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马成碧
对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过去人们多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影响；中国人民，特别西北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注一)本文就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谈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一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由来已久，有其深远的根源。张学良和蒋介石都成长在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历史时期。当时，中国成了列强争夺、瓜分的对象，加之国内政治腐败和军阀混战，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走向政坛的。由于所受教育和家庭影响不同，各自成长道路也不一样，因而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政治思想。
张学良的父亲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当张学良刚刚懂事时，正是张作霖发达之时，张作霖很快由绿林草寇变成地方豪强，他希望改换门庭，决心把儿子培养成既能承袭自己「东北王」的权力，又能饱学西洋文化的人才，以待将来继位，光宗耀祖。为此，张学良的戎马生涯是由其父选定的。他自幼未进过正规学校，而是由其父聘请一些鸿博名儒为家庭教师，指点他攻读《四书》、《五经》。这种旧式教育和传统文化，对张学良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使之形成忠君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使之产生了爱国的思想。时逢日俄的侵略魔爪伸入我国东北，因此教师们常常跟他讲述中华民族的灾难史，加之耳闻目睹，这一切深深地刻在张学良的脑海里，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维护民族独立和祖国尊严的爱国主义思想。正如张学良所说：「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大义。」(注二)
因张学良特别热心学习英语，为此他「接近基督教青年会」，(注三)并积极参加其中的活动，进而结识了一些洋派人物，也交了不少英、美朋友。其中担任教会总干事的美国人普赖德，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后来他被聘为张学良的英文教师。普赖德的和平主义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张学良。由于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张学良思想开放，性格豪爽，容易接受新事物。
对张学良思想形成影响最为深刻的，要算讲武学堂的教官郭松龄。郭是新军同盟会会员，是一位具有强烈民主革命思想的爱国主义者。在讲武堂时，郭对张要求甚严，不断灌输铲除军阀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富国强兵，抵制外侮等爱国主义思想。郭在张学良心目中是一位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性格刚毅的导师，从而备受敬重。郭松龄不仅有军事理论，而且还能带兵打仗，张学良从讲武学堂毕业后，遂向其父张作霖推荐郭到奉军中帮助整治军队。这样，郭松龄更能言传身教地影响张学良思想的形成。在整治军队过程中，张学良与郭松龄曾多次奉命参加军阀混战，他们目睹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状况。郭痛感「内战不可延长，战祸不可久结」，(注四)进而直接向张作霖进谏：「罢兵息争，保境安民，闭关图治，改良内政，移兵开垦，巩固国防，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顿金融，开发矿藏，便利交通。」(注五)郭松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张学良。张学良大力支持郭松龄，亦百般诤谏，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家统一，加强国防实力，一致对外。张学良认为「内战残酷而且毫无意义」，并会有「引起外患的危险。」(注六)「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家统一。」他万分感慨地说：「……予至京汉路上，见逃难之灾民，偶问之，十有其九，皆受兵灾之影响，而东三省为兵所耗，不下万万，若以办理建设事宜，岂可限量。」(注七)内战在张学良看来，是劳民伤财之事，由于张学良如此关心国家安危和同情民众疾苦，从而逐步形成了强烈的止息内战，富国强兵，抵制外侮，和平建国，实行民主政治的爱国主义思想。
蒋介石的政见形成过程和张学良比较，有很多不同之处。蒋介石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封建家庭，小时候仅进入一般的学堂学习，由于母亲特别宠爱，任其个性自由发展，从小生性顽梗倔强，自命为群童之首，蒋的思想形成受社会潮流的影响极大。青年时期蒋对中外历史上的许多风云人物产生极大的兴趣，在国外历史人物中，他尤其对武力统一德意志，称雄欧洲的俾斯麦备加推崇，认定「俾斯麦的所谓铁血主义，正是我国人民当奉为良师也。」(注八)在中国历史人物中，他特别仰慕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曾国藩。认为曾国藩身居乱世，弃文从戎，组织湘军，挽救了国家和民族，成为晚清的中流砥柱。所以蒋奉曾为自己立身处世之「楷模」，处处以「曾文王公」为准则。当时，中国青年因祖国备受国际列强的欺凌，而产生了「军事救国」的思想。蒋介石本来就厌恶读书，一心想当曾国藩式的人物，于是随大潮流毅然走上了戎马生涯，他认为，武力是获得一切的「最可靠的手段」。
一九○六年四月，十九岁的蒋介石赴日学习军事。正逢日本有新规定：中国人在日学习军事，必须有清政府保荐，否则不准继续学习，不久蒋回国报考保定军校学习。第二年，因学习成绩优秀，蒋又重新获得留日学习军事的资格，正式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炮科学习。一九一一年毕业后，蒋以士官候补生资格进入日本军队实习。
蒋介石在日本学习期间，结识了上海青帮头目之一的陈其美，并由陈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认识了孙中山。蒋一直追随陈其美，受其思想影响很大。回国后，陈为了当浙江都督而指使蒋派人刺死革命党首领陶成章，「造成革命党初期分裂……」。(注九)陈其美死后，蒋与陈的侄儿陈果夫以及张静江、戴季陶在上海搞投机贸易活动，因债台高筑，蒋逃到南方。这时，正碰上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跑到永丰舰上，蒋随之上永丰舰「救驾」，立了一功。为炫耀自己，蒋随即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并把自己身束武装带，威武地站在孙中山身后的相片，广为散发，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进而获得孙中山高度信任。次年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后又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身分赴苏联考察。回国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契机。任职不久，便出版了《曾胡治兵语录》，发给军校学员人手一册。蒋当的是孙中山为革命创办的军校校长，却潜心培养曾国藩、俾斯麦的徒子徒孙。这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蒋介石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注一○)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政治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他把总司令部搬到南昌后，加紧同帝国主义和旧军阀官僚的勾结。他公开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对帝国主义的「友谊」，要求英美给予「援助」。同时派吴铁城、戴季陶去日本谋取支持。帝国主义代理人，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官僚、封建买办阶级的政客，纷纷前往南昌，出入蒋总司令部。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到达上海。在帝国主义利诱、威胁下，蒋介石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几经周折，蒋介石终于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政委主席和军委主席。从此，蒋介石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为其日后建立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张学良和蒋介石是以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的，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学良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介石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独裁专制的政治思想体系。
二
张学良和蒋介石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如何去实现统一?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类型的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当北伐军胜利挺进武汉时，英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汉浔惨案」，以干涉中国革命。张学良不因奉系是北伐的对象之一而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指出：「中国南北之事，不过因国人对内政意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此次英人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注一一)同时，张学良对部下黄显声说：「北伐军是三民主义的军队，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我研究过三民主义联俄、容共，是五权宪法的民主政治，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全国都信三民主义，中国能够统一。」(注一二)可见，当国家主义和民族利益受到危害时，张学良毫不含糊地坚决站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抛弃局部小集团的利益，主张中国要统一，国人要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国侵略者。
张作霖把奉军调入关内，企图消灭异己，加强自己的实力，以达到「用武力统一中国」的目的。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希望中国打内战，东北独树一帜，然后先占领东北，进而各个击破，以达到征服整个中国的罪恶目的。在这样一种复杂险恶的形势下，张学良审时度势，苦谏居仁堂，要张作霖撤兵，退到关外。张学良说：「都是中国人，地盘也是中国的，谁占的多点儿，谁占的少点儿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占不还是中国人占中国地嘛!咱东北要丢了就不是中国人占了，而是日本人占了，咱就要当亡国奴了!东北要丢了，咱们就没有立锥之地了!现在东北军都在关内，东北是空城计了，不撤不行了。」经再三劝说，张作霖才醒悟过来，最后拍板：「我回东北!」(注一三)张作霖把奉军撤回关外，这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很不利的。因而，张作霖在回东北的路上被日本军预置的炸药炸死。张学良在危难中上任，由于张学良把国家的统一看成是东北和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所以上任后虽然看出了「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是一个阴谋家。」(注一四)但张学良还是从大局着眼，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电全国，宣布「改旗易帜」，(注一五)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学良归附「中央」后，参加了国民党，常带头读「总理遗嘱」。其本意是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但他并不认真去研究信仰和主义，正如他本人所说：「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主义有什么用?」张学良是愿意遵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但在他的思想里并没有形成自己坚定的信仰。他只是从爱国主义出发，觉得三民主义主张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合自己的意。共产党主张抗日救国，张学良认为是爱国主义行为，因此他对共产党的一些建议和组织抗日活动也能接受，并给予一定支持。如共产党员车向忱找张学良商量，要在东北开展抗日活动，张表示支持，他说：「反对日本很好，你可以继续办下去。」(注一六)对共产党组织的东北抗日救国会，东北义勇军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给予大力支持。由于张学良没有形成坚定的信仰，所以在支持共产党对日方面出现反复。但总的说，他是拥护孙中山制定的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的，对共产党的抗日行动是能理解和接受的。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是坚定地主张「息内战」、「御外侮」，把中国建设成和平民主独立统一的富强国家。
蒋介石通过投机革命，玩弄手腕，逐步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他利用黄埔军校校长和北伐军总司令的职位开始打击异己，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借助「北伐」消灭各实力派。他认为桂系军阀「实为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所以要「痛加讨伐」。(注一七)对冯玉祥所领导的西北军采用「俟其发动一举而歼之」(注一八)的办法；对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等部队则进行离间分化。他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对红色根据地进行多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和革命力量。蒋介石常公开叫嚣：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只有法西斯主义才适合中国，因为「国家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注一九)为了实现法西斯统治，蒋介石建立诸如「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等特务组织，同时还请来许多法西斯顾问，仅在其总司令部里，就有德国顾问四十六人。蒋介石所有这些做法，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军主政治」，以「武力统一」，建立蒋家王朝，在中国「实现法西斯独裁统治」。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民族矛盾的加剧，张学良和蒋介石在各方面的政见分歧就更加明朗化、尖锐化。
三
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张、蒋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张学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主张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而蒋介石却认为共产党是心腹之患，主张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投靠日本帝国主义。
从一九三○年冬开始，蒋介石调兵遣将，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围剿」。与此同时，日本制造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借口炮击沈阳，随后向吉林、黑龙江进攻。当时，东北军张学良部几十万人，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撤退到山海关以南。蒋还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抵抗。」同时又授意何应钦下令各部队「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注二○)在民族危机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蒋介石仍然认为「共产党是心腹之患」。(注二一)为此，对共产党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在南昌的一次演讲中，恬不知耻地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注二二)由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结果不到三个月，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对此全国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蒋为了逃避责任，授意各家报纸把责任推到张学良身上，把张说成是丢失东北的「罪魁祸首」。蒋介石还厚颜无耻地对张说：「我们三人好像在很大的风浪中坐在一个小船上，眼看着这个船要沉没，如果下去一个人，还可避免全船沉没。」张为了顾全大局，当即答应：「我下去!」(注二三)张学良就这样不明下白地下野出国了。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急忙召张学良回国解围，进而利用张去削弱抗日力量。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部」代理总司令。实际上就是把东北军调到西北去剿共。其实，张学良是很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的。他对友人说：「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时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更有价值。」(注二四)东北军进入陕西剿共节节失利，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战死，七名团长不是死就是俘。直罗镇战役一○九师被全部歼灭，这是东北军从未有过的重大损失。对此，蒋介石没有任何安慰和补给，何应钦还下令吊销张的两个师的番号，停发两个师的军费，这使张学良在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使他认识到剿共是一条使东北军灭亡之路；同时，也认清蒋介石玩弄「两败俱伤」的险恶用心。经过种种挫折和无数痛苦磨难的张学良，深深地认识到，东北军的出路是「对日唯有抗战，决不再踏前此覆辙!」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的收复；对外一省一省的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其结果必致灭亡。」(注二五)
在严酷的斗争中，张学良逐步认识到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是正确的。在强烈的爱国御侮的情感冲击下，联共抗日的想法油然而生。一九三五年底，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其实，杨虎城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于是双方不谋而合。
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次会谈，奠定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基础。
由于「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引起蒋介石的恐慌，因此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张、杨加以全面严格的监视。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迅速加深并表面化，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亲自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十二月七日，张学良到蒋介石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谏，痛苦陈词企图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然而，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你们要知道，日本人是皮肤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既定计划，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会变更。」(注二六)这时，蒋介石和张学良在抗日「剿共」问题上的政见分歧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矛盾双方的斗争性，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旧的统一体就要被打破，新的统一体就必然取而代之。张学良、杨虎城由苦谏到哭谏，都无法改变蒋介石亲日反共的立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最后不得不采取兵谏的办法，在华清池活捉蒋介石，以逼使他联共抗日。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立即致电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主张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从而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从而使抗日民族战争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注 释
注 一：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科选辑》，一页。
注 二：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和张少帅》，三○九页。
注 三：同注二。
注 四：《军事历史研究》，一九八九年二期，一一九页。
注 五：同注四。
注 六：《军事历史研究》，一九八九年一期，一四九页。
注 七：同注六，一四三页。
注 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一九八九年，第六期，二二一页。
注 九：《周恩来选辑》，上卷，一五一页。
注一○：同注九。
注一一：同注七。
注一二：《文史资料选辑》，二○页、二三页。
注一三：同注一二，二三页。
注一四：《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集，三一六页。
注一五：《国闻周报》，第六卷，第二期。
注一六：同注一四，三一四页。
注一七：《中华民国史纲》，三五九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注一八：同注一七，三六二页。
注一九：《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集，四七四页。
注二○：同注一九，四七六页。
注二一：《西安事变亲历记》，六九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注二二：同注一四，四七五页。
注二三：《西安事变资抖》第二辑，一五七页。
注二四：《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六页、一四页，一九三七年北平版。
注二五：同注二四。
注二六：同注二一。
—录自《学术论坛(南宁)》，一九九三年，第三期，页八六—九○。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