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联共抗日 建立合作关系
米暂沉
一九三○年南汉宸回到十七路军以后，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杨和中共地方组织相配合进行了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的活动；发动了驱逐李范一、打戴季陶等活动；掩护中共中央军委系统的一批党员在陕西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青年的活动；收留和掩护许多共产党员在他的部队中进行工作；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合作反蒋的协定等等。这些活动，基本上还都属于中下层的或是局部性质的，还谈不到有什么具体的合作措施。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和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之后，杨虎城对共产党当时的政策有些失望。在此期间，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苏区突围向西转移，进入陕西。当时陕西并无其他部队。杨虎城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派出三个警备旅进行阻截，遭到红二十五军的打击，损失惨重。以张汉民为旅长的警备第三旅亦遭伏击，张汉民等几十名共产党员被错杀。这使杨虎城更感到不可理解。在这种形势下，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处于低潮。
这一时期，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仍在加剧。自从—九三三年蒋撤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职之后，杨虎城除了谋求与红四方面军合作反蒋外，还在各个领域进行抗日教育。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逼下一再退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华北实际上又沦入敌手。同时却将全力集中于“剿共”和剪灭异己。这一倒行逆施引起杨虎城的极大愤慨，使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尖锐。因而他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坚持宣传抗日；并仍然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暗中支持中共党组织领导的群众抗日爱国运动。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系统的地下组织(这一组织以后正式称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为进一步开展救亡运动，决定由蒋自明出面在西安开办一个经营西餐为主的饭馆——莲湖食堂，作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由于缺乏资金，便由宋绮云请求杨虎城予以帮助，杨虎城指示尧山中学校董兼尧山油厂经理张永敷，从尧山中学的经费中拨出一笔约数千元的款项作为开办费，表面上以宋绮云等人集股名义对外。莲湖食堂前后存在近十年之久，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据当时任宪兵营副营长的地下党员童陆生同志回忆，当杨虎城获悉党组织准备在西安筹建救亡组织时，也暗中资助了数千元，表示默许和支持。
一九三五年七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确定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力量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新策略，并对如何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具体研究。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指出：“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
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办的《救国报》全文刊载了《八一宣言》，并大量寄往国内。许多地方党组织较早地获知了这一文件。南汉宸一九三三年离开陕西后，曾到日本躲避了一段蒋介石的通缉。回国后就一直在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的工作。但与杨虎城仍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当南汉宸见到《八一宣言》后，即派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申伯纯将一份《宣言》送交给杨虎城。
此时，正值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国民党大吹大擂，似乎这个大会将会有什么奇迹出现。各派官僚、军阀、政客都积极准备所谓“竞选”。杨虎城对此毫无兴趣，拟听其自然。后经和杜斌丞等朋友研究，认为在全国官僚、军阀、政客、党棍一致“竞选”的情况下，以杨虎城的地位和处境，如不参加“竞选”，必将在政治上引起蒋介石对他的怀疑。因此，他决定参加“竞选”。在“竞选”中，他发现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竞选”，比之曹锟的总统贿选远有过之。据说刘湘、刘镇华每人在“竞选”中所花的钱竟至达到或超过了当年曹馄贿选所费的总数。杨虎城也花了一笔钱，当选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事后他以激愤而懊悔的语气说：“从辛亥革命起，就跟同盟会闹革命，到今天还不能不花钱买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太丢人了!”这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乌烟瘴气，充分暴露了国民党贪污腐败的本质，使他对国民党更为失望了。
正因如此，当他看了《八一宣言》后，自然会有绝路逢生之感。他感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使他十分兴奋，他完全同意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和救国的主张，表示愿意和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并命申伯纯回告南汉宸，请南派人到西安商量具体的合作办法。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就开始了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为了争取与杨虎城合作抗日，毛泽东同志写了致杨虎城的亲笔信，并派汪锋同志专程送往西安。当汪锋几经曲折到达西安时，杨虎城刚由南京返回没有几天。杨虎城看到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时，十分激动。他以往虽和共产党有过某种合作，但都限于局部地区的组织或个别事项。如今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对他这样重视，派专人来找他，和他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使他精神非常振奋。信中说：“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汪锋同时带来一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宣言》重申：“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宣言》并提出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汪锋还向杨虎城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转变，谈到一些具体的政策方针。对于这些原则，杨虎城均表示赞成。汪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四点要求：(一)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来往西安的红军干部；(二)开辟交通线，建立联系；(三)十七路军向红军经常提供军事情报；(四)十七路军向红军输送物资。这些都得到杨虎城的同意。
与此前后，杨虎城也派人去天津与南汉宸取得了联系。南派王世英来到西安，带来南汉宸代表中共北方局提出的关于合作抗日的六项建议：
一、在联合抗日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
二、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
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
四、甲方(十七路军)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共产党)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
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
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往来交通。
杨虎城对上述六点，表示基本同意，因而和汪锋就以此六点为基础进行研究，最后决定为以下各项：
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预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汪锋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和杨虎城做过三次长谈。汪是陕西早期的共产党员，久做地下军运工作，对大革命以来陕西党的活动情况比较熟悉，和十七路军内部一些共产党员如阎揆要、刘威诚等以及杨虎城周围若干进步人士也都有历史渊源。因此，杨虎城和汪的谈话，涉及到十七路军过去与共产党关系中的两个具体问题：一、张汉民被杀问题。杨虎城说：“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你是晓得的。南京曾一再指责我，说张是共产党，陈立夫也对我亲自谈过，我没有理他们，为什么红二十五军反而杀了他?”汪说：“红二十五军突围至陕准备休整，而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随追击，逼得红军不得不自卫。随后张旅又接踵而至，而且尾随比柳部更为接近，红军误以为该部有意寻机攻击，故予以打击。由于红二十五军突围后与上级失掉联系，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张。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现在我党中央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革命烈士。这对于十七路军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二、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杨说：“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订有互不侵犯协定，红军为什么对我汉中地区各县部队进行突然袭击，致我的团长杨竹荪阵亡，部队受到损失，使部队许多人因此对我不满，认为红军不讲信用。”汪说：“由于双方的谅解，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摩擦，孙蔚如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也有很大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胡宗南部向南扩张，使我部与孙部都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不加抗拒任其发展，这也阻碍了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会师。因此，为调动嘉陵江西岸的胡宗南部，才决定声东击西，明攻汉中，威胁胡的后方天水。胡军果然以为我攻打汉中、天水而撤回川西的部队，使红四方面军安全地回师西进，完成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只是调动胡军的手段，而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讲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
汪锋来西安，还带有毛泽东同志给杜斌丞、邓宝珊两人的亲笔信。邓当时不在西安，故未见面。汪和杜曾多次长谈。事后据杜说：汪向他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他的殷切期望；然后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内容和做法，希望他能对此做出努力。特别要求他帮助杨虎城能与中共进一步合作，在西北地方创造新的局面。杜除对毛泽东同志表示感谢外，还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愿帮助杨虎城推动这一工作。
在此之后，汪锋与王世英同行，由绥靖公署军法处科长庞志杰护送，经淳化阎揆要团转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中共中央批准上述四项合作原则之后，派王世英返回西安。因杨虎城时在韩城，王遂前往韩城与杨虎城面晤，最后确定了双方的合作关系。从此，杨虎城和中共的合作进入与中共中央直接发生关系的新阶段。
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杨虎城，除派汪锋、王世英两人和杨虎城联系外，还从欧洲选派与杨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回国做杨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在邠县、乾县一带享有盛名。自靖国军时期起，一直就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两人私交甚厚。一九二八年杨虎城在日本时，部队曾派王宝珊去东京促杨虎城回国。王炳南早期参加中共，杨虎城是清楚的。王在日本、德国读书，学费都由杨虎城负责供给，王学习努力，也颇为杨虎城所器重。王炳南同志在一九八三年杨虎城将军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回顾了这一段历史：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日深。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杨虎城将军虽曾面谒蒋介石请求率部参加抗战，但为蒋所拒绝。面对着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杨虎城将军义愤填膺，心情是极其苦闷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驻第三国际代表团了解到我与杨虎城将军有世家关系，便委派我到杨虎城部队做争取工作：一、争取杨虎城与红军达成谅解，签一互不侵犯协定；二、万一杨虎城因与中共关系遭蒋介石迫害时，保证杨的出路。如杨同意我党建议，要我密电当时驻巴黎的吴玉章同志，暗语是：“我订的杂志请寄来。”中共代表团便将派潘汉年同志回国，协助我完成争取杨的工作，如杨不同意，密电暗语是；“杂志不必寄了。”我带着党的上述指示回西安后，即与杨虎城联系。他特地把我接到三原县东里堡别墅，同我进行了两天密谈。我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中共的政策，也探讨了十七路军的前途，并向他指出反共是没有出路的，唯一出路是与共产党合作抗战。杨虎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我党的观点和建议，他愉快地对我说，他与中共某些人士已有接触，但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所顾虑和保留；现在我回来了，这很好，可以无话不谈了。并要我搬到他的私人公馆止园去住，以便随时商谈。
在我同杨虎城将军的接触中，有两点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首先是他相信共产党，把自己和部队的命运完全和我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曾委托我到上海去物色进步人士办军官训练班，改造他的部队。他对党的希望和要求，也常先同我商量后才提出。我对杨虎城将军第二个突出的印象是他的求知欲很强。他虽未受过正规教育，谈话时却有条不紊，颇有见地。他虚心好学，曾一再要求我给他讲一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他白天忙于军务，常在深夜邀我谈话，向我提出一些政治理论问题要我解答……
王炳南还先后在十七路军总部步兵训练班、军官训练大队、教导营等军事教育单位任政治教官。十七路军的上层及杨虎城周围的进步人士，大多与王有较深的关系，不是父执、世交，便是朋友、相知。西安的开明士绅、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文教工作者，他也都相当熟悉。与西安的中共地下组织也有联系。这些因素，为他在西安广泛地开展活动、宣传和推动十七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南汉宸、汪锋、王世英、王炳南等同志，分别代表中共北方局、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杨虎城接触后，杨虎城全面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共同反蒋、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在互不侵犯、建立联系、交换情报、设立交通站、进行抗日准备等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合作的局面。此后，杨虎城为在十七路军贯彻这一合作协议，做了以下具体安排：
一、长时间来，十七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今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呈休战状态。杨虎城派他的秘书和一些了解内情的进步人士向前方的旅、团长分头做了暗示，有些并亲自授意，以确保不再发生战事。在红军东征期间，蒋介石命令杨部进兵黄河沿岸，截断红军退路，杨虎城均采取了抵制的态度，或以事先通知、打假仗的办法敷衍过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十七路军未再与红军发生冲突。
二、为加强联系，杨虎城准备好了一部电台，等待苏区派人来进行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底，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达西安，杨虎城委以上校参议职，作为中共中央常驻十七路军的代表。
三、在十七路军设立了交通站。一个设在杨部四十九旅驻守的鄜县，经由笔者暗示该旅旅长王劲哉，表示总部要在他的旅部设一机构，名义上为四十九旅的合作社，希王加以保护并不过问其事务。王心照不宣，慨然允诺。人选问题经与西安的地下党组织商量，决定由时在中学任教的进步人士田静忱负责。主要任务是向苏区提供各种所需的物资，掩护红军人员往来，杨虎城拨了几辆卡车，以备运输专用。这个交通站在掩护和转送红军干部进出苏区、输送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十年代，周恩来同志在与笔者的一次谈话中，谈及了这个交通站的工作，曾予以很高的评价。另一个交通站设在西安城内，名义上是特务二团的留守处。由团长、共产党员阎揆要派去几名后勤人员和警卫，大多也是共产党员，担任交通站的工作，主要负责红军过往人员的接待和掩护等。交通站建立以后，红军方面常有负责同志到西安帮助十七路军进行军事、政治、群众运动等项工作。红军采购人员也常到西安购买物资，大量物资都由十七路军汽车运送，进出人员由交通站供给十七路军军服借以掩护，并提供临时居住的地方。另外，共产党员比较多的宪兵营，此时已成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活动的中心，也起到了交通站的作用。绥靖公署军法处也为进步人士张依中和共产党员庞志杰等人所控制，也接待和掩护红军干部。汪锋同志在西安期间就住在军法处，由他们负责接待保护。
四、为加强抗日的准备工作，杨虎城在一九三六年元旦阅兵仪式之后。召见了在场的十七路军连长以上的军官训话。他公开抨击了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政策，表示了对南京政府断送东北和华北的极大愤慨。他说，过去对敌人，我们还敢指名道姓，而今天却用XX来代表日本，这是我们最大的耻辱。最后他十分激动地说，今后我们的部队训练再不能按打内战那一套搞了，不管别人抗日不抗日，十七路军是坚决要抗日的。此后，杨虎城改组了十七路军的步兵训练班，成立了军官训练大队。杨虎城自兼大队长，以赵寿山为副大队长，调团长阎揆要、刘威诚等为中队长，重新调配干部，修改课程内容，以加强部队的抗日教育和训练。
五、为了收集各方面的情报动态并专门对付国民党的特务活动，由张依中领导，在军法处设立了特别稽查组。参加这一工作的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有庞志杰、王昭贤、王润九、史选三、许尚志等同志。共产党员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西安事变后，这一组织转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委会设立的军警联合督查处。
六、确立了十七路军与红军合作关系的细则。自张文彬到达西安后，先后与杨虎城、杜斌丞、王菊人等进行了几次会谈，拟定了双方合作抗日口头协定的细则。其中规定双方消除一切敌对行动，互不侵犯，发生纠纷由双方磋商解决；双方交换情报，遇有军事行动事先互通消息；由十七路军负责制止一些地方民团的反动活动，不破坏革命组织；保证群众的自由通商及双方地区的贸易往来等等。这些细则补充了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达成的几项合作原则，使双方的合作更为密切和具体。这时，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将军所建立起的合作关系已有所闻，于是主动提出举行中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三方会谈，以便尽快发起西北的抗日军事行动。
这些都表明了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衷心拥护，双方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