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转变的主观因素
王青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不满的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已行多番劝说无效以后，被迫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蒋介石，为什么会答应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在短时期内其对内对外政策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对此问题，过去史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原因这一方面，而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就体现为一个「逼」字。似乎是由于人民的逼，中国共产党的逼，手下将领的逼，日本帝国主义的逼，再加上西安事变张杨这一致命的逼，蒋介石也就终于被逼着改变政策了。由于他的这种转变又恰好是在西安事变，这就使之显得更为被动，使研究的结果也显得较为合理。不可否认蒋介石的转变是被迫的，上述的对外部原因也确实是促使其转化的重要因素，但试想在西安事变的短短十多天里，蒋介石能够如此快地改变一个如此重大的国策，却又没有原有的思想基础，那是可能的吗?如果说蒋介石在事变中处于阶下囚的地位，不得不为自己的性命着想，就只得答应张、杨的条件可作为我们藉以服人的理由，那么在他回到南京后，又为什么能够继续遵守他在西安时所作的许诺呢?因此，仅从当时客观形势的变化探寻蒋介石转变的原因就显得不够全面了，我们还必须探求蒋介石之所以转变的内部原因，也就定说弄清他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因为这才是促其转化的决定因素，也是他最终转变的基本依据。
四·一二及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就一直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在他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就以剿灭共产党为主要任务，即使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仍坚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剿灭共产党，而对日本却采取退让妥协的政策，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才是「我们最大而且最近的敌人」，是「心腹之患」，而日本只是「肢体之患」，而且「若贸然和日本开战」，那日本「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注一)这样中国人民就只有「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注二)与之相应，他也就制定了一个「不绝交、不宣战、不议和、不订约」的不伦不类的外交政策。其结果，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并签订了淞沪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卖国协定，使中华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无疑，蒋的这种政策是反动的，但是我们在注意蒋介石卖国一面的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一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
「九一八事变」后，尽管蒋介石给张学良下了「不抵抗」的命令，要东北军退入关内，但是他从认识到日本的此举「是以占领沈阳为扰乱中国的根据地，所以我们政府对此问题只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其生而辱、不如死而荣的决心来对付，我相信中国有这么大的民族，有这么久的历史，不是给日本能亡了的。」「如日寇相逼过甚，吾必与之一战，以存我民族之气。」(注三)因此他对马占山奋起抗战又给予支持。国民党四大还通过「安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案」，由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
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尽管他实行「一面积极抵抗，一面准备交涉」的方针，并且最后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协定」，但也明确指出「交涉必拟定最后的防线与最大的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在所不惜」。(注四)他将最精锐的中央警卫部队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组成第五军，投入上海抗战，并由江西抽调第五师增援淞沪。一九三三年春，日军侵犯热河，蒋最后还是与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但他仍从「剿匪」区抽调多数政府军前往北方参加抗战，他本人也于三月六日离开南昌行营，前赴保定指挥抗日战事，在郑州时又下了个罪己诏，「承德失守，东北沦陷，军心不固，丧失国土，殊感痛心」。「中正忝总师干，自当独负责任，引咎自劾，以谢国人。惟国土一日不能恢复，则抗日之任决不敢一日放弃，此不惟国家自卫以求民族生存，亦即抗御强权以争世界之公理」。(注五)同年四月，外报宣传中日妥协，将会承认伪满洲国，蒋特此申明：中正生存一日，决不肯有承认伪满洲之举，且必以收复失地为己任。(注六)
一九三五年，日本加紧实施吞并我华北的计划，并迫使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对此丧权辱国条约，蒋愤恨不已：「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辈，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何颜立于天地之间，志之!志之」。(注七)日本步步紧逼，妄图灭亡中国的贪婪之心，已使他不可再忍，他已认识到「舍备战之外，更无第二条路矣」。(注八)
把蒋介石上述的言行与他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这一复杂人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其本有的民族主义精神，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日愈不满，他对民族的处境深感忧虑，也不甘心做亡国奴，因此面对日本的侵略，有起来反抗的念头，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表现；但另一方面，他又认定「共产党是最危险最现实的敌人」，是对他统治的最大威胁，在衡量了两个「敌人」的轻重以后，那么抗日与剿「匪」，自然就是安内为先，抗日第二了，对外的政策受到对内政策的制约，既然要全力剿灭共产党，那么抗日御侮的念头就自然成了退让妥协了。但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华北面临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日本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更为直接和现实的威胁时，蒋介石就改变了他对日的退让妥协政策，对日态度逐渐强硬并有转向抗日趋势。
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叫驻日大使蒋作宾转告日本政府：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了限度，中国将不借任何代价与日作战。蒋作宾在与日方的会谈中还提出调整中日关系的三原则，要求日本取消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军队未经许可不得在中国通过等。同月，蒋介石为日本《经济往来》杂志撰写<如何改善中日关系>一文，文中就说：「中国对于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注九)由此，蒋介石开始了他对日政策的转变。
一九三五年十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要求驻守平津的宋哲元必须在十一月二十日前宣布「华北五省自治」，否则日军将以五师兵力取河北，六师兵力取山东。蒋介石采取各种方式极力拉拢宋哲元，做宋哲元的工作，要他拒绝日本提出的「华北自治」的要求，并电令宋哲元：「提醒他不要中了日本的诱陷之毒计」，「要他仍本初旨，坚定应付……，万一彼方因此不满，对兄等为局部压迫，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兄等后盾」。(注一○)十一月十九日，即日方威逼宋哲元宣布华北五省自治的最后期限到达的前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对外关系的讲话，他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如果日本无止境的进攻，超过了「和平的限度」，那么他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的决心了」。(注一一)第二天，蒋介石在会见日驻华大使有吉明时又强调指出：「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容许」。(注一二)由于蒋的上述行动，日本未能使宋哲元在限期之日宣布「自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本侵略者唆使滦渝区行政督察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中央自治」，二十五日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对此，国民政府下令拿办殷汝耕。十二月十一日，在日本的压迫下，蒋介石又一次对日妥协退让，在华北设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为此蒋介石表示冀察的一切内政、外交、军事、财政都必须保持正常状态，不得越出中央法令范围以外，要「绝对避免自治名义与独立状态」。(注一三)此间，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召开，国民党中央进行了大调整，蒋介石取代亲日派汪精卫亲自出任行政院长兼中常会副主席，各部部长也大都由蒋的亲信担任，大大加强英美派在国民政府中的力量，这宣告了蒋汪联合，共同卖国局面的结束。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承认满洲国」等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蒋介石意识到「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注一四)于是在七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亲任议长，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对所谓的「最低限度」作为进一步明确的解释，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以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满洲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注一五)其转向抗日的态度越来越明显了。
蒋介石的对内政策制约着他对外政策的进一步发展，而对外政策的进一步发展，自然也会影响他对内政策的改变。因为不停止内战，不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这一抗日力量。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凭借中国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想取得最终的胜利，那无异是天方夜谭。正因为这样，蒋介石在对日政策日趋强硬的同时，对中共的政策也有某种程度的缓和，在他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的同时，也开始与中共有新的接触，以寻求政治解决方法。
蒋介石与共产党的新接触是，通过改善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开始的。「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认为「日发动的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为使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使苏避免两线作战，苏联政府表示「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注一六)这样，国民政府恢复了与苏联断绝已久的外交关系。但两国关系并没有更大的改善，随着日本侵略的日益深入，蒋介石也希望能够用苏联的力量制约日本的侵略，于是积极主动地表示愿意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据当时清华大学教授，蒋介石的幕僚蒋廷黻回忆：一九三四年暑假期间，他准备前往欧洲，蒋介石曾当面交待他要他「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并希望他能够「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一九三五年春，蒋介石派其侍从秘书邓文仪为驻苏武官，外界一致认为此举「为中俄外交、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注一七)年底，蒋介石又派亲信陈立夫及张冲秘密前往苏联，与苏商谈缔结军事协定。苏联认为，如果蒋介石的军队主要用于「剿共」，蒋介石军队同红军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苏联的这一表示，和当时蒋正准备转变对中共的政策有些不谋而合，因为蒋介石已意识到「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正想「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于中共问题的解决」。(注一八)因此，他多次告诉苏联方面，希望苏联说服中共使其实现中国的统一，对此苏联方面反复声明，苏联在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中将不起任何作用，蒋介石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于是，蒋便命令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邓文仪与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交换意见后，王明即派潘汉年回国，促成国共两党直接谈判，而蒋介石这时更是频繁活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蒋亲自对苏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托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两党团结，我将感到高兴。」次年一月，蒋又向他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让中共红军存在。」他请苏联政府利用自己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威望，说服红军承认中国实际上存在的政府。一月二十二日，蒋又进一步表示：「如在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注一九)从蒋介石对苏联的表示来看，他对中共和红军的态度是日趋缓和的。
在国内，一九三五年前后，中共一再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御外侮，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蒋凛于日寇的步步紧逼和人民的强烈要求，命令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等寻找在国内与中共联系的线索，陈立夫亲信曾养甫在这年十一月找到谌小岑，要他设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年底，宋子文去找宋庆龄，要求她把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转告给中共中央，宋庆龄表示愿尽力帮助，她写了信，嘱咐董健吾带给陕北中共中央。董健吾带着这封信和孔祥熙亲自给他签署的委任状，秘密来到瓦窑堡，同博古见面，几天后，正在山西前方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人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注二○)并提出了五点具体意见，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返回南京，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又接通了。一九三六年九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正在通知他们，中国共产党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注二一)随后，国共两党的高层接触，包括周恩来的外出谈判，也开始在酝酿和具体商议中。
国共两党关系沟通后，两党代表就合作抗日问题各自陈述了意见和要求，可是蒋介石对中共和红军问题的解决采取的方针却是「中共武装必须解散，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注二二)因此他的谈判代表也就提出了「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的无理要求，这理所当然的遭到中共谈判代表的拒绝，既然中共方面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他这时又错误的认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初告成功」。「中共已成强弩之末……短时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注二三)如果作一最后的努力，用武力强行解决，以绝后患，似乎仍不失为上策。因此，他还想最后试一试，再做一次军事赌博。一九三六年底，他匆匆忙忙调集三十万大军和一百多架飞机，妄图在两、三个月内将共军歼灭或迁到新疆与苏交界地带，故当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恳切要求「率领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时，蒋反而训斥张学良：「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十二月四日，他亲率陈诚等一大批高级军政官员飞抵西安，强迫张、杨剿共，结果，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爆发后，被扣的蒋介石立即成为举世关注的中心人物。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和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首领，自从宁汉合流，张学良改旗易帜以来，他就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在以后与各地方实力派的斗争中，又击败了一个个对手，牢牢的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首席政治代表，对于维系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稳定国内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各阶级、各党派的爱国力量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甚至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十年内战的中国共产党也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上，除日本外，各国也希望事变能和平解决，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在西安事变后致电张学良说：「须知中华民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则难于自存」。(注二四)当时苏联政府也认为「蒋介石可能是足以领导对日抗战的唯一人物」。(注二五)英美也表示「只要南京能够充分保持它的最高权力，便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注二六)可见，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不论其政见如何，都非常重视蒋介石，希望用和平方式保住蒋介石，通过他来稳定当时不可预测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就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也成为能否避免内战扩大，实现国内和平，达成一致抗日的关键。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来看，作为张、杨阶下囚的蒋介石面临着三条道路的选择：其一，同意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回到南京后，并实现其诺言，从而使事变得到真正的和平解决。其二，口头上同意张、杨的主张，回到南京后，又毁约食言派兵攻打张、杨，使内战规模进一步扩大。其三，拒不接受张、杨的主张，从而使力主讨伐的何应钦的阴谋得逞，结果，同样引起内战。很明显，后两条道路都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给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令人欣慰的是，经过省时度势，蒋介石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尽管在事变之初，他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一击」，并估计「中共必以为千载一时之良机，必制我的死命」。因而抱「安危生死，所志已决」的决心，但当他明瞭张、杨在「事变前并未与共产党就此事有任何商议」(注二七)的真相后，又亲眼看到中共在解决事变中不记旧仇，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和磊落行为，这样他对中共谋求团结抗日的诚意，才有了真切的了解，因此他不但欣然接受了两党代表直接谈判的要求，而且还有所悔悟的说：「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绝不致再发生反共内战」。(注二八)尽管他为了维护领袖的尊严而对张、杨提出的条件拒绝书面签字，但是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离开西安前仍允诺了六点意见：一、明令中央入关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队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在临上飞机前，蒋介石又对张杨训话，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也须承认」。(注二九)从蒋介石上述所言来看，蒋确实有转变政策的趋势。对于蒋介石的这一转变，毛泽东曾给予肯定：「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首先命令停止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的一种表示」。(注三○)
如果说蒋介石被释放，仅是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个良好开端的话，那么最终实现和平，一切就取决于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了。如果他推翻所作的许诺，那么西安事变的解决也就成了一个昙花一现的「和平」骗局。(注三一)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他基本上实现了他的许诺，既没有对东北、西北军实行军事报复，也没有与共产党红军发生内战。
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的第三天，国民党中政会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处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决议：鉴于「张学良已悔罪来京，并愿受惩处」的现状，决定对东北军的「讨逆军事应即停止，讨逆总司令及讨逆总司令部并应撤销，所有结束事宜交军政部处理」。同一天，国民政府也颁发了结束讨逆军事，撤销讨逆总司令部及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的命令，对东北军决定以政治解决为主。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将领要求南京当局释放张学良，一时双方成对峙状态，大有爆发新内战之势，蒋介石为此致函张学良「请兄手翰告虎城及各路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已表示于同人」。(注三二)次日，张学良即致函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希望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在杨虎城的处理和东、西北军的调遣问题上，为大局的安稳考虑，蒋介石决定杨虎城继续担任西安绥靖主任，并允许他酌情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行使他绥靖主任的权利。在中央军进驻西安前，蒋介石为避免中央军与杨虎城部发生冲突，特电令刘峙和顾祝同应严束部队，加强军纪，「对杨应先以诚意待之」，「入西安部队应慎选其纪律优良与防御力较强者为最重」，「对虎城及其所部官兵应以和爱示之，严令入城各官兵勿得稍带骄横恶习」。(注三三)总之，在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上，蒋介石没有采取军事讨伐的报复手段，而是较好的运用政治方式给予和平解决，尽可能避免内战的新爆发。
至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蒋也有了一些改变，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即由国民政府下令撤销在一九三五年特为对陕甘根据地进行围剿而设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这意味着对红军的围剿停止。这时期，蒋介石还同意发给红军军费，实现他在西安所答应的经济上「可经张手接济」的诺言。一月三十一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共党周恩来要求派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介石指示：「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共军番号暂且照旧」。(注三四)。此外，蒋介石在政治上也准备与共产党谈判，把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作为基本政治条件。为此，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这样过去两党谈判争论最大的军队问题，蒋介石又做了一些让步，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致顾祝同的电文中就说：「当西安事变前，本只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四团制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注三五)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讨论西安事变后国内外形势问题，这是西安事变能否真正和平解决的最后一步，会前中共向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表示我党团结御侮的诚意和决心。会议最后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建议，确立了「精诚团结，和平统一，共赴国难」的施政方针，对外则表示：「国际关系自当循国际和平之路线，力谋友谊之增进」。如日本侵略中国使「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抗战」字样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最高决议中，这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中央既定之方针，亦即蒋委员长之方针」。(注三六)以此也表明，蒋介石也完成了他的思想转变，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西安事变真正以和平解决而告终。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政策的转变，是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而又曲折的斗争过程的，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同共产党有矛盾；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当日本的侵略，威胁着他的政治经济利益时，他又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这就表现为他既要反共又要抵抗日本的侵略。他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有妥协退让的一面，但他又有不满日本侵略、愿意抵抗的一面。因此，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上，虽然在实际对日交涉中打了很大的折扣，做了许多有损民族尊严，有损国家权益的事，但是他始终不明文承认满洲国和华北的自治；在反共上，尽管他把红军和共产党作为最主要的敌人，但始终没有正式达成「共同防共协定」。在民族危机已到最高深度，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们，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注三七)他就不得不考虑改变原有的内外政策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给蒋介石迎头一棒，使蒋介石终于能够正视客观现实，抛弃过去不切实际的妄想。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之所以能够完成这种转变，既是当时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蒋介石一贯的民族主义感情发展的自然产物。西安事变的爆发，只是一种催化剂，它加速了蒋介石的这种转变。对此，毛泽东在张学良送蒋回去后的第二天就断言：「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二十年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注三八)
总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能够接受张、杨的联共抗日、一致对外的要求，绝不是偶然的、突发的，也绝不是单靠外部力量所能逼就的。它有一个逐步转化的过程，他实现对日政策的最终转变，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对日政策某些积极因素的一个延续，一种进步和发展，他对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也是随其对日政策转变的一个自然结果。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才会转变态度，并在西安事变后实现他的诺言。
注 释
注 一：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八○辑。
注 二：《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第三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注 三：《蒋总统秘录》，第一八四三页。
注 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第一四三一页。
注 五：《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
注 六：特引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二册，第五九九页。
注 七：同注三，第二二一八页。
注 八：同注三，第二二三五页。
注 九：《中央周报》，第三七八期。
注一○：同注四，第七一四—七一五页，㈢第六八○页。
注一一：《革命文献》，第七十六辑，第二五○—二五一页。
注一二：《华北资料选编》，第三二○页。
注一三：陈鉴波：《中华民国春秋》(台北：三民书局)，第六六六页。
注一四：同注一一，第二五○页。
注一五：《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二十八期。
注一六：同注五，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注一七：邓文仪：《从军报国记》，第二六一页。
注一八：《蒋总统集》，第一册，第二八三页。
注一九：(苏)尼其伏洛夫：《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远东问题》，一九七七年，第三期。
注二○：同注一八。
注二一：《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一月。
注二二：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屑古转周继吾电转引金冲及《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关系》，《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注二三：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一编，第三章。
注二四：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会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一四八页。
注二五：《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四六四页。
注二六：荣孟源：《蒋家王朝》，第一四四页。
注二七：同注二三。
注二八：<蒋介石的诺言与自由>，《解放日报》，一九四五年十月。
注二九：《周恩来选集》，上卷，第七二—七三页。
注三○：《毛泽东选集》，第二二六页。
注三一：同注一一，第九十五辑，第一一二页。
注三二：同注一一，第九十五辑，第一三○—一三一页。
注三三：同注一一，第九十五辑，第一四七页。
注三四：同注一一，第九十五辑，第一八五页。
注三五：同注一一，第九十五辑，第一九一页。
注三六：宋平：《蒋介石生平》。
注三七：毛泽东：《两党合作的问题》，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
注三八：<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作者单位：桂林冶金地质学院马列教研室)
——录自《中国现代史》，一九八九年，第一期，页一九七—二○三。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