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六、与东北军和共产党的合作抗日
米暂沉
自从《八一宣言》发表后，中国共产党就从三个不同的途径来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这与他的愿望不谋而合。他随即与共产党派来的代表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口头协定，并为巩固和发展这一合作关系做出了重大努力。
东北军到达西北后，与体系不同的十七路军及当地群众产生过种种矛盾；张、杨这两位从未共过事的将军在蒋介石的挑拨下，也难免存在思想隔阂。然而，他们之间毕竟有着更多的一致性。在抗日救国的共同基础上，张、杨终于携起手来，建立起了生死与共的关系。
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合作随之形成。西北已犹如喷发在即的火山。
奉命“剿共” 东北军到西北
一九三五年夏，东北军移驻西北，使西北的局面更加复杂化。蒋介石把他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派驻在天水，以控制川、陕、甘、宁、青的整个局面。宁、青两省有蒋介石一手扶植的马家回军。陕西省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蒋介石指挥这些部队用以对付红军，希望这些杂牌部队能和红军互相残杀，抵消力量。
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西以后，不可避免地和杨虎城及十七路军开始了客军和地方军间的矛盾。蒋介石利用这一矛盾，使张、杨两部互相牵制，从而加以操纵。除了蒋介石本人对张、杨分别地当面暗示或授意进行挑拨离间外，还通过何成浚、张群等人分别向张、杨打电报或写信进行挑拨。如对张说，杨虎城是地头蛇，如何阴险毒狠，野心勃勃，不易合作等等；对杨虎城说张学良如何堕落腐化，不抵抗而失掉东北等等。驻西安的军统、中统特务甚至偷偷摸摸地贴出“陕人治陕”、“驱逐不抵抗的东北军”等标语。这些，在某一时期产生过不少挑拨离间的作用。
在旧式军队里，两个不同体系的部队驻在一起，纠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纠纷，往往发生在公共场所，如戏院、饭馆一类地方。双方互殴乃至开枪，并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在西安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不断发生过这样的纠纷。纠纷发生之后，特务们，特别是以后的所谓军警联合督察处和中央宪兵团，更从中煽动与造谣，加上双方都有一部分中下级军官不识大体，常使纠纷扩大为不小的冲突，这样也使两个部队间发生过一些误会。
除蒋介石从上层操纵挑拨，特务们在下边制造具体纠纷，使两个部队发生无原则冲突外，东北军到了陕西之后，和十七路军以及当地人民还有一些实际上不能不发生矛盾的客观原因：
一、“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不抵抗而失掉东北的黑锅，使西北人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印象很不好。
二、东北军在开往陕甘之前，虽曾在豫鄂皖边区“剿匪”，但损失情况还不算大。他们对于红军的强大威力，认识还并不那么清楚。因此，在到陕甘之初，士气还相当旺盛。加上军队人数、装备等等，和十七路军那样土气一些、装备较差的部队比较显有不同。东北军方面显然看不起十七路军，十七路军也感觉东北军盛气凌人。有些人就这样说：“装备那样好，为什么丢掉东北自己的家乡，跑到西北来?让他们去和共产党试试看，别对我们耀武扬威!”
三、更容易引起具体矛盾的，还是东北军的随军眷属所带来的问题。东北军开入陕甘的时候，随军眷属之多，使人们乍看起来颇不理解。不仅中下级军官带有眷属，甚至伙夫、马夫带眷属的也很多。行军所至，眷属成群。于是不能不占用民房和借用居民的东西；行军途中在商店和居民家中生孩子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在当时陕西的封建习俗中是最忌讳的事情。这些极容易对军民关系发生不良影响。十七路军的官兵主要是陕西人，家乡所在，而且定居下来已经有几年之久，根本没有这一类问题。相比之下，当地人显然会对东北军表示不满；十七路军系统的一些中下级干部，对于东北军这种情况也看不惯。往往因此引起两部分军队或东北军和地方居民间的冲突。在后一种情况之下，十七路军部队一般地是和当地居民站在一边的。这种从表面看来陕西军民一致排外的情况，也自然会引起东北军的反感。但出现这种情况并不难于理解。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惨无人道的统治，使东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东北军官兵的家属乃至亲戚，遂纷纷逃入关内跟着他们的亲人一起生活。在比较高级的军官中，一般地都把眷属暂时安顿在北平、郑州、洛阳甚至天津的租界等地方，等军队驻定之后，觅得房子，再做搬家打算。但是下级军官和士兵，就不可能做这样安排。他们不能不让眷属跟着军队一同行动，这样不只可以不花旅费，而且可以随营混饭。一离开军队，这些眷属的生活立即会陷于绝境。这是随军眷属所以比较多的原因。十七路军的宪兵营有一天在西安东关巡逻，发现了东北军部队因占用民房问题和居民发生争执，宪兵因出面调解和东北军发生了冲突。宪兵营营长向杨虎城报告经过，说明东北军强占民房，蛮不讲理等。杨虎城当时这样指示：“你们明白吧，这就叫亡国!我们对他们，应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样问题，也不应只听一面之词，或站在一面说话。要教育我们的官兵，以后处理这样问题时要特别注意!”在于学忠率领东北军由西安开往兰州途中，一千数百里的西兰大道上，无数的随军眷属，夹杂在军队中行进，其中有老头儿、老太婆，有一手领着小孩子、一手抱着小孩子的妇女，成群结队，不分昼夜，一拐一跛地走着，走向他们茫然无知的所在。这种惨状，使西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很感慨地说：“这不是什么行军，这简直是一幅亡国的难民图。”
到陕西的东北军，不久就进入陕北“剿匪”。部队首先集中到同官(即铜川)、耀县等地方，然后再整备进山。所有的随军眷属，一律留在山外各县，以免影响军队的行动。按照军队的建制，一营或一连的眷属，都集中在一起，找当地居民的房子住下来，由部队留下一些面粉，作为眷属的口粮，并由旅或团派在当地的留守人员总的加以照料。西北地方的一个小小县城，大军过境之后，又留下这样多的眷属，立即满坑满谷，到处都塞满了人。当地的居民往往一家数口被挤到一个角落，局促不堪，对军队颇有怨言；甚至因为借用东西或小孩子打架而引起军队眷属和居民间的冲突。
一九三五年九月，东北军一一○师何立中部在劳山与红军作战，全军覆没，师长何立中阵亡。十月中旬，东北军一○七师的六一九团高福源部驻在甘泉东南的榆林桥，除团部外，共有四个营被红军十五军团消灭，团长高福源受伤后被俘。十一月，一○九师牛元峰部又在直罗镇被红军消灭，师长牛元峰丧命。随后，一○六师在黑水寺一役又折去一个团。骑兵军在吴旗镇也受重创。不及三个月，东北军损失近三师之众，这在东北军的内战史上尚属罕见。何立中、牛元峰、高福源等都是东北军中的骁勇善战之将，一一○师、一○九师均为东北军的主力师，装备、训练和战斗力堪称上乘。遭此惨败，对东北军震动自然很大。
在东北军何、牛两师被歼之际，正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张学良闻讯后，精神非常沮丧和伤感；而蒋介石、何应钦对东北军的失败所表示出的奚落态度，更给张学良以极大的刺激。不仅如此，张学良提出对“剿共”中损失的部队补给的要求，蒋介石不但不予批准，反而乘机取消了一一○、一○九两师的番号，停发了军费。张要求对何立中、牛元峰的家属各抚恤十万元，结果也是“碍难照准”。张学良曾气愤地说：“我张某人混得不值十万块钱了!”蒋介石利用杂牌“剿共”，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已暴露无遗。这使东北军上下不能不感到寒心。
何、牛两师惨败的消息传到后方之后，引起整个东北军的震动，而最感痛楚的还是进山部队留在山外各县的眷属。不时有人从前线逃脱回来，以仍然无法抑制的惊悸情绪，述说战争的恐怖和失败的凄惨。哪一个阵亡了，哪一个被俘了，传说纷纭，莫衷一是。眷属们听到这样消息，乱成一团，呼天抢地，望空号泣，夜以继日，此起彼落。据耀县保卫团负责人报告杨虎城说，在何、牛两师覆没消息传到后方的半个月期间，他日夜上城查岗，总听见有女人的号哭声音，简直令人不忍听下去。一九三六年春，眷属中的孤儿寡妇数千人到西安西北“剿匪”总部门前请愿、哭诉，围观市民亦为之流泪。以后由张学良在西安及甘肃平凉近郊建设新村，对这些眷属做了安排。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宣传抗日是犯罪的。西北广大人民，特别是各小城镇和乡村的群众，固然知道东北早已沦陷。但沦陷后究竟是什么情况，日本侵略军如何残害东北同胞等等，就不尽知道了。
上述凄惨场面的出现，震动了当地的每一个居民。特别是妇女群众，开始表示惊讶，跟着表示同情，老婆婆们情不自禁地跟着那些眷属们一面哭、一面安慰。照老婆婆们的想法，女人死了丈夫，也还可以暂时依附娘家。她们以为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安慰说法，但往往会使眷属们更伤心，哭得更厉害。眷属们说，东北让日本侵略者占了，她们有娘家也不敢回去。当然也谈到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如何残酷等等。老婆婆们从这悲惨场面了解到什么叫做亡国，更增加了她们对眷属们的同情。她们自动地拿出吃的，甚至拿出她们自己攒下的鸡蛋，连罐罐一起交给眷属的小孩吃。有些老婆婆万分热情而诚恳地对那些眷属们说：“你放心!你们就住在我们这里，我们有饭吃，一定也有你们吃的。”劳苦人民的心连成一片。陕西人民受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具体的爱国教育，东北流亡在陕西的人们也体会到一种阶级和民族的友爱与温暖。这种情绪，很快很自然地影响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的思想。老百姓常问：“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东北，而且那样残酷，你们有这许多军队为什么不到东北去打日本人，却偏偏同红军打仗?”军人们也常说：“总是要打仗，打仗了不起是死人，与其同共产党打仗打死，不如把命和日本人拼掉?”甚至有人说：“他们说共产党是赤化，赤化有什么可怕?像这样情况，老子‘绿化’也干。”西北军民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屈辱卖国和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全都表示不满。这种军民思想感情的一致，成为以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互相合作推动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正确的俘虏政策，也在东北军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共产党和红军对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几次战役中被俘的广大东北军官兵，严格执行政策：生活上予以真正的优待，伤员给予良好的治疗，并保证去留自愿。同时更注意对他们从政治上进行教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这不仅使广大士兵深受感动，大多数被俘军官也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感召。按照国民党当时的反宜传，“剿匪”被俘的中上级军官，一律要被共产党“枪毙”或“残杀”。此番何、牛两师失败之后，所有被红军俘虏去的军官，包括团长及以下各级军官都有，全部达到六七百人之多，不只没有一个人被枪毙，而且受到物质上的特别优待和人格上的尊重。红军把他们集中起来，派出负责干部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讨论抗日问题，批判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经过这样一段说服教育之后，愿留的欢迎，愿走的欢送。而且还保证，如他们回去之后还要来打，再一次被俘之后，仍照样优待，那时还可以再讨论，这些俘虏受了一次最深刻的抗日爱国教育，不少军官也逐渐表露出赞成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倾向。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就是其中之一。他甚至主动地向中国共产党介绍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详细情况，表示愿意亲自去劝说张学良联共抗日。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他的意见，当即予以释放。请他转达红军不计旧怨，与东北军携手抗日的真诚意愿。从此，在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架起了合作抗日的桥梁。
在这样的形势下，大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获释回到东北军后，无疑成为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宣传者。同时，这些人，特别是几百名被俘军官的归来，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十分棘手。本来在军队几经编并之后，剩余的军官已苦于无法安插，加上原来的一一○师、一○九师的番号被取消了，致使这批军官难以重新起用、安排。但真正的顾虑之处，还在于他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素”，因而不敢授之以兵权。
被俘军官归来之后，探亲访友，跑遍了东北军的各个部队和各个阶层。他们的部队没有了，居住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只好住在朋友的部队里，以暂时解决食住问题(各部队的官兵，对于这些被俘归来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长官、老部下纷纷进行慰问和招待)。在这样熙熙攘攘的往还中间，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陕北情况。这其中固然还有个别比较顽固的人，仍然坚持其反对共产党的主张，说共产党宣传的那一套全部是假的。但绝大多数人明白了究竟抗日和“剿共”哪一条路才是国家民族和他们自己的出路。最起码也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如被俘之后会“枪毙”、“残杀”之类。这些人的现身说法，是最能够使人们信服的。西北“剿匪”总部参谋长晏道刚及政治处长曾扩情等人，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认为这样下去，归来的被俘军官将成为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会影响整个“剿匪”部队的军心士气，考虑再三，决定以“再教育”的办法，把所有经红军释放归来的军官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军官总队，由政治处派一些特务进行政治教育，并从中进行“侦察”活动。特务们认为对这些人应当严格规定一套生活制度和课程，如外出请假制度，就寝起床时间，升、降旗；课程中有什么《三民主义》、《剿匪手册》、《新生活运动》等等。这样一来，立即引起了全体被俘归来军官的不满。他们感觉到所谓军官总队，实际就是集中营的别名。进入军官总队之后，即失掉了一个人最起码的自由。于是就有人说：“你们下命令要我们打共产党，经过千辛万苦，战事失败了，我们被俘了，满以为回来之后可以得到安慰和信任，但今天你们对待我们，远不如共产党红军。这种无期徒刑老子受不了!”在所谓政治课程中，特务们除谩骂共产党之外，主要是对这些队员进行“训”的工作，什么“不成功就成仁”，“为三民主义而牺牲”，等等。天天如此，课课如此，讲来讲去，讲不出一点道理。因之就有人说：“你们这些饭桶能讲什么?你们看看共产党，人家比你们讲得好得多。老子早已听腻了你们这一套!”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和特务们这一套反面教育，两相比较，不只使原来已经明白了的人们更加明白，就是原来比较顽固、死硬的人，也感觉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套做法不会替他们找到前途。
军官们尚且如此，广大东北军士兵的情绪就更可想而知了。他们饱尝了失掉家乡的痛苦，痛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夜思念沦于日寇铁蹄下的父老妻小、兄弟姐妹，谁也不愿做内战的冤鬼弃尸异乡。
“剿匪”战争的形势如此，西北人民的认识如此，部队上下的情绪如此，蒋介石的用心如此，共产党的态度如此。于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将领由原来认为红军“可以剿”，逐渐转向“不可能剿”也“不应该剿”这样的认识。当高福源获释并面谒张学良之后，张学良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东北军的“剿匪”就演变为“明剿暗不剿”，最后成为“明剿暗通”的局面。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