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西安事变
李义彬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后，各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对西安事变做出了不同反应。当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采取了什么态度?莫斯科与南京进行那些交涉?苏联的态度对事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真理报》社论
苏联是最早对西安事变做出反应的国家之一。事变爆发后，国内不少人都认为苏联会对西安事变持积极支持态度。张学良、杨虎城、一些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人如此期望，南京政府中的许多人也认为西安事变与苏联有关，怀疑苏联是张，杨的后台。十三日晚南京当局举行紧急会议，就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国际背景可能是「第三国际之苏联」。(注一)人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如此考虑，不是毫无缘由的。因为苏联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号称是「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可是，事实却与人们预料的相反，苏联不但不支持西安事变，而且根本反对西安事变，攻击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十二月十四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中国发生事变>的社论，真实反映了苏联当局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这篇社论对蒋介石顽固坚持的对日妥协，对内「剿共」政策只字不提，却把蒋介石视为中华民族利益的象征，说：「南京政府当务之急是努力谋求中国的统一，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团结全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社论否认西安事变的正义性质，把张、杨的爱国壮举说成是「叛变」、「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社论把旨在抗日救国的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说：「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实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部兵变紧密相连」，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社论诬蔑张、杨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社论还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开脱，认为张学良应当对丢失东北负完全责任。苏联《消息报》也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评论。
《真理报》社论鲜明地反映了苏联当局的立场：站在南京一边，反对西安事变，谴责张、杨。关于这一点，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在向南京政府报告苏联报纸社论内容时说：其中「除汪院长(即汪精卫—引者) 一段可笑外，余皆吾人所乐闻者」。(注二)后来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他们(指苏联—引者)对中国很友善，说明中国面对国际上的危机，一定要团结统一，而且只有(蒋)委员长能领导全国；」并说：「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恐怕也不会比他们更好。」(注三)
苏联报刊在西安事变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报导。《真理报》十二月十七日发表署名观察家的文章<国际述评>，把西安事变与刚刚出炉的德日反共协定这两个根本对立的东西连在一起，说前者是后者的「直接后果」，「德、日协定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进行战争煽动，促使战争早日爆发。日本人挑起的这次事件，便是这一协定既定手段的形象化表演」。
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的看法是一致的。周恩来后来对此评论说：「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注四)
苏联当局之所以反对西安事变，谴责张、杨，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它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外交总方针及在远东地区推行联蒋遏日策略的需要。
三○年代中期，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处于被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夹击的威胁中，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地区后，积极扩张侵略势力。日本军部的「北进」计划，日军在满蒙地区的穷兵黩式，西方国家要把日本的侵略祸水引向苏联的图谋，都严重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法西斯德国疯狂扩军备战，侵略触角伸向东方，企图侵吞苏联，特别是对其西部边境地区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更是垂涎三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德日秘密签订反共协定，德意日三国反共轴心亦开始酝酿。在此情势下，苏联为避免被夹攻，既要对付东线日军的威胁，更要集中力量认真对付西线德国法西斯的威胁，苏联虽地跨欧亚，但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欧洲。它为了集中主要力量对付德国的威胁，在远东则而要推行联蒋遏日方针，即希望中国抗日，牵制日本的侵略势力，以减轻东线的压力。而对中国抗日，它又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正因为如此，三○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对华政策是极力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反对在中国发生反蒋事件。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旗帜下反蒋，苏联斥责其为破坏国家统一，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如今张、杨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促其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本来，这不但与苏联的联蒋遏日方针不矛盾，而且逼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更有利于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可是苏联当局不做具体分析，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反蒋事件，自然就把矛头指向张、杨，反对西安事变。
苏联当时极力讨好蒋介石，还因为它担心南京政府接受「广田三原则」，倒向日本一边，共同反苏。日本自一年前抛出「广田三原则」以来，一直采取各种手法要中国接受它。显然，南京政府如果接受了「广田三原则」，对苏联是极为不利的。在一年多的中苏两国代表秘密会谈中，苏联一直密切关注中日两国的交涉情况，几乎每次会谈都要询问南京政府对「广田三原则」的态度。西安事变爆发后，孔祥熙代表南京政府要求苏联帮助使蒋介石获释，并威胁说如蒋安全发生问题，南京将与日本一起共同反苏。此时，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如何，对苏联来说关系重大。南京抗日，则对苏联安全有利，反之，南京政府如与日本政府一起反苏，则将威胁苏联的安全。苏联当然不希望出现后一种局面，这是它对西安事变采取反对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反对西安事变，还因为它不愿意恶化同日本的关系，当时日苏两国关系因渔业协定已很紧张。西安事变的爆发，日本又怀疑是苏联煽动和支持张学良反对日本。日本《日日新闻》十二月十三日刊登一篇从上海发来的消息说：「张学良十二月十二日下午组织了一个得到苏联支持的自治政府，并且据说，张学良政府已经与苏联订立了一个攻防同盟。」在此情况下，苏联如表示支持西安事变，必然进一步恶化同日本的关系。为自身安全计，苏联竭力表白与西安事变无关，塔斯社当即授权发表声明说：《日日新闻》的报导「毫无根据，纯属恶意捏造」。
南京和莫斯科的交涉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对南京的好意，并没有立刻被南京政府理解。在事变爆发后的最初几天里，南京确曾怀疑西安事变与苏联有关。孔祥熙十二月十三日从上海赶到南京后，立即令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除通报「张学良等将(蒋)院长押留西安」外，要求他「在苏联酌量速妥接洽」。(注五)因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回国未在中国，孔祥熙于十三日下午将苏联临时代办斯皮礼瓦尼克召至寓所，「告以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反苏。」(注六)孔祥熙是中苏密谈的主要参加者，深知苏联特别担心蒋介石联日反苏。他以此相威胁，无非是向苏联施加压力，迫使它对西安方面施加影响，使蒋介石早日安全获释。
苏联为了解除南京对它的误会，南京为了争取苏联帮助，使蒋获释，各自的需要促使双方在莫斯科和南京频繁接触。
在《真理报》、《消息报》社论发表的当天，蒋廷黻即将社论摘要电告南京政府外交部，同时建议将这些摘要公诸报端，以使事变发动者知道苏联不支持他们的行动。十四日，蒋廷黻接到南京来电，受命尽快与苏方交涉，敦促莫斯科对中共及张、杨施加影响，早日释放蒋介石。对这项使命，蒋廷黻颇感棘手，他当晚在给南京的覆电中说：苏联「两大报同时发表重要社评，用意在使世人不疑苏联与叛变有关。」他答应可以就此问题与苏方交涉，但认为南京「如能于短期内与西北红军妥协，似亦有补。」(注七)蒋廷黻深知，苏联希望蒋介石抗日，亦希望蒋不「剿共」，他认为请苏联帮助释蒋，「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南京如能这样做，一定会受到苏联的欢迎和协助。
当时在莫斯科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十四日中午到中国使馆拜会蒋廷黻。他对西安事变的爆发「感到吃惊」，问蒋廷黻是否看过《真理报》、《消息报》的社论?有何想法?蒋廷黻表示对上述两篇社论「非常佩服」，但他觉得说「汪精卫策动西安事变是不聪明的，也不真实。」鲍格其洛夫言不由衷地解释说：「因为太匆忙，所以编辑可能弄错。」(注八)
十二月十五日蒋廷黻根据南京指示，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这位苏联外长十分关心西安事变发展情况，问蒋廷黻「是否有新从南京得到的消息」。蒋廷黻答说：「除去广西自然还有陕西以外，所有省分都支持南京政府。」蒋廷黻接着说，他已将《真理报》、《消息报》社论的摘要电告南京，不过他认为苏联报刊「把张学良的行动同汪精卫的诡诈行为扯到一起是不妥当的，因汪不可能与此事有任何关系。」李维诺夫代表苏联政府表示：「目前的事态使我们极为不安，我们认为张学良的行动是一件很不好的事。」关于苏联报纸说汪精卫策动西安事变一事，李维诺夫解释说：「我不认为张学良直接与日本人相勾结而有此举，倒觉得他是听了某人别有用心的坏主意。」他接着表示：「我们一向主张中国统一，从不同情中国将军的内争。我们特别高兴近来有人致力于扩大南京政府的基地和抗击日满蒙分子(指绥远抗战—引者)。我担心日本会利用近来的事态发展发动新的侵略。不管怎样?目前处于危急状态的日本政府可能会因这个事变而挽回局面。」蒋廷黻委婉地说，南京指示他询问苏联政府「能否用其他办法帮助南京政府，而不仅仅是表示同情」，其意思是请苏联采取实际行动，对西安事变发动者施加影响，使蒋介石早日获释。李维诺夫明确表示：「我找不到这样的办法，因为自从张学良离开东三省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联系。」(注九)
十二月十四日，苏联塔斯社奉命将《真理报》、《消息报》社论和它的辟谣声明发往中国，可是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机关禁止中国报刊登载，而京沪等地的中国报纸却登载了苏联与西安事变有关的言论，这就激怒了苏联。十六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令驻华临时代办斯皮礼瓦尼克：「立即去见孔(指孔祥熙—引者)或张群并向其声明：
1.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敌人。
2.苏联政府授权您以全权十分明确和坚决地声明，我政府不言而喻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3.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导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
4.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感惊讶与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诽谤谣言的传播。」(注一○)
这是反映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态度的正式官方文件，与两天前《真理报》社论的内容完全一致。
南京当局十六日给蒋廷黻发出「铣电」，令其抓紧与苏方交涉，注意搜集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的证据，并询问同苏联谈判须付出什么代价等。蒋廷黻十七日覆电南京，再次建议南京当局停止「剿共」，并强调说，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苏联的帮助。他在覆电中说「张叛变如与俄无关，则俄不能助我，如有关则索助我之代价。俄望我抗日，亦望我不剿共，俄视两者同重，惟不剿共尤急。」他认为「不出此代价必无成」。关于「俄与叛变有无关系」问题，蒋廷黻当时「无把握」。他虽有几点疑问(如当年春天张学良向蒋透露他主张「联俄容共抗日」，鲍格莫洛夫回国的原因各说不一，蒋「疑其为避嫌疑」，鲍归国一个月后才见蒋，蒋疑其「似有意避我」；蒋赴任时南京授以「全权交涉一切」，但苏方「始终推诿」；蒋怀疑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但他对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也感到「证据不足」。蒋廷黻向南京报告说，他在与李维诺夫、鲍格莫洛夫会见时对上述疑问均未提及，对苏方「未责一词」。他希望南京迅速回电，「言明代价及有无可靠证据及张逆要求条件」。鉴于南京十六日已下讨伐令，他在给南京的覆电中建议对西安应实行「明急而暗缓」策略，认为「下令讨伐以后如积极推动军事，院座必有生命危险，且障碍此间交涉。」(注一一)
根据南京「铣电」指示，蒋廷黻十七日再次会见李维诺夫，由于苏联非常不满当「京沪一带谣传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苏联煽动共产党，共产党又煽动张学良，因而发生的。」李维诺夫也「很愤激」。(注一二)所以这次会见气氛紧张，争辩激烈，最后不欢而散。蒋廷黻于当日深夜将会见情形电告南京外交部：「李维诺夫见面即言：余愿趁机向你们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前已告你，自张学良离东北后，苏联与彼无关系，与任何私人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员如王明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蒋廷黻说，南京「政府禁止登载社评他尚不知」，然「张学良与中国共党有关，而共党与第三国际有关，此乃显明事实。」李维诺夫辩解说：「第三国际与苏联无关系」。蒋廷黻驳斥道：「此乃苏联政府一贯之立场，但世人皆不信。」李维诺夫则坚持说：「苏联将始终维持其立场，无论世人信与不信。」接着，双方又围绕苏联与张学良有无关系问题展开了争辩。后来，蒋廷黻郑重表示：「我今来见非为追究往事。张逆叛变影响重大，如不设法制止，将演成西班牙式之战争，此谅非苏联所愿，亦非中国所愿。」他请求苏联「用某种方法给我协助」。对此，李维诺夫答道：「唯一协助方法在使中国共产党知道苏联政府态度」，可是「中国政府反禁止登载(苏联报纸社论)」。李维诺夫又问蒋廷黻：「你来是否奉政府之命?」蒋作了肯定答复。李维诺夫生气地说：「我即训令(苏联)代办向你政府抗议。」蒋廷黻恳切地说：「事变非常，影响甚大，我不愿辩论已往，只顾研究将来之解决。为整个亚洲前途计，望你努力于善后。」李维诺夫很不耐烦地说：「我不愿听任何方法，此事与我们无关。」(注一三)至此，蒋廷黻遂告辞。
十二月十九日晨，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皮礼瓦尼克在南京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根据莫斯科十六日电令，向张全面阐述了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并就中国政府禁止登载苏联报纸社论，中国报刊散布西安事变与苏联有关，怀疑苏联支持张学良等问题向南京当局提出抗议。针对苏方所提问题，张群作了说明和解释。关于怀疑苏联与西安事变有关问题，张群说：「西安事变开始前张学良即散布风声说他同苏联有联系，得到苏联援助」，(注一四)「因是有人发生疑虑」。张群接着说：「自苏联政府表示态度后，我政府深以为慰，对于传说并不置信。」张群还说，南京已把苏联代办的说明摘要公布发表。关于中国报刊没发表苏联报纸社论问题，张群说：因为苏联报纸的这两篇社论「有捏造汪主席勾结日人主使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内容」，「故上海新闻检查员予以扣留。」(注一五)最后，张群表示：南京政府「深为珍视同苏联的友谊，感谢苏联政府对它的支持与同情态度」，南京「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张学良或第三者散布的心怀叵测的谣言」，并保证将「尽一切努力制止第三者在中国散布诬蔑性的含沙射影的说法」。(注一六)
张群代表南京政府所做的上述表示，消除了西安事变爆发后几天来苏联与南京当局之间的误会，莫斯科的愤怒亦随之消失。蒋介石获释返回南京的当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令驻华代办向南京「表达我们对冲突未经流血，也未经内战而结束，表示十分满意」，并指示代办向南京政府「再次申明，我们真诚希望全中国彻底统一和巩固」。(注一七)
苏联态度的影响
在西安与南京十多天的对峙和较量中，苏联明确站在南京一边。苏联的态度无疑对西安事变产生了不良影响。南京当局把苏联报刊的言论作为重要筹码之一，向张、杨施加压力，逼迫西安就范。十二月十七日，孔祥熙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说：「陕变起后，全国各地公社法团，全军袍泽，无不愤慨。昨日全国报界宣言，尤足表示各地舆情……且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斥责。英文《泰晤士报》，想兄处当经阅悉。目前苏联舆论，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此举，皆持反对。」(注一八)正因如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十分感激。一九三七年，蒋介石虽伤未痊愈，「身体状况相当不佳，步履艰难」，仍于四月三日在上海法租界宋美龄公馆会见刚刚回到中国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见时宋美龄在座，担任翻译。蒋介石请苏联大使「就西安事变期间苏联报刊所持的态度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忱，他说他极为珍视这种态度」。蒋介石还向苏联大使保证「他本人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改善苏中关系」。会见结束时，蒋介石特别请鲍格莫洛夫「转达他本人向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谢意和问候」。鲍格莫洛夫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从他返回中国后同南京政府各要员以及蒋介石的「各次谈话中都看出，蒋介石为我国在西安事变时所持立场而真心感激我们」。(注一九)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博得了蒋介石和南京当局的感激，却使张学良大失所望，使他「联苏」的愿望化为泡影。
张学良在对苏联关系上，如同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一样，曾走过一段弯路。东北「易帜」后，他追随蒋介石反苏，挑起中东路事件。日本侵占东北，张率部流落关内，对苏态度开始变化，由反苏逐步转为联苏。一九三三年他下野周游欧洲，曾拟赴苏考察被拒。回国后，他在鄂豫皖和陕北「剿共」受挫，杜重远建议他放弃「剿共」，稳定西北，打通新疆和苏联的国际通道，然后抗日。建议张学良走这条联苏抗日道路的，还有他原来的部下马占山、李杜。马、李九一八后在东北参加抗日武装活动，失败后退入苏联境内，受到苏方接待，又在苏联政府帮助下辗转返回国内。他们根据在苏联的亲身体验和观察，断定苏联会支持中国的抗日事业。张学良「经过马占山、李杜的劝说」，「知道当年蒋介石得到苏联顾问，送来两船军火补充黄埔军校，才开始北伐。冯玉祥也是得到苏联顾问和二百辆汽车军火，才得以五原誓师。」(注二○) 当时有联苏抗日想法的并非只张学良一人，那些与蒋介石有矛盾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或多或少也有类似考虑，并因而与中共接洽，希望打通国际路线，获得苏联援助。中共中央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张学良自己认为，在联苏问题上，他比别人可能更要难些。因为在一九二八年中东路事件中，他指挥东北军与苏联红车直接作战，现在他又是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很担心难以取得苏联谅解。面对这种情况，张学良认为，只有联合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共的疏通，才有可能获得苏联的谅解和帮助。他通过多种管道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一九三六年初，他在洛川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同年四月在肤施(延安)与周恩来会谈，他还通过李杜在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张学良在同李克农、周恩来会谈时，都谈到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援助问题。他与周恩来商定，双方派代表去莫斯科，并约定张的代表经欧洲，中共代表经新疆前住。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负责对苏情报工作的第二处处长焦绩华，经参谋本部次长杨杰介绍，于一九三六年春专程来西安，劝张联苏抗日，并表示愿介绍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见面。由于张此前已有联苏愿望，两人一拍即合，约定待张有机会到南京时再由焦介绍相见。同年七月，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焦介绍张与苏联驻华武官在南京见面。会后，张又去上海，在焦绩华陪同下两次会见鲍格莫洛夫。在第二次见面时，张对苏联大使说：「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皆与苏联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鲍格莫洛夫当即答道：「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您的意见。」(注二一)
八月末，张学良派栗又文去新疆联络盛世才，目的是通过盛打通国际路线，「以便一旦抗日战争爆发，好求得苏联的援助」。当时盛世才与苏联有关系，新疆驻有苏联人员。栗又文偕董彦平于九月下旬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会见了苏联教官安德烈夫，这位苏联教官已知道栗来新疆的使命，让栗写一份有关「东北军情况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的报告。栗在报告中，向苏联提出了要求援助的具体项目。安德烈夫后来对栗又文说：「你们的那篇形势报告已送给斯大林了；对于你们要求的援助没有问题，可以在平凉(甘肃省)建立一个兵工厂」，(注二二)，并详细询问了平凉电源情况。
上述事实表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已下决心走联苏抗日道路，并做了一系列努力。事变前他估计，为抗日而对蒋实行兵谏，会得到苏联的同情与支持，这也是他敢于做出对蒋实行兵谏决策的因素之一。事变爆发后，当张学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报刊社论后，非常震惊和愤懑。十二月十七日，刘鼎向已到达西安的周恩来汇报事变以来张的情况时说：「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为抗日，可以获得苏联谅解，从此可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适得其反，张曾两次问我，「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表情是很不满的，可能对我党也有怀疑。接你前一天，他还问我：「听见了吗?」(指苏联广播报纸社论)仍然是很愤懑的表情。应德田也对我说：「副司令对苏联态度很不满意。」(注二三)
周恩来十二月十七日晚与张学良见面，张又提出同样问题。周恩来在十二月十八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张学良「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周向中共中央提出，如果「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张学良，谈到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问题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电文说：「我们对远方(指共产国际—引者)已作了几个报告，尚无回报。」毛泽东希望张学良令刘鼎每天把西安方面群众运动的情况电告陕北中央，以便及时报告共产国际。在他看来，「远方知此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当寄以同情」。毛泽东明瞭苏联当时的处境，在电报中向张学良解释说：「远方政府(当指苏联政府—引者)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总之，苏联反对西安事变和谴责张、杨的行径，使张学良大失所望，他深深感到自己多年联苏抗日，取得国际支持的希望落了空。此时，张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他后来匆忙释放蒋介石，原因固然很多，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西安事变爆发之初，苏联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西安事变有关，中共即使不是事变的发动者，也是事变的参与者或煽动者。所以当南京指责其与西安事变有关时，苏联赶紧公开声明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当蒋廷黻要求苏联政府除舆论外给予南京以实际协助时，李维诺夫则直言不讳地说，唯一协助方法是使中共知道苏联的态度。十分明显，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发表反对西安事变的社论，其用意之一就是要中共按照莫斯科的旨意看待和处理西安事变。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在发言中对苏联的舆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论。他说，苏联因为日本造谣，只能这么说；如表示同情，便要与南京对立。张闻天明确指出，苏联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这一立场。中共没有屈从莫斯科舆论的压力，对西安事变的性质、意义和前途，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表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成熟。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主张杀蒋，只是因为莫斯科来了电报，才被迫改为和平解决的方针，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同时我们也应承认，苏联的态度、苏联报纸的舆论，在客观上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确有推动作用。蒋介石被张、杨扣押后，在对蒋的处置问题上，中共中央决策层中有人一度产生动摇和反复，提出了「审蒋」，「除蒋」口号。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认真总结事变爆发后几天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度产生动摇和反复的同志抛弃了「审蒋」、「除蒋」主张，使中共中央决策层的认识得到统一，最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促成这一变化的国内外诸多因素中，就包括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苏联报纸的舆论。参与中共中央决策的凯丰在蒋介石获释后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这次事变中，我们的策略是对的。《真理报》所说的对我们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使我们着重的顾到整个的利益，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
苏联反对张、杨扣押蒋介石，同时也不希望中国内战扩大，只因为「中国的内战只能对日本有利」。(注二四)《真理报》接连发表文章，表达「要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呼声。在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见南京外长张群，反对南京当局接受西安方面所提条件后，《真理报》十二月二十日在<日本挑动中国内战>的醒目标题下揭露说：「权威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是直接公开挑起中国内战，此种政策之目的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十二月二十四日，《真理报》刊载《塔斯社》从上海播发的一条消息说：日本的计划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并通过派兵讨伐张学良挑动其对蒋介石下毒手。十分明显，日本试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便利用此机会肢解中国，并夺占中国一系列省分。「苏联报纸把南京讨伐派的行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联系起来」，这有助于人们认清讨伐派的真面目，对制止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有益的。
注 释
注 一：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第一一七页。
注 二：<蒋廷黻任驻苏大使期间与国民党政府来往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 三：《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九七页。
注 四：《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三一一页。
注 五：<蒋廷黻任驻苏大使期间与国民党政府来往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 六：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第一二六页。
注 七：(蒋廷黻任驻苏大使期间与国民党政府来往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 八：《蒋廷黻回忆录》，第一九八页。
注 九：<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谈话纪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七卷，第六六八—六六九页。
注一○：《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临时代办斯皮礼瓦尼克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七卷，第六七○页。
注一一：《蒋廷黻任驻苏大使期间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一二：《蒋廷黻回忆录》，第一九九页。
注一三：<蒋廷黻任驻苏大使期间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一四：同上
注一五：<蒋廷黻任驻苏大使期间与国民党政府来往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一六：<斯皮礼瓦尼克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七卷，第六七七页。
注一七：<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斯皮礼瓦尼克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七卷，第六八八页。
注一八：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团结报》。
注一九：<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八卷，第一五五—一五七页。
注二○：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一五—一一六页。
注二一：焦绩华：<张学良与苏使秘密会晤>，《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三六年版，第一○页。
注二二：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八三—八四页。
注二三：《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第二四八页。
注二四：<张学良发动叛乱正中日本下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真理报》。
——录自《中国现代史》，一九九三年，第十二期，页七六—八五。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