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患难与共 杨张携手抗日
米暂沉
东北军来到西北以后，杨虎城不能不考虑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问题。杨的希望，总的来说是这样：最起码必须做到张和他能够共存共处，使东北军不致危害他和十七路军的存在；而要进一步反蒋与联共，如不能得到张的合作，则困难很多。因此，自从张到西安以后，他力求用各种办法主动地和张接近，随时观察张的动向。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当张、杨二人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的时候，传来了东北军连遭重创的消息。南京的党国要人多对张采取奚落的态度，张在精神上非常沮丧。杨虎城闻讯后即去看张，对张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同情。并劝他不要过于伤感而影响健康，在此紧要关头，要好自排遣，天下事并不是从此不可为了。张听后十分感动，张、杨的关系从此大大地密切了一步。张学良初到西北时，尽管他对“剿匪”的任务十分不满，但还是认真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可是从这次谈话中，杨虎城感到张有所触动，事后杨虎城曾对人说过：“我看张先生非改变做法不可了。”
在一九三六年春一次谈话中，杨虎城有意试探张对蒋的态度，曾对张谈到“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张立即从衣袋中拿出“九一八”事变时蒋给他的电令给杨虎城看，内容很简单，蒋命令张不得和日军发生冲突，静候中央处理云云。张说：“不抵抗的责任，在于中央，而结果却嫁祸于我。”言时几乎流下眼泪。并历述他自己被迫离职出国，回国“剿匪”和东北军民颠沛流离的国难家仇等等痛苦。张并反复说明，他决无夺取西北的想法，要杨虎城放心。杨虎城对张表示了同情。这一次谈话对双方的接近，发生了重要作用。此外，杨为争取张的合作，还做了以下工作：
一、在西安绥靖公署新设立了一个交际处，以申伯纯为处长。其主要任务就是联络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这对双方合作发动西安事变具有一定作用。
二、杨虎城为了使他的高级干部改变以前对张的认识，曾不断对他们这样讲：“辛亥以后各大小军阀不少人都培养自己的子弟，希望能继承他们的所谓事业，但都失败了，张是唯一成功的一个。‘皇姑屯’事件以后，他受命于危疑震撼之际，在东北那样局面之下，抓起来他父亲那样的烂摊子；从容镇静地解决了东北易帜等重大问题。东北沦陷以后，东北军散处关内各省，他仍然是全军乃至流落在关内的东北人的领袖，这不只说明他在东北人民和东北军中的威望，也说明他的见识和才能。‘九一八’事变，他替蒋介石背了黑锅，我们不应人云亦云。对人要看长处，要看他有杀父之仇与亡乡之痛。我们一定要搞好和张的关系，否则就会中蒋介石的奸计而同归于尽。”
三、有一次东北军王以哲在和杜斌丞闲谈中，谈到他的部队的经费没有汇到，很着急，杜以此事告杨虎城，杨虎城立即暂时停发了十七路军的经费，拨给王以哲使用。
四、杨虎城在西安的住宅中，原有网球场一处，因无人使用，已经荒废。当杨虎城得知张喜欢打网球时，便让人把网球场修复起来，让他的高干中能打球的人约请张到那里打球，以便于加强联络。
以上事实说明，杨虎城为争取张的合作，费了不少心思。更重要的是杨虎城还通过和张有关系的进步朋友，沟通他和张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人。
一九三六年，杨虎城去上海医治牙齿并检查心脏，住在虹桥疗养院。杜重远因所谓《新生》杂志的“《闲话皇帝》事件”被国民党判了刑，此时因病也住在虹桥疗养院。杨虎城和杜经常在一起研究抗日救国问题，并通过杜的介绍，和上海一些进步人士沈钧儒等人不断见面，了解情况。杜重远是张学良的好朋友，杨虎城和杜的这一段相处，使杜对杨虎城有了较深的了解，因而积极向张学良建议，力主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合作抗日。也就在这个时候，张学良的副官长汤国桢住在上海办公。汤对杨虎城的招待十分殷勤，使杨虎城感觉不安，遂命他的随行人员向汤一再感谢。汤说：“副司令(指张学良)要我以对待他的身份，来对待杨主任。”足见张对杨虎城的尊重，也反映两人的关系已达到相当密切的程度。
张学良办的边业银行的经理何松亭(共产党员，英国留学生)，一度来到西安。杨虎城原来派往英国留学的蒲子政、原政庭与何很熟，他们在一起探讨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联合的问题，并分头向张、杨联络。杨虎城还亲自接见了何松亭。这对加强张、杨的关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汉宸在给杨虎城送去《八一宣言》之后，很快就意识到加强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合作的重要性，为了加强抗日力量间的合作与团结，南把张学良在东北时期的老朋友高崇民介绍给杨虎城，担任张、杨之间的联系人。高同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一起，对沟通张、杨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还有王炳南。王到西安后，经杜重远的介绍结识了张学良，以后杨虎城又向张推荐了王。很快，王炳南便以他的才华和真诚获得了张学良的信任。从此，他长时间在张、杨之间充任沟通意见、传递重要信息的中间人。
经过这样的许多条线索，张、杨间的桥梁架成了，他们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随着形势的发展，二人思想上的认识日趋一致，由消除隔阂到初步交流思想，由初步交流思想到比较没有顾虑地谈论停止内战和联共抗日的问题。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中上层，随着接触和了解的增多，以及双方的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的疏通斡旋，情况也大为好转，基本消除了一度存在的对立情绪。特别是双方的进步力量在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已经结成团结和融洽的合作共事的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杨虎城和张学良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
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张、杨共同设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
加强部队抗日政治教育是张、杨两个部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十七路军原有一个步兵训练班(后期改为军官训练大队)，东北军有一个学兵队，除双方分头对这两个训练机构加强外，对于现任中下级军官也需要加以训练。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张、杨以仿照庐山军训为名，向蒋介石请准，设立了王曲(在西安南郊)训练团，张、杨分任团长、副团长。训练对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队现任连长至团长级军官，训练时间为两个月，每期五百余人，先后共办了三期。训练的目的是改造思想，准备抗日。每一期开始都由张、杨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并批判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以及抗日“准备论”等等谬论。对于联共问题，只向少数骨干加以说明，对一般成员只讲到停止内战为止。由于张、杨的躬亲领导，进步队长、教官的主持讨论，对于西安事变做了思想准备，更重要的是两个系统中的军官，相互有了联系。
一九三六年“两广事变”发生之后，张、杨就曾设想趁蒋介石应付陈济棠、李宗仁自顾不暇的时候，在西北举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并拟定了计划。当时，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都有密电分致张、杨，要求他们出兵响应，并有代表驻西安进行联络。杨虎城为此找张学良商议，二人决定：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大意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应集全国之力抗日，如再发生内战只能是手足相残，亲痛仇快，因此反对采取武力，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为避免暴露他们两人合作的关系，决定电报由二人分别发出，在文字上也要有所不同。如果蒋停止对两广用兵，他们则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共商抗日大计的主张，通电全国，争取支持，造成声势。如果蒋坚持内战政策，便出兵援助两广。大致是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由王以哲为军团长，沿平汉路南下；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由南阳向襄樊、汉口进发。东北军五十一军、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分别担任甘肃、陕西一线的后方警戒任务。
为此，杨虎城暗中进行了部署，准备行动。同时，派出蒲子政前往联络韩复榘、宋哲元，并取得了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保证。经过商量，确定了杨、韩、宋三方一致同意的六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释放一切政治犯；四、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五、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六、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此时，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要张学良前往南京参加会议。杨虎城鉴于形势紧张，建议张暂不要去。张则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到南京探察一下各方面的情况，并委托杨虎城视时机而动。张走后，两广方面屡电催西安方面行动。因张未归，同时因为蒋介石收买了余汉谋、黄光锐，两广大势已去，很快归于失败。利用“两广事变”达到停止内战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但在这一期间，杨虎城、张学良均已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了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反对内战、共同抗日，已成为三方一致的方针。剩下的问题只是实现这一方针的时间和形式了。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