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张学君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又是主要决策人。而在史学界，对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评价不足，本文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
逼蒋抗日方针的倡导者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并且最早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而我们现在的史书，在讲这段历史时，总是低估张学良的作用，带有较大的片面性。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写道：「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党代表团到达西安」，「周恩来亲自向张、杨及其将领宣传党的政策，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高涨，国民党内分裂出一部分爱国力量。日本独吞中国的侵略行动，与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发生矛盾，这就使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所以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可行的。张杨接受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注一)我认为，此说与事实不符。促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坚持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本人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
一九三五年底，红军完成了长征。张学良受蒋之命入陕，会同杨虎城的西北军，共同围剿红军。战争增进了对对方的了解，红军的实力，使得张学良心服口服，他发现剿共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硬打下去，于自己于民族都是有害的。所以接受了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于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停止了敌对状态，形成了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此时，一个问题首当其冲，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蒋介石在内，它关系到以后如何用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初，我党在这个问题上与张学良是有分歧的。张学良认为，应有一个比较广泛的抗日阵线，这个阵线，不仅包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和武装力量，而且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因而对蒋介石只能劝和逼，使他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实行联共抗日，建立抗日阵线，而不应把蒋介石当敌人，与日本帝国主义同样对待。同一时期，我党奉行「抗日反蒋」的政策，把蒋介石置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这就不利于化敌为友，不利于共同抗日。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在与我党代表李克农进行的洛川会谈中，张学良对李克农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极表同意，但对于我党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作法，表示了不同态度。他认为，不包括蒋介石，将是极大的损失，不可能排除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应当尽力争取他。他当时反问李克农：「为什么要反蒋抗日?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注二)一个多月以后，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会谈，就抗日阵线能否包括蒋介石的问题，再一次进行了商讨。张学良对周恩来说：「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一样。」(注三)周回答说：「蒋介石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注四)张学良最后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注五)此后，我党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分化状况，重新调整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放弃了反蒋口号，开始了逼蒋抗日的新政策。反蒋政策的放弃，是我党后来能够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前提。
在实施逼蒋抗日政策的过程中，张学良积极进行各种准备工作，接受我党的建议，创办学兵队，建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培养中下级干部，组织抗日同志会。还分别派代表到新疆、广西、广东、四川、山东、冀察等地征求意见，联络各省实力派，共同联共抗日。此外，自己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一九三六年六月，张赴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当面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一九三六年七月，张参加国民党二中全会归来，又致书蒋介石，劝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共抗日。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海发生「七君子事件」，张藉祝寿为名，亲到洛阳，面见蒋介石，要求蒋释放七君子，实行联共抗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蒋由洛阳到西安，张又一次劝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张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问题，声泪俱下，对蒋进行苦谏。
诚如张学良自己所说，他为劝蒋联共抗日「用尽心机，也可说舌敝唇焦」，结果都遭到了拒绝。最后在大规模的内战将要爆发之前，张学良迫不得已采取兵谏。兵谏是苦谏的继续，二者形式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逼蒋抗日。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声明、通电、广播讲话，史籍记载繁多。为避免文章冗长，本文不便一一赘述，只举一两条，说明问题即可。据张学良的亲信秘书、东北军少壮派代表人物应德田回忆，在捉蒋之前，应曾问张：「抓起来逼他抗日，他答应了怎么办，不答应又怎么办?」张学良肯定地回答：「他答应了仍拥护他做领袖，联共抗日；不答应对他不利，他不能不答应啊!」(注六)在抓蒋后的第二天，张对东北军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中讲：「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注七)「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如蒋委员长能够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我们所争的只是主张，其它均非所计。」(注八)联系张学良的前后言行，能够从中找出一些前因后果。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是在谏蒋抗日失败后，张学良进行的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发动西安事变是手段，逼蒋联共抗日是目的。从张学良的动机讲，发动西安事变纯是为了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为了用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实现他拥蒋联共抗日的所谓理想结局。这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前的既定目标。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就授意部下应德田、黎天才等人，拟好了关于逼蒋联共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通电，于十二月十二日即事变的当天，以张、杨等人的名义公诸于全国，公开向全国人民阐述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条件。八项通电，主要是张学良的思想。电文主要内容如下：鉴于蒋介石误国，「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安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注九)八项通电，言简意明，它的中心是停止内战，停止独裁统治，共同对外。电文明白写道，西安事变是对蒋的最后诤谏，是为了「促其反省」，而整个反省过程是在「保其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旦蒋介石悔悟，接受张、杨的八项条件，实行民主联共抗日的政府，那么蒋不仅可以获释，并且张、杨还将继续拥蒋，共同抗日。这不仅是张学良的口头声明，事实证明，他后来也是这样做的。十二月十二日的通电，就是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针，是张学良逼蒋抗日方针的具体化。我党在十二月十九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一项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充分肯定了张、杨的爱国行动，肯定了张、杨爱国纲领的伟大作用。指出：「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的爱国热情，实居诸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注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逼蒋联共抗日的方针是张学良很久以来就有的，而不是像现在的流行说法那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被我党代表说服，而从我党接受的。当初，张学良的内心，唯恐共产党对于蒋介石的十年仇恨，不能忘怀，与自己有不同意见，故他听到代表团的意见，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感到十分高兴，佩服共产党的宽宏大量。所以就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上来说，张学良与我党是一致的，是不谋而合的。毛泽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后发表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曾说：「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注一一)既是不谋而合，就无须我党代表团耐心地做张学良的说服工作，也不存在张学良被说服，接受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人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在该事件中所处的地位与我党代表团不同，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既有决策权又有行使权。东北军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张学良是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是西北「剿共」代总司令，在西北地区人多枪多，张学良基本能够左右西北国统区的局势。东北军当时有十三万之多，而杨虎城的西北军只有三万左右。西安事变是张亲自布置部队扣了蒋介石，从十二月十二日以后，蒋介石一直在东北军的看管之中。所以当时有家报纸讲：「这次参加事变的，实以东北军为主体，陕军为附庸。」(注一二)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攘外与安内的矛盾，中央嫡系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剿共与联共的矛盾，张学良是矛盾的焦点。我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必须通过张学良才能实现；国民党中亲英美派想解救蒋介石，也须满足张学良的条件；一些主张惩办蒋的人要达到目的，也必须取得张学良的同意。对于这个事件，究竟是和平解决还是其他，主要取决于张学良。当时，时局动荡，内战大有扩大之势，举国上下，瞩目西安。何应钦等人，蠢蠢欲动，企图发动大规模内战，制造混乱，取蒋而代之。张、杨的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西安事变的发动，到最后解决，张一直是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关系重大，举足轻重。当时，西安群众听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立刻欢腾起来，他们自发地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张、杨「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这是蒋介石平时推行镇压人民群众政策的结果。为消除混乱、统一思想，在西安市民大会上，张学良作了讲演，说明大敌当前，扣蒋是为了迫使蒋介石接受抗日条件，实现全面抗日，而不是为了惩办蒋。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将士之中，主张惩办蒋的大有人在，包括张、杨周围的亲信。张学良多次向他们申明大义，晓以利害，说明在民族危亡关头，大家必须团结御侮。如当时「对东北军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注一三)、「吴家象广播词」，(注一四)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耐心的说服工作，加之东北军是一带有某些封建意识的集团，只效忠张学良一人，张的话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许多主张惩办蒋的将领和官兵，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原先的打算，少数固执己见和别有用心的人，由于张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周密安排，他们无碍和平解决的大局。张学良和杨虎城不同，张虽扣蒋，但拥蒋抗日思想始终未变。杨虎城则不然，扣蒋后，他初以为共产党绝不会轻饶蒋介石，结果大出所料。他一方面佩服共产党的伟大，一方面担心西安事变解决后，西北军和自己的前途(应当说，杨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但由于张和红军代表都主张和平解决，这使得杨虎城无法再提出反对意见。从和平商谈的内容来看，是以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和共产党临时提的六项原则为基础的；从和谈的结果来看，「蒋对协商的条件表示完全同意」。(注一五)最后达成的协议与张、杨的八项主张基本上吻合。(注一六)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写道：「西安诸人中，对昨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已而张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将所谓条件自动撤回。」(注一七)张的决策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和平商谈结束后，达成了六项协议，关于是否让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发生了分歧。曾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外国人端纳，曾有这样一段评述：「对于签字问题，张、杨之间也有争辩，张认为只要抗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他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也不应再影响到主要目的，要迟放蒋只会使事情转到错误方面而背离原定目标。」显然，张、杨在争辩时也失去耐心，而彼此以尖锐字眼相加。张曾对杨等威胁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注一八)事实确是如此，对于如何处置蒋的问题，张杨认知不尽相同。张果断，有胆量，对民族利益考虑居多，对自身后果考虑甚少，认为只要蒋答应联共抗日条件，就放他回南京，并且还拥护他当抗日领袖。他以君子度小人，认为自己出以公心，不怕蒋报复，或蒋不会报复。杨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蒋出身流氓，从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蒋的阴险狠毒，认为稍有处理不当，必将招致残酷的打击报复，故不能轻易放蒋。纵然不使他丧命也要他失势，所以他有点倾向惩办蒋。但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结果还是依照张学良的意志行事。可见，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总是取决于张学良。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释放蒋一事，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堪称一件大事。据史料记载，此事也是由张自己先决定的。据「西救」负责人谢华回忆：「张学良深恐夜长梦多，发生意外，拟早放蒋回南京，并拟亲送为他撑面子。但在什么条件下放蒋尚未商量好，这都是张学良一人决定的，周副主席和杨虎城都不知道。」(注一九)只是在张自己决定后，匆匆忙忙拉着杨虎城到了机场，表示要放蒋，并要亲自送他到南京。杨虽不同意张亲送，但也无济于事。张学良是一个既要强又有主见的人。西安事变后，他对部下讲：「咱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注二○)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既然我们发动了西安事变，就要有能力解决西安事变。这说明，他决计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解决西安事变，事实确是如此，主张扣蒋的是他，主张放蒋的也是他，最后送蒋的还是他。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起了决策人的作用。
西安事变是张、杨联合发动的，我党并未参与。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党对事变本身以及解决办法还存在一个认识过程。究竟怎样解决事变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和南京政府的电报，《红色中华报》都曾公开舆论，提出「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的要求，而张、杨在十二月十二日就已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主张。稍后，(中共)党中央对事变产生的原因以及当时背景作了分析，对自己原先的方针作了调整，最后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应张学良的邀请，党中央派遣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与解决西安事变。我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记前仇，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促成全国规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和张学良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我党的姿态，在国内外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它壮大了张、杨方面的声势，震动了蒋介石集团。这样，在我党代表团到达西安后，进步力量的比重得到加强。我党代表团与张、杨会晤后，取得了一致意见，奠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础。在和平商谈中，我党和张、杨采取一致的原则立场，因势利导，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条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我党起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张学良而实现的。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爆发十周年的大会上，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张、杨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二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注二一)
此外，以宋家兄妹为首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们在南京政府内部，坚决反对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对张、杨进行所谓讨伐，反对何应钦藉机扩大内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商谈中，他们能够比较痛快地接受张、杨和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代表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这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起了进步作用。
张学良的思想演变
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它是张学良逼蒋抗日思想发展的结果，是张学良为实现国民党联共抗日而采取的一种方式，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张学良的思想中有一个充分的酝酿过程。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皇姑屯事件后，潜回东北，稳定了将要分崩离析的东北军。一九二八年，张学良发表「改旗易帜」的通电，拒绝了日本人的收买，归顺了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几十万东北军退到关内，东北沦陷。张学良由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之后，他又代人受过，被迫下野，出游国外。家仇国难的不幸，颠簸坎坷的境遇，使他忧国忧民，这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的思想基础，而他部下的几十万东北军，背井离乡，置身西北，自己的父老妻子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时的东北军，从上到下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军队的反日情绪，势必影响主帅的思想。而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视共产党为心腹大患，必欲置之死地；同时，对国内非嫡系的国民党地方部队，采取分化、利用、瓦解、消耗的手段。所以，蒋介石的「安内」政策，不仅包括消灭红军，也包括吞并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调东北军入陕剿共，就是这种两相抵销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政策与东北军的利益和要求是根本冲突的，尤其是在大小劳山及直罗镇战役之后，东北军惨败，其瓦解的危机已露端倪。出于东北军生存的需要，使得张学良当机立断，考虑退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三五年以来，奉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到达陕北后，进行了各方面的团结御侮活动，把争取东北军作为统一战线的中心工作。在争取东北军的过程中，既定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也不是使东北军成为红军，而是争取东北军成为共同抗日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打消了张学良许多思想顾虑，对于他确立联共抗日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三六年四、五月份，经过洛川、延安两次会谈，与红军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以及组织抗日联军等事宜，达成协定，在西北地区形成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联合的抗战局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亲率军政大员十数人来到西安，策划进一步扩大内战，公开指责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他并提出两个供张、杨选择的方案：第一，东北、西北二军，立即执行剿共命令，彻底消灭红军。第二、调东北军到福建，西北军到安徽，由蒋的嫡系部队直接担负剿共任务，蒋介石将亲自督战。外患未除，内战必然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造成可乘之机。此时，何人采取何种方式能使一意孤行的蒋介石悔悟呢?劝谏他，不会生效；罢免他，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还未形成这种条件，在这种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张、杨联合行动，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西安事变，采取了武力逼蒋抗日的壮举。
四十六年前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出于爱国热忱，以惊人的手段，善良的愿望，自我牺牲的精神，捉蒋放蒋，终于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宏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与西安事变有着密切联系。张、杨有功于中国人民，有贡献于民族解放事迹，应在中国革命史上得到应有的评价。
注 释
注 一：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四一七页。
注 二：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五一页。
注 三：同上，五六页。
注 四：同注三。
注 五：同注三。
注 六：《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八九页。
注 七：《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一一二页。
注 八：同注七。
注 九：《西安事变资料》，上册，一○八页。
注一○：同上，一六二页。
注一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二二八页。
注一二：《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二六○页。
注一三：《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中，<对东北军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
注一四：《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中，<吴家象广播词>。
注一五：《西安事变资料》，下册，八四页。
注一六：同上，三四页。
注一七：《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五一○页。
注一八：同上，四七九页。
注一九：《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三九七页。
注二○：《西安事变资料》，下册，三六页。
注二一：《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二四页。
—录自《近代史研究(京)》，一九八五年，第一期，页一二五—一三五。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