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赫的客卿——记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
邢建榕
上海。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天气阴霾，黄叶纷飞，一派萧杀、凄惨的深秋景象。座落在上海西郊的万国殡仪馆内，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上海市长吴国桢，正在主持一埸宗教气息浓厚的基督教追悼仪式。灵堂正前方置放著一具制作考究的西式楠木棺材，一位满头金发的外国老人安卧其中。他身穿玄色花呢西服，白衬衫、结领带，遗体上覆盖著一方青色绸缎，上书英文：「威廉、亨利、端纳。蒋主席介石之顾问与朋友。生於一八七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殁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灵堂四周，摆满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送来的花圈挽联。哀乐低鸣，祷告声声。
这位出生於澳大利亚的英国人，能够在他身后获得蒋氏夫妇如此隆重的礼遇，绝非偶然。在民国史上，他有著「中国第一顾问」、「显赫的客卿」的美誉，是对民国政局有过重大影响的洋客之一。
万里来华
一八七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端纳出生於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的一个小城市裏。父亲在当地铁路局任职，小有名望，后来做过利思戈市的市长。据说，他十分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业，当一个铁路工程师。可是端纳长大后，立志从事新闻工作，在他十五岁那年，就进了一家印刷厂做学徒，从此与铅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一年，悉尼《每日电讯报》招聘记者，端纳应聘加入，开始了职业记者的生涯。他工作勤奋，成绩突出，很快被提升为该报副主笔。
在报社工作期间，端纳结识了英国记者威尔逊。威尔逊性格随和，夫妻同道，曾任驻日本记者，封远东形势有著深切了解。常常在闲聊中对端纳说：「我真想回到日本或中国，那里有我的许多朋友。日本迟早要成为一个侵略国家，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大清帝国，一个记者在那里定会有出色的成就。」威尔逊的这些话，对端纳的影响很大。从此以后，他时刻留意著来自中国的一切消息，对日本则有一种反感情绪。
端纳与威尔逊年龄相似，性格却截然相反。威尔逊开朗随和，不拘小节，端纳性格刚烈，不苟言笑，夫妻关系长期不睦，后来乾脆分居了事。他既不言离婚，又不作和好之努力，一直过著独身生活，心情十分沉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逝世），遂产生了远走高飞的念头。此时，来自中国的消息，不断传入他的耳中，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前仆后继，英勇绝伦，鼓舞著一切具有革命进取思想的人，端纳身为所动，心向往之，决心把这一切报导给世界人民。
一天，端纳正坐在打字机前，赶写一篇墨尔本市大火灾的报导，威尔逊兴冲冲来到他面前，说：「端纳，香港《中国邮报》急需聘请一名记者，报导中国消息，你是否愿意一试?」「真的!我立即动身。」端纳毫不犹豫，一口答应。
原来，威尔逊在日本时，与英国人在香港办的《中国邮报》有过工作上的联系，与该报总编
熟识。该报在香港很有影响，鸿图大展，但一位能干的记者因事他调，一时找不到顶替之人。最后总编想到了威尔逊，发电报叫他来港工作。威尔逊其时工作正忙，妻子又怀孕在身，不能脱身，转而想到了端纳。威尔逊知道，端纳早已对中国革命心向往之，且因家庭不睦，已无意留恋家乡，而且他烟酒不沾，文思敏捷，常常有独到的见解，待人接物亦非一般。是一个名记者的料子。
一九○三年，端纳漂洋过海，不远万里，以记者的身分来到香港。那一年，他二十八岁，正是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时候。
首揭二十一条密约真相
香港虽为弹丸之地,却是一个政治旋涡的聚集处，各式各样的人物川流不息，各种各样的政治新闻层出不穷，叫人忙得透不过气来。端纳年轻力壮，整天奔东奔西，采写著一篇篇新闻，有几篇相当引人注目，颇得总编赏识。遇有重大采访，总编总是叫他前往应付。几个月下来，《中国邮报》发行量直线上升，端纳也成为香港的名记者。威尔逊在澳洲洋洋得意，对人说：「我知道端纳早晚会崭露头角，他还会更加出名的。」
渐渐地，端纳的一支笔已不满足於香港一地，他以新闻记者的犀利眼光，感到中国大陆才是他的用武之地。其时，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如火如荼。端纳耳濡目染，对孙中山十分崇拜，曾去香港革命党总部拜会孙中山，但没有见到，由胡汉民接待了他，就此舆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不久，他如愿以偿，转任《伦敦日报》和《纽约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追逐新闻，采访要人，与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和革命党的领袖们，都有频繁接触，为他以后成为孙中山、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的高级顾问，埋下了伏笔。
在此期间，他第一个在报纸上披露了袁世凯舆日本人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密约真相，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新闻，这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欲谋称帝，其野心为日本政府乘隙利用，向袁提出了无耻的「二十一条」密约，「二十一条」密约公然无视中国主权，若照其实行，中国无异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袁为赢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之秘密谈判准备承认。封此，中日两国政府均矢口否认，外界虽舆论纷起，猜测众多，但不得要领。
端纳其时像其他新闻记者一样，四处探听有关二十一条密约的消息，均不得其门而入，他费尽不少心思，仍是一无所获。不久，报载袁世凯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作为特使赴日，庆贺日皇加冕，端纳心中不由一动，周自齐此行与二十一条有无关系?当即唤来车夫，乘坐四轮马车直驶周府，在客厅坐定后，端纳开口道：
「周先生，报载您荣膺特使重任，赴日参加天皇加冕典礼，祝贺您马到成功!」端纳与周自齐是熟友，平素时有往返酬酢，说话不拘礼节。
「哪里，哪里，老朽无能，实在不敢担此重任呀!」周自齐似有未尽之言。
「周先生大才，我等素知，惟外问对此行有不少推测，说恐怕尚有其他重任，不知是真是假?」端纳紧追不放。
「不瞒端纳先生说，老朽此行出访东京，确有难言之处，详情可向莫理逊顾问打听。」
莫理逊是英国人，当时正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舆瑞纳同为澳洲老乡，关系密切。他从英国外交利益考虑，很不满意袁世凯舆日本政府的政治交易，多次劝袁自重，但毫无效果。他有一份「二十一条」密约的副本，一直深锁於保险箱中，因为恪於身分，下便做出越规动作。端纳来访，他已猜到了几分用意，他与端纳相交十余年，原先也从事记者这一行，两人之间从未有过同行是冤家」的事情，知道其为人正直，讲究信义。他决定将密约的真相透露给端纳，让日本人吃上一惊。
第二天，《纽约时报》发出一条简短的消息：「北京盛傅，日本对华已提出一系列政治和经济要求，共达二十一条，其程度是中国官方难以忍受的，简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它是由此间的日本官员在一月二十五日递交给中国政府的……。」一则短讯，顿时激起起万顷波涛，北京各大报刊也竞相报导，揭露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的罪恶勾当。整个世界都注视著这则消息，纷纷加以抨击。日本灭华野心昭然於天下，不由恼羞成怒，生怕影响其谈判进程，连忙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要求查明来源。为此莫理逊曾有一函给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蔡廷干，说：「顷得可靠消息，谓本京各华文报，措词激昂，日本军界，大为愤怒，思以报复云云。依愚见所及，宜即命警察厅传各报，际两国关系进行之时，静候消息，勿再出言无状，以免惹起两国之恶感也。」
端纳报导「二十一条」密约真相的勇气，一时被人们称誉不已。英美等国一些有名的报社，纷纷聘请他兼任记者，甚至英国军事情报机关也找上门来，与他建立了某种默契。
「中国第一顾问」
端纳既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更是以给具有不同政治信念、不同政治目标的实权人物充当顾问而得以出名，甚至红得发紫。在他旅居中国整整四十余年的传奇生涯中，曾先后投奔列岑春煊、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蒋介石身边，充当他们的私人顾问，出谋划策，叱咤风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人称「中国第一顾问」，「最显赫的客卿」。在一幕幕悲壮的历史戏剧中，如讨袁之役、中国参加一次大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等，无不参与其事，扮演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客卿」角色，令人叹为观止。
一九○三年，端纳尚在香港作记者。在一次采访中，他见到了两广总督岑春煊，二人一番交谈后，有名士之称的岑春煊便聘他做自己的私人顾问，从此开始了他作中国第一顾问的漫长历程。
一九○五年，由《远东时报》主笔雷诺氏介绍，端纳第一次见到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他对孙中山十分尊重，以前也曾去香港革命党总部拜会过，惜未见到，这次一见面，二人交谈之下，他立即被孙的博大胸怀与丰富学识所折服，说：「我对苦难的中国抱有深切的同情，我愿意为你工作。」孙中山深感端纳为人正直而有主见，对外部世界了如指事，於是聘请他兼任自己的顾问和英文秘书，端纳欣然从命。辛亥革命时，端纳协助伍廷芳办理外交事宜，据说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对外宣言，即出自端纳手笔。孙中山为表彰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功绩，亲自授予他一枚勋章，直到他弥留之际，人们在他的遗物中，还找到了这枚保存完好的勋章。他与孙中山的私交颇深厚，在孙中山大总统一席让位给袁世凯俊，他还陪同孙中山乘坐火车，考察全国铁道计划。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至京，积劳成疾，在协和医院治疗时，端纳曾往探视，时孙中山病势已重，两人相对无言而别。
在为孙中山做顾问时，端纳结识了宋氏三姐妹。当时，宋氏姐妹常来孙中山处走动，大姐宋蔼龄、二姐宋庆龄都做过孙中山的秘书，一来两往，舆端纳已相当熟悉了。宋氏三姐妹端庄娴淑的风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位聪明活泼的小妹宋美龄，一走进他的房间，总是亲热地叫一声：「端纳叔叔」，后来年龄渐大，身分改变，才改口不再叫「端纳叔叔」，而是以昵称「端（Don）」代替，这在局外人看来，也足以说明他们的亲密程度了。
孙中山辞去大总统后，端纳重操旧业，依旧做他的新闻记者。二十年代初，北洋政府策划成立经济情报局，搞个洋人做局长最好由周自齐出面拉拢，於是端纳入选，做起了北洋高官。该局每周编发中英文《经济周刊》各一份，刊登国内外有关财经变动的新闻和调查统计。有学者认为，这项工作实开我国政府注重从事财经调查的先河，也是端氏早期的一大贡献。
一九二六年，端纳经人介绍，来到东北，任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私人顾问。二年后，这位大帅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少帅张学良仍继续聘他为自己的顾问兼老师，二人之间亦师亦友，关系非同一般。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三省，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一九三三年被迫下台出洋。由端纳陪同，周游欧州各国，至次年归国。柳亚子有诗云：「欧陆倦游初返棹，梦中倘复忆潘阳。」
端纳舆张学良返国甫抵上海时，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在杭州休养，即命人将他们接到杭州会面。宋美龄对蒋提出：应聘瑞纳作我们的顾问，她说：「清未民初，在华受聘的外国顾问不在少 数，但大多数是在本国具有相当地位和声望的人。而像端纳这样的人，在其国内不过是当工人的一个平民，只身来到中国，居然能成为岑春煊、孙中山、袁世凯、蔡锷、张作霖等人的朋友或顾问，并非偶然。」蒋介石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待再见面时，宋美龄封他感叹地说道：「端，我们又见面了，你何不来替我们做事?」蒋介石与他长谈四小时，这在蒋的日程表上是少见的。这样，端纳又被蒋介石网罗於幕中，成为座上之客，他的「中国第一顾问」称号开始流传。
与张学良亦师亦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要求抗日，扣押了蒋介石及一大批国民党军政大员。历史再次发挥了它神奇般的魔力，以西安事变为仲介，把端纳、蒋介石、宋美龄和张学良捆到一起，各自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端纳以他的特殊身分，成为宋美龄派往西安的特使，是第一个进入西安的局外人，几进几出，牵线搭桥，风尘仆仆，奔走於西安、南京之间，首先出现了「第一道希望的曙光。」（宋美龄语）
埃德加·斯诺对他的角色，精辟分析道：「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蒋的安全和舒适?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於是个『外人』，就可信了。」情况确实如此。何况还是一个与蒋介石、张学良同时有顾问关系的外国人，他是两方面都能接受的最佳调解人选。
或许，我们把端纳与张学良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先叙述一下，对理解他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 的角色，对他在事变后乃至后半生的命运，不无小小的裨益。
端纳先曾担任张作霖顾问，张被日本人炸死后，端纳意欲回京工作，说少帅张学良不堪重任，只谈了几分钟话，就要用鸦片提神，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他反覆问自己：「为一抽鸦片的军人工作是否值得?」
张学良以行动回答了他，张作霖一死，张学良顿感责任重大，立即在东北厉行改革，囤粮备战应付日本人，网罗各色人才，东北三省有了新转机。对端纳，则以顾问兼老师的身分敬而礼之。端纳深受感动，遂继续留在张学良身边，时间一长，对这位少帅反而颇有好感，觉得他坦白直爽，胸怀大志，倒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二人之间，宾主皆欢，一起打高尔夫球，一起出外旅行，一起吃饭谈天，简直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张学良的烟瘾，也由端纳廷请医生前来诊治，终於戒掉。
当时，东北日本势力较强，东北军元老杨宇霆、常荫槐密谋投日，舆张学良矛盾尖锐，杨甚至对张学良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不是很好吗?」气焰十分张狂，以致最后被张学良枪决。据说，端纳对杨、常的行动极为反感，向张密报了二人的不少不轨举动，如秘密向捷克订购三万枝步枪，以武装自己的亲信部队，这一事情是二人被杀的重要原因，由此张学良对这位亦师亦友的外国老头更加信赖了。
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东北边防司令张学良的地位日益突出，有举 足轻重之感，战争双方竞相派人前来游说拉拢。北平反蒋派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府委员，并先后派郭泰祺、薛笃弼、陈公博访问张学良，蒋介石则派张群、吴铁城等赴沈阳见张，也带去了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那天，张学良与端纳正在打高尔夫球，副官送来电报。张学良对端纳说：
「今晚一国民党高级人员吴铁城来访我。」
端纳立即进言：「现在是你表明态度的时候了，你应该归顺中央（指蒋介石）。一见张学良无表示，又说：「你应该发表通电，叫北方抵抗蒋军的将领们立即停战，不然的话，你就出兵打他们。」
张学良经过数月的静观风向，听从端纳劝告，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张学良易帜，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它使中国完成了表面上的统一，增加了蒋介石政府的实力，从此以后，与蒋一争短长的地方军阀无不偃旗息鼓，甘居下风。端纳处理此事的态度，蒋张当然一致叫好。
「第一道希望的曙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西安上空，一架漆著青天白日徽标的飞机转著圈圈，等待著下面的表示。突然，机场上燃起了三堆烟火，浓烟滚滚直冲天穹，这是信号：飞机可以降落。飞机徐徐降落，弦梯靠上去，舱门开处，走出来一个高个子外国人，只见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金黄略杂花白，一套华挺的深咖啡色哗叽西装，气度不凡，表情严肃。此人便是奉宋美龄之请，前来探视蒋介石的端纳，也是西安事变后第一个被张学良批准进入西安的局外人。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正在上海，听得消息如雷轰顶，马上找来宋子文、孔祥熙和端纳商议，连夜赶回南京。
此时的南京，乱糟糟如一锅粥，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力主讨伐张、杨，炸平西安，实际上欲把蒋介石置於死地。宋美龄、宋子文等人抵达南京俊，为蒋介石安全计，坚决反对武力解决。在举行最高级会议时，宋美龄舆何应钦对吵起来，何应钦大怒：「你是女人，怎会懂得这样重大的国家大事!」宋美龄也不示弱，会后及命人架设与西安联系的电台，并恳请端纳前往探听虚实。临行时，宋美龄再三叮嘱：「端，全拜托您了。」
端纳到达西安后，当晚先会见了张学良、杨虎城，递交了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希望张学良顾全蒋介石个人的公私两方面的关系，为国家民族前途著想，做事要慎重考虑。
张学良看见这位外国老顾问不免感叹一番，向端纳详细讲述西安事变的经过，最后说：「此次兵谏，实是出於迫不得已。只要蒋先生能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还是拥护他做领袖的。」端纳表示赞成张学良的主张，愿竭力说服蒋介石转变过来。
随后，端纳由张学良陪同，会见一直惊魂不定的蒋介石。端纳进得屋来，抢步上前，「Hello,Gissimo」蒋一见，连连说：「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宋美龄给蒋介石一信，除要他保重身体，祝上帝保佑之类，信末有「南京方面戏中有戏」一句，暗示何应钦的不轨举动。蒋介石见此，问了一些南京情况，心中不免有所触动，禁不住眼泪落下，「想不到南京如此……。」
端纳本来不善辞令，这时却灵感勃发，滔滔不绝，安慰他说：「我这次是受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舆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的情况有所了解。我首先告慰你，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你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戴你做他们的领袖。」张学良在旁频频点头，表示赞同。端纳又说：「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二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於委员长自己的心思一转。」
深夜，端纳打电话给远在南京的宋美龄，报告他与蒋介石及张学良、杨虎城的会面情形，说蒋平安无事，张杨也愿和平解决，极盼宋美龄或孔祥熙、宋子文能来磋商有关事宜。宋美龄一听之下，知道蒋的安全不成问题，大喜过望，称端纳的消息是「第一道希望的曙光。」
翌日，端纳又与蒋介石见面，并与张杨会谈。随后飞往洛阳，一下飞机，即向宋美龄通话，报告一切。宋美龄答覆，她决定亲赴西安，「向汉卿陈明利害，倘能照办，一切皆可不究。」
何应钦对这位外国老头的举动十分光火，放风说：「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己。」这时，端纳以遵照宋美龄之命，从洛阳重返西安活动，蒋介石给何应钦一纸手令，让他停止轰炸西安，也是端纳从中传递的。
十七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从延安飞抵西安，与张杨会谈后取得一致意见：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
二十日，宋子文飞抵西安，端纳随张学良前往机场迎接。宋子文的任务，是了解动向，为宋美龄来西安打前站，第二天即与端纳同机返回南京。他对端纳说：「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言下对中共不杀蒋介石，不胜钦佩。
宋美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有一个想法：上帝保佑，让「达林」（亲爱的）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前安然返回南京。所以，她一面派出宋子文、端纳去西安积极活动，一方面自己在南京筹备就绪，准备一俟时机到来，就亲赴西安，以偿此愿。不过，她知道此行任务艰巨，结果难测，甚至连个人的生命安全，也难予保证不出差错。事到如今，只好挺而走险了。
二十二日，宋美龄乘上专机，直飞西安。同行者有端纳、宋子文、蒋鼎文、戴笠等。飞至西安上空时，宋美龄从怀里掏出一把精致的小手枪，偷偷的递给了端纳，悄声说：「端，张杨如有不轨举动，余宁死不甘受辱，请你相机行事。」端纳接过手枪，一向严肃的脸庞反而掠过笑容，引用《圣经》上的话说道：「耶和华现在要做一件新的事，那就是，他要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谈判取得了成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大局出发，正确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实现全国对日抗战的方针，为谈判成功奠定了基础。二十五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
西安事变，即是端纳个人生涯中最有光彩的一章，也是他今后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不放张学良，我辞职」
端纳因西安事变有「功」，蒋介石授予他大绶采玉勋章一座。不料后来，两人因捉放张学良意见相左，竟至矛盾激化，不欢而散。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宋美龄、端纳同机离陕，飞机抵达洛阳才降落。蒋介石即对张学良说：「汉卿，你不要同我一起回南京。」
「委员长，这是为什么?」张学良疑惑地问。
「为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回南京，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你同机在旁不是很尬尴吗?你同宋子文乘另一架飞机回南京。」
端纳见此，心中颇为不快。在西安谈判的时候，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商定的条件回南京后逐步执行，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人员，一概不究。现在蒋介石在洛阳已是如此态度，回南京后又会怎样?他三进三出西安城，万里奔波，费尽心机，终於获得了圆满结局，难道这一切会前功尽弃?他与宋子文担保过张学良去南京的生命安全，莫非此行真的会扫了他这个外国老头的信义?端纳一颗心，就这样七上八下，一直到得南京明故宫机场，仍是没有把握。
果然不出端纳所料，飞机一到南京，张学良即被软禁起来。蒋介石恶狠狠地说：「汉卿犯上作乱，应教法庭审判，不这样，我还能当委员长吗!」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当日下午二时，蒋介石提出「持赦」，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法庭会审后，张学良即被软禁於南京陵园孔祥熙别墅。
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等先后来到探视。宋子文气愤地说：「他（指蒋介石）这种行为，真无一点人的气味。」
「我要说的话，同T·v宋一样。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端纳己是气急伤心，声调也有些变样：「我当时出於义气的冲动，想到汉卿，想到你们的国家民族，才担风险，三进三出西安，现在不但伤害了汉卿，使我无限痛心，也毁了我自己!」
蒋介石回溪口「渡假」，把张学良一同带去「读书」，从此一直被软禁。端纳曾去溪口看他，为他的处境愤懑不平，又当面向蒋介石说项，遭到婉言拒绝。后来在其他问题上，端纳与蒋介石也有争执，将相失和，怨气积深，曾云：「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端纳深感蒋介石无情无义，不值恋栈，遂有去志。嗣后，张学良被转押外地幽禁，与端纳失去联系。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端纳突然收到张学良从禁羁之地贵州，托人带给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我是何种人?我想你了解得很清楚，我企盼你尽力协助穷困的中国。我从没有消沈，请你不要为我过分忧虑。」
端纳捧读来信，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一九三九年，他离开蒋介石，从重庆到达香港，不问政事，做起了寓公。
在最后的日子里
岁月易逝，晚景渐至。端纳在香港深居简出，生活寂寞而沉闷，遥想不久以前发生的种种经历，不由感慨万端，恍若隔世。一日到友人家小坐，见壁上有一副对联，联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默视良久，触动了他出游的兴致。在做蒋介石顾问时，虽然马不停蹄四处奔走，到过的名胜古迹也下少，但公务缠身，难有闲情雅兴静下来来细细品赏。此次赋闲在港，时间充裕，加之身体欠佳，心情沈重，何不乘此良机一游为快呢!大陆他是不想回去了，而且炮火连天，饿殍遍地，所见所闻，无不触目惊心，并非养心之道。
於是，他特地定做了一艘游船，泛游於太平洋各岛屿间，阳光、空气、海水，尽情享受，无拘无束，过着海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
南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小的塔希提岛，漫长的沙滩，婆婆的树影，质朴的民俗，都使端纳感到亲切。他在这里居住了一段时间，身心愉快，还想写作一篇回忆录，忆述他在中国的种种曲折经历。但稍一著手，又觉不妥，他的回忆所述人物大都健在，下笔很难把握分寸，只得作罢。
一九四一年冬，端纳来到菲律宾时，恰逢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瀑发。日军占领菲律宾后，端纳被俘，与其他白种人一道被关进了圣托马斯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分，谎称是商人，与政治无关。好几次，他都差点被日军认出，但侥幸蒙混过关，得以保全性命。
蒋介石、宋美龄得到情报，知道端纳被关押於日军集中营，甚感焦虑，盟军反攻至菲律宾后，蒋介石立即命人与美军联系，派伞兵前去集中营营救端纳，然后送往塔希提岛休养，此时的端纳，已年届古稀，风烛残年，身体极度虚弱，在岛上休息几天后，转往美国治疗。全身检查后，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肺癌晚期，生存期不超过二个月。
在塔希提岛疗养与在美国治病时，端纳受到两位美国记者采访，口述了他在中国的传奇经历。他知道，要亲自执笔撰写回忆录已不可能，口述是唯一的途径。采访者在篇首说明：「可能这书内容与他人记述或有不同。但不论如何，这是端纳亲口说的。」的确，端纳在书中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这本回忆录于一九四八年澳大利亚出版，书名《中国的端纳》）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在宋美龄的安排下，端纳由专机接来上海，住进了宏恩医院，他的生命历程已经走到尽头了。
不料，端纳的生命顽强，竟然抗过了二个月的期限，他在医院里看书、会客，毫不悲观。
宋美龄对他是欠了一笔人情的。想当初，她派端纳前往西安刺探虚实，营救乃夫离陕回宁，非其莫属，其功甚伟。现在他落到如此地步，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情于理皆好交代。所以，她曾数次去宏恩医院探视，在端纳弥留之际，还亲自诵读《圣经》，为他祷告。延至十一月九日，端纳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端纳遗嘱，丧事从简。但宋美龄心有不安，亲自过问，搞了一场简朴而不失隆重，小范围高规格的追悼会。
大殓完毕俊，端纳生前友好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等六人，亲自将灵柩抬入汽车，运至万国公墓安葬。
端纳，一个富有传奇色彩和悲剧命运的民国洋客。
——录自《中国现代史》，一九九○年，第四期，页二一七——二二四。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