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兄妹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贡献
朱文原
石破天惊的西安事变，终得以和平解决，是由多种因素所交互激荡而成，是社会历史的合力所导致的。如：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主导事变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迈进；蒋委员长经宋氏兄妹的百般劝解后，及时改变宁死不屈的态度，在客观上配合了和平解决事变的进程；南京中央主战派的「以战逼和」策略，在反面上扩大了尽速和平解决事变的紧迫感；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宋美龄的央请下，力劝杨虎城释蒋的作法，适时消除双方间的紧张对立，不可谓无功；各地方实力派对张杨的声罪致讨，发挥了不容低估的制衡效果；国内外舆论对张杨的口诛笔伐，促使张杨叛军得以及时悬崖勒马。除了上开各种客观因素不必详论外，最重要者在于宋氏兄妹私人外交的成功。须知，蒋委员长与张学良二人的主观意志能否转变，实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而当时真正能够及时改变蒋、张二人之意志及决定者，则非宋氏兄妹不为功。盖宋子文、宋美龄二人不仅是蒋委员长的家属或戚友，同时也都与张学良私交弥笃，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宋氏兄妹自然有能力也有责任来迅速化解蒋、张间的冲突。宋氏兄妹在西安事变中，虽然不是居于主导地位，但却成功地扮演了调人的角色，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不容忽视。宋氏兄妹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贡献，吾人可由下列三点分析中可以略窥端倪：
第一、宋氏兄妹身入虎穴，婉请蒋委员长改变态度，及时打开谈判之门：西安事变的利害关系人蒋委员长，是否改变誓死不屈的态度，实为解决事变的重要关键，盱衡西安事变中真正能够及时有效地改变蒋委员长的态度者，则只有宋氏家族中的一些自己人而已。原来，在西安事变初期，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态度十分强硬，拒不与叛变者妥协，甚至以死相逼，蒋对张学良大发雷霆，说：「尔有武器，我有正气」，只要一息尚存，我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与全国国民，(注一)颇有成仁取义之气概。当时蒋委员长已预立遗嘱，决心为国牺牲，决不妥协，或作任何有损领袖威严的让步。十三日，张学良请蒋委员长移居高桂滋宅，以策安全，蒋则坚拒之，情绪激动地说：「此处即我死所，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此时，蒋委员长已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注二)十四日，蒋委员长见了宋美龄的特使端纳后，闻悉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且已决定送其回京，态度乃稍趋缓和。不过，蒋仍告诫张学良说：「余不回京，尔无论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并说：「义之所在，不夺不摇，生命可牺牲，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则精神永远不死。」(注三)十五日，蒋委员长致函宋美龄说：「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并吁请宋美龄「切勿来陕」。(注四)蒋原希望张学良能为国效力，不意却变生肘腋，蒋因此「痛悔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注五)内心焦灼悲愤。十六日，南京中央明令讨伐西安，并派机轰炸渭南，张学良在惊慌失措之余，再三婉请蒋委员长致函南京中央军事当局，「嘱勿进攻，且先停轰炸。」(注六)十七日，蒋委员长接受宋美龄与端纳的劝告，手令南京中央「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注七)使西安事变得以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演变。十九日，「停战三日」之期限届满，张学良向蒋委员长说：「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蒋回答说：「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注八)态度仍极强硬。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十时，宋子文飞抵西安，蒋委员长对宋子文说：「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并「亲示子文以进兵之方略，俾其归告中央。」(注九)张学良此时亦来谒见蒋委员长，说：「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注一○)蒋委员长则「正色拒之」，并说「非余回京，无论何事，不能谈。」(注一一)二十一日，宋子文决定先行返京，邀宋美龄同来劝蒋，宋子文至高桂滋宅向蒋委员长辞行，蒋对宋子文说：「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攻西安，则余仍安全，虽危亦无所惧」，(注一二)语气十分坚定。二十二日，宋氏兄妹一行飞抵西安，经宋美龄的温婉劝解，蒋委员长为期长达十日的「誓死不屈」之态度始见软化，蒋改采务实作法，不再坚持「领袖威严」，委派宋美龄、宋子文为全权代表，与西安有关方面进行磋商，这是和平解决事变的重大转机。二十四日，经双方间多次谈判后，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释放救国会领袖」、「撤军」等若干协议。不过，蒋委员长拒绝在任何协议书上签字，说：如签一字，「即离此，亦虽生犹死」。(注一三)二十五日，张学良亲送蒋委员长离陕，蒋仍拒绝签署书面文件，但临行前有若干口诺。综观西安事变期间，蒋委员长由誓死不屈，拒不妥协到转变态度，接受调停，再到原则同意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所提的若干条件，这是一项重要转变。事实证明：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关键就在于蒋委员长主观态度的转变上，而其中具有影响和决定蒋委员长的态度转变者，因素固多，诚如吴天威教授所分析者：㈠蒋委员长经西安事变后始悉抗日情绪已流行于西北。㈡坚持「安内攘外」政策定会使中国陷入内战。㈢在事变中蒋委员长有机会接触各方，使他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㈣蒋委员长对中共的看法已有转变，认为国共双方应可联合抗日。㈤蒋委员长认为西安事变基本上可以和平方式解决，似可一试。(注一四)此外，影响蒋委员长态度转变，最主要的因素，笔者认为则系宋氏兄妹的冒险入陕，及时疏通化解。当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宋氏兄妹以私人资格来陕后，并愿以张、杨「文电」中的各项主张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并力劝请蒋委员长应通权达变，速谋因应对策，宋美龄劝蒋委员长：「应先设法脱离此间(西安)，再言其他。」(注一五)宋美龄的劝解，如雷贯耳，及时发挥了效力，蒋委员长在友情和爱情的滋润下，始冷静思索到处于这一变局中他自身的存在了，蒋在权衡利害后，这才改变态度，决定由宋氏兄妹为其全权代表，与西安有关方面进行会商，遂使紧张情势急转直下。
第二、宋氏兄妹运用私人情谊，婉劝张学良悬崖勒马，终使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宋氏兄妹私人外交的成功，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春的干女儿，张学良与宋子文、宋美龄素以兄妹相称，(注一六)由于这层关系，宋氏兄妹与张学良私交甚笃。西安事变当天(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即致电宋美龄，表示文日之举，旨在「逼蒋抗日」，毫无个人野心，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说：「学良平生，从不负人」；「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注一七)宋美龄阅毕，激动的情绪始逐渐平息下来，宋美龄认为张学良电文中所说：「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是真情实语。但是，如果南京中央出兵讨伐，张学良出于一时之义愤，事情就不易收拾。因此，宋美龄于十二月十三日立即电劝张学良说：「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注一八)事情的发展确是令人兴奋的，十四日，宋美龄的特使端纳获准入陕。十四日晚间，端纳自西安回报宋美龄说：「委员长平安」，「张学良亟盼孔祥熙能来西安，尤盼宋美龄偕行」，至此问题似有转圜余地，并确证宋美龄先前的判断未误。十五日，宋美龄获张学良复电，说：「倘介公实行积极抗日，良仍当谒诚拥护。」(注一九)张并保证无危害蒋委员长之意。十五日，宋子文亦电张学良说：「俟端纳返京，当飞陕面晤，解决一切」。(注二○)十六日，宋子文即接获张的复电，表示欢迎其入陕。(注二一)十六日下午四时，张学良更电在洛阳的端纳，并请转告宋美龄说：「子文、祝同两兄来陕，极所欢迎，并可确保安全」。(注二二)张学良主导事变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日趋明朗，这与宋氏兄妹的主张可以说不谋而合，使宋氏兄妹为和平解决事变所作的努力更具信心。十六日，国民政府下讨伐令，情势危急，宋美龄乃乘端纳尚在洛阳时，以电话央请端纳返西安后转告张学良，说：讨伐令已下，「彼若不愿手造惨酷之国难，应立即护送委员长返京」。宋美龄并请端纳转告蒋委员长，详述其在南京的艰难处境及阻止战争之经过，并请蒋对南京军事当局下达「停战令」。(注二三)十七日，在张学良的恳求下，蒋委员长乃手令军事当局「停战三日」，使和平解决事变再向前跨出一步。同为宋氏家族成员的孔祥熙，除了在十三日电请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等，协力规劝张学良悬崖勒马释蒋回京外，孔祥熙也把苏联报刊的言论充作重要筹码之一，向西安张学良施压。十七日，孔祥熙致电张学良，说：「日前苏联舆论，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此举，皆持反对。」(注二四)张学良本拟走联苏联共逼蒋抗日路线，至此已知大计落空，始警觉到有及时回头的紧迫感。十九日，宋子文决定赴陕规劝张、杨，先飞洛阳。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十时，宋子文飞抵西安，询问张学良发动事变的本意，并探视蒋委员长。二十一日，宋子文无功而返，邀宋美龄同飞西安劝蒋改变态度。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宋氏兄妹一行抵陕。晚间，宋美龄召见张学良，这是一次私人间的谈话，双方坦诚而又严肃，对于和平解决事变，实极具关键性。会谈中宋美龄正告张学良，说：你们「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实属错觉；今大错已成，若何补救，实为当前唯一问题」；并警告说：「尔等欲将武力以强迫委员长作任何事，皆无成功之希望。」(注二五)张学良不胜愧悔地说：夫人如在此，决不致发生此种不幸之事。并说：「夫人应信我敬戴夫人之诚，即余部将亦一致敬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彼等搜索其文件，得夫人致委员长函二通，拜诵之余，益感夫人的伟大。」(注二六)宋美龄运用私人情谊，谆谆善诱，敦劝张学良速自悔悟，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和毅力，其立场是：只要张、杨能及时悔悟，可奉劝蒋委员长「呈请中央不究其既往」。(注二七)张学良与宋美龄会谈结束，张学良答应将设法护送蒋委员长回京。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双方经过三次马拉松式谈判并达成若干协议，宋氏兄妹主张无条件释蒋，可惜张杨叛军内部却持反对态度，力主蒋委员长必须在协议书上签字始可离陕，当时西安弑蒋气氛浓厚，前途多舛。宋美龄急忙对张学良说：赠送蒋委员长的最好「礼物」，莫过于使蒋在圣诞节平安离陕回京。宋美龄以南京中央的军事压力作筹码，警告张学良说：「圣诞日为停战限期之最后一日，如今日不能释蒋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张闻言后，允诺「当勉力达我期望」。(注二八)语不惊人誓不休，宋美龄甚且频频警告张学良，说：「停战之期限已届，余深知南京掌军权者之感情与心理，过此期限后，大规模之进攻即行开始，无人能挽此浩劫，尔等亦不能免此巨祸之临身。」(注二九)此外，宋美龄更以国内外舆论压力迫使张学良悬崖勒马，宋美龄对张学良说：「汝当劝告彼等，应立即释放蒋委员长，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皆向汝等作要求。全球各处之中国人，皆纷纷通电要求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斥汝等为卖国贼。」(注三○)在宋美龄的婉劝及预警下，张学良深恐夜长梦多，终于不顾他人的反对，在圣诞节当日下午，毅然决然地亲送蒋委员长离陕。
第三、宋氏兄妹透过周恩来的鼎助，请杨虎城释蒋，有效排除和谈障碍：西安事变的爆发，成为国内外各派势力的角逐场，主谋者张学良不仅主动发起西安事变，也主导事变的和平发展方向，但并非全无阻碍。在南京中央方面有「主战派」的武力挑衅，在张杨叛军内部则有所谓「激进分子」，主张不惜与中央军背水一战，甚或有人主张对蒋委员长采取断然处置，永绝后患。十二月二十四日，经双方三次协商谈判，达成若干协议，已如前述，但是在何种条件下释蒋，双方意见分歧，张杨叛军内部口径一致，力主蒋委员长离陕前必须在协议书上签字并须公诸报端，(注三一)杨虎城尤其坚持蒋委员长必须签署书面文件，如何说服杨虎城改变态度，就成为相当棘手的问题。杨虎城之所以反对张学良「贸然释蒋」自有其道理，杨比张年长八岁，且出身贫寒，其政治历练亦较丰富。杨虎城自民国十八年附蒋以来，对蒋的为人颇有认识。杨常对亲信说：「蒋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抱有什么幻想。」(注三二)杨虎城一直有一成见，中国任何军阀都不是蒋的对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与之相匹敌。(注三三)杨虎城对释蒋问题在原则上虽无意见，但在做法上却认为必须考虑周密，杨说：「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释)放他。」(注三四)杨虎城还认为，绝不能轻信蒋的所谓「人格保证」，「蒋的人格是不可靠的」，(注三五)必须手中握有蒋的把柄，才能使他心存顾忌，而不致遭受报复。依杨所见，「释蒋」必须力求慎重，必须尊重周恩来的意见。杨虎城一贯认为，共产党对付蒋委员长的办法高明，对周恩来则更是出自内心的偶像崇拜。此时能够影响杨虎城改变心意的，也只有周恩来及少数共产党人。
另一方面，宋美龄救蒋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由她代蒋承担一切，也就是宋美龄对张学良所说者：「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注三六)这句话关系事变之解决甚大。张学良为劝解西北军将领心中的疑虑，认为以中共代表周恩来对杨虎城的影响力或可一助，因而介绍周恩来会见宋美龄。宋美龄为借助周恩来的影响力规劝杨虎城释蒋，坦然予以接见。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提及之「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实即周恩来其人。宋、周的谈话情形，宋美龄有如下的纪录：
「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述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注三七)周恩来对宋美龄表示：「国事如今日，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我等并非不信委员长救国之真诚，惟恨其不能迅速耳，」(注三八)只要蒋同意抗日，中共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注三九)宋美龄辩才无碍，答复说：「汝等若真信委员长为全国之领袖，即当遵从其主张之政策；不然，则混乱扰攘，国家与民族更受巨大之损失。若欲达同一目的，固可遵由同一路线；既然择定一途，即当坚持不舍。」(注四○)周恩来又言：「此次兵变实属意外」，宋美龄则说：「如此小规模之政变，彼等尚无力阻止其流血与暴行，又安能自信其有主持国家大政之能力耶?」(注四一)周恩来说：其「崇敬委员长十年如一日，未改初衷」，奈何蒋委员长始终不愿听其陈述救国之意见。
谈话结束，最后周恩来答应愿意协助劝告杨虎城，请早日恢复蒋委员长的自由。从这里可以看出长袖善舞的周恩来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周恩来对于释蒋问题所取的态度，不会和张学良完全相同，更不会与宋氏兄妹一致。理由极其显然：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通电」，提议召开「和平会议」，并声言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注四二)电文中提出召开「和平会议」的地点暂定在南京，会议的出席人应由全国各党、各派代表参加，中共显然企图喧宾夺主，意在贬低南京中央，削弱西安张杨，而抬高自己身价。我们由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共虽以调人的姿态出现，但实质上则想要在事变的各种形势之中取得主导权。不过，二十四日这天基本上有了变化，中共另一位代表秦邦宪(博古)由保安携来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说服东北军，原则上以释蒋为上策」。周恩来就是根据这一新指示去会见蒋委员长和宋美龄。二十四日晚间十时，周恩来在张学良的引领下，与蒋委员长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谈话内容至今仍是一团迷雾，当天在场的当事人张学良与宋美龄迄今虽仍健在，但对此事却讳莫如深；另一当事人周恩来曾留下蒋委员长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文字记载。(注四三)据指称：周恩来会见蒋委员长，提出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灭亡。蒋委员长当时则表示愿以「人格」担保履行双方在谈判中所达成的协议。二十五日上午，周恩来第二次往见蒋委员长和宋美龄。蒋委员长对周重复了一遍他结束内战的希望。在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使用了一种间接表现法印证了这个事实。即：宋美龄对周恩来说：「倘彼等果有为国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此为委员长一贯之主张。」(注四四)到此应该说：张学良所呼吁的停止内战，和中共所希望的团结抗日，已由蒋委员长、宋美龄和周恩来之间直接获得了一个理解和默契。然而杨虎城在二十五日上午仍未肯同意释蒋，「设计委员会」的多数人仍坚持己见，要蒋在离陕前应将改组政府的名单和命令先行发表，或在所允许实行的条件上签字，否则在未获得保证前，万不能使蒋离开西安。甚至于有人提出采激烈手段，认为必要时西北抗日联军不惜与南京中央一战。(注四五)大约过了午饭时间，周恩来终于在张学良金家巷寓所的一个房间里，单独地说服了杨虎城，杨虎城开始在原则上同意释蒋，顺利打开谈判僵局。
注 释
注 一：蒋中正：<西安半月记>，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科》，第三册(台北：国史馆，民国八十三年四月，初版，以下简称《史料·三》)，页五一一。
注 二：同注一，页五一六。
注 三：同注一，页五一九—五二一。
注 四：同注一，页五二二。
注 五：同注一，页五二三。
注 六：同注一，页五二四。
注 七：同注一，页五二四。
注 八：同注一，页五二五—五二六。
注 九：同注一，页五二六。
注一○：同注一，页五二七。
注一一：同注一，页五二七。
注一二：同注一，页五二七。
注一三：同注一，页五二九。
注一四：宋淑章：<评介吴著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民国七十一年四月，初版)，页二一五。
注一五：同注一，页五二八。
注一六：杨者圣：《特工王戴笠》(台北：新锐出版社，民国八十三年八月，一版)，页一五六。
注一七：<张学良致宋美龄电>(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王朝柱著，前揭书，页四一八。
注一八：<宋美龄致张学良电>(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王朝柱著，前揭书，页四一九。
注一九：<张学良致宋美龄电>(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页七九。
注二○：《中央社》，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详《史料·三》，页二七九。
注二一：《天津大公报》，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专电。
注二二：<祝绍周致宋美龄电>(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页三九四。
注二三：蒋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史料·五》，页四○六。
注二四：《团结报》，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
注二五：同注二三，页四一六。
注二六：同注二三，页四一七。
注二七：同注二三，页四二○。
注二八：同注二三，页四二二。
注二九：同注二三，页四二三。
注三○：同注二三，页四二三。
注三一：唐若玲等：<张学良为何陪送蒋介石回京>，《中国现代史》，一九九二年，第九期，页一六三。
注三二：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前揭书，页四二六。
注三三：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二版)，页一六八。
注三四：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吴福章编，前揭书，页一五三。
注三五：同注三四，页一五七。
注三六：同注二三，页四一八。
注三七：同注二三，页四二○。
注三八：同注二三，页四二○—四二一 。
注三九：毕万闻：<化解深仇须挚友，携手抗日有幽囚>，《中国现代史》，一九九二年，第九期，页一七四。
注四○：同注二三，页四二一。
注四一：同注二三，页四二一。
注四二：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台北：著者印行，民国五十四年十月)，页一○一。
注四三：据毕万闻记曰：周对蒋说：只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军可听其指挥；蒋则口头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但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其人格作担保，履行这些协议。(同注三九)
注四四：同注二三，页四二一。
注四五：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七十八年七月，台初版)，页二八三。
—节录自朱文原撰：<宋氏兄妹与西安事变>(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第四节。(「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之论文宣读稿)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