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探讨之一
刘玉梅、宋淑华
内容提要：作者主要在文中阐明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来看其主张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从张学良在事发后采取的措施来看其力主和解的诚意；从国共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来看张学良力主和解的功绩，进而充分论证了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古城西安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它的发生是东北军与西北军将士为实现逼蒋联共抗日的主张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事变本身却不能立即使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为事变多少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的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这样「事变面临着两种前途：一是国内战争，结果分裂中国，便利于日本之侵略与汉奸之卖国；一是国内和平，结果团结中国，便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对日抗战之实现。」(注一)所以，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关键。西安事变最终能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是社会历史合力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张学良在事变中始终坚持和平解决方针的结果。对此主要作以下四点阐明。
一、从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来看其主张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张学良之所以要发动事变，其目的就是想通过逼蒋抗日，最后实现其拥蒋联共抗日的继续，这一目的就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㈠此次兵谏是劝蒋直至逼蒋抗日的继续。张学良从东北易帜，支持蒋介石，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第二位显赫人物。到东北沦陷成为「流浪将军」为国人唾骂，使他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产生了强烈的抗日愿望。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学良担任了「西北剿共」副司令后，与红军作战连连受挫，不到三个月损失近三个师。东北军的惨败，正遂了蒋介石一箭双雕的意愿。这使张学良痛感剿共只能招致灭顶之灾，在其面前只有抗日求生之路。在张陷入绝境之时，中共对其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通过频繁的往来与接触，张毅然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停火后，蒋介石大为恼火，亲赴西安督战，宣布大举「剿共」。张学良据理相劝，指出：「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注二)蒋介石则勃然作色，固执己见。在蒋过五十大寿时，张学良想借祝寿之机请求蒋介石准许东北军出兵援绥抗日，同时「痛陈国情，说明了只有坚决领导抗日救亡的才可称得上是中国的领袖，才能代表中华民族」(注三)的道理。蒋介石非但不准，反而气极败坏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才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注四)「七君子」案发后，张学良亲去洛阳，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也被蒋悍然拒绝。张学良多次谏诤不但没有结果，而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剿共」计划，却威逼张剿共，告诉他要么剿共，要么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既不愿违「剿共」，也不愿退出陕甘，于是他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说服蒋。而蒋介石不但仍无动于衷，反而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苦谏、哭谏的失败，迫使张学良只能采取最后的策略—兵谏，用武力胁迫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走上抗日的道路。可见，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张学良从劝谏直到兵谏，都是为了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如果蒋能改弦更张，联共抗日，事变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
㈡拥蒋抗日的继续。西安事变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的军事政变，就在于它不是为了某个集团或个人的私利，而是由于善良的抗日救国的愿望，它的目的是绝对端正的。张学良发动兵谏早已把个人的荣辱生死置之度外，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抗日救国。这就意味着，只要蒋介石能改变政策，联共抗日，张学良就会立即拥护他，服从他，兵谏是拥蒋抗日的继续。
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在延安和周恩来会谈时说抗日非拥蒋不可，不拥蒋，全国抗日局面不能形成，应「拥护领袖，集中国力」，把蒋包括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才把抗战坚持到底。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张学良在给蒋介石的靖绥抗敌书中申明要在「钧座(蒋)领导下，为抗日之先驱，成败利钝，固所不计。」(注五)在兵谏后找不到蒋介石时，张学良着急地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要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注六)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致电孔祥熙道：「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注七)可见，无论在兵谏前，还是兵谏扣押蒋介石之后，张学良都丝毫没有加害于蒋介石的意图，而只是想以逼蒋抗日来实现其拥蒋抗日的目的。从这一目的来看，这其中就已包含着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则预示着和解的必然性，因为如不和解，造成南京和西安的对抗，那么张发动事变的初衷只能付之东流。为了保住事变的成果，促进和平解决事变的可能向现实的转化，张学良审时度势，力促事变的和解。
二、从张学良事发后采取的措施来看其力主和解的诚意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国际、国内政局骤然紧张。各国、各阶级、阶层、及各派人士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试图以种种形式影响、控制这一事变的过程，国内处于复杂的斗争局势中。在当时中日民族矛盾的制约下，各种势力的交锋便集聚于用什么方式解决事变及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英、美出于各自的利益，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日本、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想借此挑动内战，但是掌握事变进程的大权，解决事变的金钥匙并不操纵在他们手里，只能取决于事变发动者的态度与举措。这样，作为事变发动者之一的张学良，便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张学良认为：只有选择和平解决的方式，才能避免内战的爆发，才能实现全民族抗战，达到其兵谏的目的。因而，张学良力主和平，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向社会各界表明其和解的诚意，以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
㈠发表抗日救国八大主张—推出和解初始条件。捉到蒋介石之后，为了争取全国人民和各省实力派的支持，张学良命令把已拟好的八大主张迅速通电全国，这八大主张就成为西安和南京方面和谈的初始条件。通过八大主张的推出，张向全国人民阐明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动机，提出了集合全国各派力量，以民众总动员去抗日救国的方针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条件。
㈡致电各派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扩大力主和解的队伍。事变爆发后，国内各界的反响莫衷一是。无论是各地方实力集团，还是工商巨子；无论是知名人士、学者，抑或千百万工农大众，对扣留蒋介石这一作法争议纷纭。在国内具有很大势力的国民党新军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基本上也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范畴，但他们与蒋多少都有过矛盾和冲突，因而实力派中的多数是同情张学良的，但态度鲜明的支持者却寥寥无几，多数人则是采取明暗不同的两手来应付局面。这样，为了使各界明白事变的目的，进一步争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张学良频繁致电各派人士和地方实力派，阐明自己的主张。
张学良在十二月十四日的广播词中说：「此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注八)他在致四川军阀刘湘电中表示：「此次举措，只求于国家主张贯彻，有利于国家，虽获罪于人，牺牲生命，亦不惜情。」(注九)他在致阎锡山、傅作义电中也表达了同样的主张。这样，通过与各派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通电和联络，争取了地方实力派，从而箝制了「讨伐派」发动内战的行径，孤立了「讨伐派」，为力主和解的队伍注入了新的血脉，他就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㈢抵制「讨伐派」—扫除和解阻力。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陷入一片明争暗斗的混乱之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妄图借此挑动内战，借刀杀人，夺取国民党的大权。何应钦急电正在欧洲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请汪立即回国，共同主持大计。国民党的元老要人，也大多以「维护纲纪，讨伐叛逆」的口号相标榜。自诩为蒋介石密友的戴季陶声言，如对张、杨姑息，则「国将不国」，政府的对策唯有立即明令讨伐。蒋介石的嫡系力量中主战的气氛也相当浓厚。他们的主张正好迎合了亲日派的需要，这样一时间南京政府中讨伐的声浪甚嚣尘上。
十二月十六日，何应钦主持下达了「讨伐令」，声称要「扫荡叛逆，以靖凶氛」；并且自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讨逆军向西急进，用飞机轰炸渭南、三原等地，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不得不下令东北军开赴前线待命，并致电何应钦，谴责他「西入汉关」，「肆行轰炸」，「动干戈」，「起内战」。然而张学良调兵可以说是被动的，防御的，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制止何应钦的进攻，以达到和平的目的，而不是与何应钦争高低。因此尽管何寻衅，但内战始终未能爆发。
三、从国共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来看张学良力主和解的功绩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不只是张学良一个人的义举，而是一个历史的合力，中共和国民党就是其中的两个和解因素。尽管如此，这两者作用的发挥始终没有离开张的合作。
㈠从中共的作用来看。西安事变是因逼蒋联共抗日而发生的，因而事变的解决，就必然首先牵涉到共产党的问题。张捉蒋后，即成骑虎之势，因此事变当天清晨，他就命人火急电请中共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对于中共来说，事先并不知道事变的爆发，在接到张的通电后，中共立即做出了和解的决策。这一决策可以说是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继续，因而，一切服从于实现全民族抗日的根本目的，就成为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基本依据。
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后，经过和张的磋商，双方在和解事变上很快便达成了一致意见。周恩来首先明确提出了「保蒋安全」的策略，以此为基点，中共以合力抗日为先决条件，和平释蒋的方针便最终形成。
为了加速和解事变的进程，中共在政治、军事上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以及为此作出的努力，对于事态的缓和，对于事变和解的进程，是个很大的助推力，然而这个助推力的启动，则是与张的努力与诚挚的合作分不开的。
中共在参加事变和谈时，周恩来曾向宋子文表示，西安事变的发动，中共并未参与。而中共不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却能作为事变和谈的参预人加入和谈的进程中，则是通过张对中共的通电邀请实现的。张在事变后对中共的火急电请，无疑是启动了中共这一助推力的按纽，即在事变之始就把中共这个强大的和解力量首先列入事变的和解进程中，从而实现了中共和张学良两大和解力量的汇流，这股合力一直贯穿于事变和解的始终。
另外，中共虽然对于事变的和解做了不少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然而中共不作为事变的发动者，是始终处在第三者的地位，以居中调停的身分出现的，是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来协助张妥善处理事变的。所以，中共主张的贯彻「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如果离开张的积极合作与举措，那是万难实现的。由此可见，张是事变的主要决策人。
㈡从蒋方的作用来看。蒋介石作为事变的被羁者，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作为中共和张「逼蒋抗日」方针的利害关系人，他的态度对于事变和解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变能否达成和解的一致意见，还要取决于蒋氏的承诺。蒋在事变之始，态度是强硬的。他虽不愿就死地，但也不愿放下总裁的架子，向部下低头。然而，蒋最终还是屈服了，表示愿意谈判，并口头应诺了三项条件，这虽然和宋氏的努力及南京等方面的事态有关，但张的作用也是不容抹杀的。
兵谏后，张便亲自去见蒋，口称「委员长受惊了」，并向蒋道歉，表示希望和蒋商谈救国大计。其后，张每天都去见蒋两、三次，不厌其烦地劝谏，甚至「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而蒋则总是闭口无言。虽然张的再次劝蒋并未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却表示了他未有借「兵谏」杀蒋的意图，表明了他主张和解事变的诚意，吐露了和解的心声，多少给蒋吃了一颗定心丸，为蒋的强硬态度的转变和紧接而来的和谈铺平了道路。
端纳作为宋美龄的特使飞到西安后，张向其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并希望通过他来说服蒋。这样，通过端纳劝蒋的工作，张再一次向蒋表示了和解的意图，使蒋的强硬态度转为调和，为「逼蒋抗日」的实现添了沉重的一笔。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蒋的态度由强硬到调和，一直到最后的承诺，都是与张的努力分不开的。
宋氏兄妹作为南京方面蒋氏的代表，为确保蒋的安全和自身的利益，是不主张武力讨伐西安的，而希望政治解决。张在事变后发表的八项主张，以及致孔、宋的电文则使宋氏意识到了事变是对事而不对人，这便给她们增加了和解的希望，促进了其政治解决方针及措施的出现。宋氏兄妹作为蒋方代表，抵制「讨伐派」的「戏中之戏」，并亲赴西安与张等和谈，对事变的和解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张和解诚意，他们措施的出台就未必是那么及时有力的。可见，张的态度对蒋方的影响之大。
㈢西安和谈—国共两党高级接触。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中共、南京方面和张、杨在西安为事变的和解举行了三轮谈判。这将谈判以张为中介，也就形成了三大和解主力的汇合，尽管三方所代表的利益有差异，但在主张和解这一点上则是别无二致的。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九条协定，并取得了蒋介石的三项口头承诺，事变的和解已成定局。这是西安和谈的一个实际效果，而西安和谈所带来的另一个客观效果就是它直接导致了国共两党的高级接触。这一客观效果也许是张在发动事变时所始料不及的，然而这一效果为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的一系列艰难谈判拉开了帷幕。
西安和谈之前，由蒋对苏联的许诺起因，从一九三五年底开始，国共两党曾经过四条渠道开始过一系列绝密的较低级别的接触和谈判。这种由全面对抗转为有限对话的谈判，虽然使国共战争的紧张关系有所松动，但并未使国共的合作有实质性的进展。蒋还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布了大举剿共的命令，企图速战速决，消灭红军。这样，要能使国共两党通过谈判实现合作，就必须实现两党的公开的高级会晤，来推动谈判的进展。西安事变则正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两大壁垒之间打开了缺口，为国共两党的最高级会晤，铺架了通途。这才有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见。这一事变发动者都不曾想到的客观效果，促进了历史必然性的发展，从此蒋基本停止了反共的十年内战，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局面。那么张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及和解的决策人，对此而作出的功绩之大，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㈣送蒋回宁—以身试「法」。
西安事变中最动人的，也是最遗憾的一幕，就是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宁，这可以说是张学良用自己的半生被囚换来了西安事变最终的和平解决。
事变后，为了顾全抗日的大局，「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张学良怀着准备一死的决心，打算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他在致《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的电报中说：「当他(蒋介石)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回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在离陕的前两天，他对自己部下谈到自己亲自送蒋回宁时曾说：「……只要于国家民族前途有好处，于联共抗日前途有好处，有危险也应在所不惜。」(注一○)二十五日，张学良在接到反对没有具体保证就放蒋的来信后，怕横生枝节，夜长梦多，就对杨虎城说：「今天我决定亲自送蒋走，……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注一一)可见，张学良从事变发生后就抱着「生死以之」的决心，送蒋回宁是他考虑良久的。所以尽管杨虎城和他的部下阻挡，他还是毅然采取了这一措施，以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帮蒋介石挽回面子，促蒋抗日，以此来挽救危局，避免内战，求得事变最终的和平解决。
张学良的这种不惜牺牲生命而陪同蒋介石回宁的大义凛然、光明磊落之举，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南京与西安日益尖锐激烈的冲突；于微妙之中避免了业已商定的联共抗日大计的落空；有效地解除了当时国内外大多数人对西安捉蒋的种种疑虑；并一个人承担了事变的一切责任。以一个人的失，换来了全民族的得。对于他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毛泽东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张汉卿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注一二)
张学良送蒋回宁虽然使三位一体瓦解，东北军离散，他本人也一去不复返，被幽禁了半个多世纪，但这丝毫不能减损他送蒋回宁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作出的历史功勋。「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牺牲是不能避免的」；(注一三)三位一体的瓦解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也是必然的，「为了抗日就要付出代价，这是值得怀念的」。(注一四)总之，送蒋回宁对于张个人来说是遗憾的，对于国家民族来说，他的牺牲则是必然的，是值得的，是有功于祖国的，因为他的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张学良将军出于爱国的至诚，善良的愿意，以惊险的手段，自我牺牲的精神，顺应历史潮流，力挽狂澜，发动了西安事变，又作为主要决策者和平解决了事变。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谱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新篇章，又一个历史新纪元诞生了，张学良将军为此而付出的一切是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
注 释
注 一：《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二三七页。
注 二：《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八五页。
注 三：《西安事变纪实》，第九七页。
注 四：同注二。
注 五：同注一，一○八页。
注 六：《人文杂志》，一九九○年三月。
注 七：同注一，一三二页。
注 八：同注一，一二○页。
注 九：同注一，一三四页。
注一○：《党史文汇》，一九八七年一月。
注一一：同注六，五月。
注一二：《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
注一三：《党史文汇》，一九八七年一月。《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谈话》。
注一四：同注一三。
—录自《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九六年，第一期，页一○八—一一二。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