，应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望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为目的」；还反覆指出：「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安城，然后相机再用根本解决，是为上策。」（注七）上述密电说明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在这个时候再打内战的。退一步设想，万一蒋介石由於军事威胁达不到目的而不顾一切，悍然发动新的内战。那么，只要三位一体能坚持团结并切实作好准备以及相应的军事部署，在堂堂正正的团结抗日的旗帜下，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各省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完全有力量击退蒋介石的武力进攻，从而迫使他释放张学良出来收拾残局。经过西安事变的反覆谈判，蒋介石心里明白，三位一体所要求的并非反蒋，更不是要同南京开仗，只是要求释放张学良回西北，更好地领导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实行拥蒋联共抗日。从个人关系说，蒋介石心里也很清楚，张学良对他仍然是忠心耿耿的，只要他决心抗日，张学良定会拥护他的，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权衡利弊，释放张学良回去收拾残局，对他仍然是有利的。据亲蒋的东北籍人士王化一回忆，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蒋介石曾有释放张学良的意思，并作了一些具体的安排。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戴笠给王化一电报，邀他立即到南京，同时还邀四维学会（注八）的几位东北方面的理事同去。王化一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由武汉飞到南京，当时接待他的周伟龙，戴笠邀他们来，是为了讨论西安善后问题，原计划张学良回西安后，把他左右的人更动一些，拟约四维学会中与中央较为接近的人，随张学良回西安去代替换掉的，以便顺利地控制张学良。但后来情况骤变，原计划过时了。（注九）显然，蒋介石原以为西安方面在张学良回去之前，是不会释放被扣押的南京要员和飞机的，不让张回去是不行的。不料西安方面竟如此驯服，唯命是从，并不坚持要求释放张学良回去。既然这样，蒋介石当然不会坐失良机，放「虎」归山，给自己添麻烦，所以原来释放张学良的计划也就过时了。
开始，张学良是估计得比较乐观。他说：「争取三天之内就回来，至迟也不过五天。」他在说服部下时特别指出：「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我们这里还押著南京的十几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注一○）张学良的估计不是没有道理的。待到他被扣留以后，仍然把获释的希望寄托在东北军的实力和三位一体的团结。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阎宝航衔宋子文、宋美龄之命，由南京飞到西安，他在对东北军负责干部谈话时，郑重地重述他与张学良的谈话内容。阎说：「汉公（张学良）以手指向西北轻声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我领会他的意思：要想争取他回来：主要在於你们团结坚持到底。」（注一一）意思很清楚，如果蒋介石不放他，他希望东北车能够坚持不懈，一定要把他争取回来。张学良要阎宝航转达的话虽不多，但他寄希望於东北车的殷切心情，尽在不言之中。问题是他没有估计到掌握东北军实权的少数高级将领如王以哲、何柱国等会在关键时刻，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竟向蒋介石靠拢，放弃对他的营救。而临时受命负责东北军的于学忠，却是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因为他并非东北军嫡系，是直奉战争时从吴佩孚那边投诚张作霖的，无论资历或在东北军中的威信，都远不如王以哲，加上他所辖的三师军队都远在甘肃，而渭南前线的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和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都与王以哲关系密切，前者是经王以哲引荐而当上军长的，后者与王以哲是保定军校的老同学，他们是不会听从于学忠指挥的。至於身为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副司令的杨虎城，则更坦率地承认：「张副司令不回来，整个团结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支撑不了这个局面。」（注一二）客观上，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在冯钦哉等叛离投蒋后，剩下不到四万人，杨虎城的忧虑和估计，是符合实际的。「二二事件」发生后，杨虎城曾和于学忠共同签发了一个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线坚持不撤退的命令，而且还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等往渭南前线，劝说缪澂流、刘多荃坚持团结，结果也未能实现。
缪、刘的部队自动撤离渭南前线，移驻高陵，西安门户洞开，顾祝同就顺利地进驻西安。待到次年二月在开封举行整编东北军的会议后，东北军除何柱国的骑兵军外，一律调离西北到江淮一带进行整训，从此东北军这一武装集团也就徹底瓦解了。抗战期间，东北元老莫德惠曾到息烽山探晤张学良，问张：「你以为在什么时候可以重获自由?」张沉思后回答：「一是对日抗战得到胜利之后，一是国民大会召开、蒋先生当了大总统之日。」（注一三）但是，抗战胜利了，后来蒋介石也当了「大总统」，而且一任再任，任到台湾去，然而获释仍遥遥无期。张学良终於意识到：「垂钓渭滨浑似梦」。环顾左右，他只能低吟：「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乾。」（注一四）来渲泄他那含冤抱屈、无处申诉的郁闷心情。
在政治上，张学良毕竟还是太幼稚了点。长期跟蒋介石打交道的周恩来，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最不守信义的莫过於蒋介石。」（注一五）还是周恩来说得对：「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是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是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注一六）
对於蒋介石，你不逼他，他能放人吗?
注 释 注 一：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一九八○年北京版，第一二四页。 注 二：当时被扣押的南京军政大员有：内政部长蒋作宾、军政部次长陈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豫鄂皖边区主任卫立煌、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豫鄂陕边区主任陈继承、军事学家蒋百里、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中央委员邵元冲、张冲，还有李鸿基、邵存诚、毛庆祥等十余人。 注 三：西安事变后建立的「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任主任委员兼总司令，杨虎城为副主任兼副司令。同时成立一个「联合参谋团」，东北军以何柱国、王以哲等为代表，十七路军以孙蔚如等为代表，红军方面以叶剑英为代表，共同组成。何柱国任参谋团主任，孙蔚如、叶剑英为副主任，结成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的三位一体。 注 四：当时何应钦代表南京提出的和平谈判的甲、乙两项方案。
一、甲案
㈠东北军调驻甘肃及陕西邠州以西地区。
㈡十七路军调驻泾河、渭河以北地区；陕西省主席由十七路军方面的人选充任。
㈢红军仍驻陕西原地。
二、乙案
㈠东北军全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安徽省主席由东北军方面的人选充任。
㈡十七路军调驻甘肃省。
㈢红军仍驻陕北。
㈣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
引自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一六三页。 注 五：渭南会议是根据王以哲的建议，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在渭南东郊张家堡召开的东北军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专门讨论撤兵与救张问题，会议最后取得了先救张、后撤兵的一致意见，并由与会者亲笔签了名。 注 六：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杨虎城等西北将领联合发表「歌」电后，西南的李济琛、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四川的刘湘，都先后通电，反对扣留张学良，反对武装进逼西安，反对内战，纷纷声援西北将领。韩复榘甚至表示，如中央军进攻西北，则山东决定出兵徐州，作武力制裁。 注 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一九二—一九四页，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注 八：「四维学会」系张学良於一九三四年初正武汉模仿「三民主义力行社」而组织的拥护领袖（蒋介石）的小团体。成员多为原北平「抗日救国会」的重要干部如王卓然、王化一、高崇民、阎宝航、吴翰涛等，为了竞相拥护，张学良特意拉「力行社」的书记长刘健群兼任四维学会的干事长，而以王卓然为副干事长。 注 九：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一四三页。 注一○：同上，第一二四页。 注一一：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一三三页。 注一二：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一六一页。 注一三：郭桐：《空忆张学良》。 注一四：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的经过》。 注一五：《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北京版、第二○三页。 注一六：同上，第一九六页。
——录自《近代史研完（京）》，一九九○年，第四期，页二四一—二四九。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